作者：潼正桥
费元龙，浙江归安人，乾隆元年进士。先后任职四川成都和川北地区的知县、知州和知府。旋历云南两地知府、一地道台，其后相继升任湖北、广东、四川按察使，至通政司参政（三品官阶）。为官一方，造福庶民。作为一代名宦，费元龙事迹很多，这里我只说说他在潼川知府任上的一些故事。
（一）发入盐亭补知县，升迁潼川四品官
根据清代朝廷的任官回避制度，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或邻近地区任职，因此费元龙在乾隆元年中进士后，奉命远赴四川，补四川盐亭知县。费元龙发斥盐亭，仕途畅通。此后历任新繁县知县、成都知县、直隶资州知州、直隶绵州知州。
乾隆十九年（1754年）初春，费元龙奉命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知州任上赴三台县担任潼川府知府。
绵州到三台县城110里。费元龙遵例携带4名随从，纵马扬鞭，疾速南行。早上从绵阳县城出发，一路阳光明媚，春风和煦。三十九岁的费元龙正当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仕途又一帆风顺，前程无量，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好不惬意！
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潼川州改为潼川府，隶属四川省川北道。潼川府辖三台、射洪、盐亭、中江、遂宁、蓬溪、乐至、安岳八县。费元龙此时已有近20年的从政经历，由直隶绵州知州的五品官，升迁潼川府知府，从四品。
到知府任上将统领府属八县，责任更为重大。凡宣布朝廷政令，治理百姓，审决讼案，稽察奸佞，考核属吏，征收赋税等等，皆得尽心职掌。忆及这些，费元龙此时更是心潮澎湃，信心满满，一心想在潼川任上施展更大的抱负。
傍晚时分，费知府一行行至三台县城西郊五里之地，此处早有潼川府衙及三台县衙的官员迎接。因为巡抚衙门（省府）早已向潼川府下发过一份费元龙将赴任的“通知”（官方称之为“红谕”）。在“红谕”中已写明知府的姓名、籍贯、年龄以及长相等基本特征，并注明到任日期及当地应有的接待事宜。
在众官员簇拥下，费元龙从西门入城，向东行至石柱街（即今新西街）县衙。见县衙门前立一高大石柱，即下马绕盘龙石柱久久端祥。
三台知县黄家正整理了一番自己的七品官服，急步向前，满脸堆笑道：“多亏了这石柱盘龙，保了三台一方平安，多年来一直风调雨顺，没有水患。”费元龙笑道：“这个石柱上的盤龙雕刻得这般精细，栩栩如生，一定得益于能工巧匠。”
黄知县应声道：“费大人所言极是。这算得上是我们县的名胜啊！故有‘石柱盘龙镇梓州，凤凰展翅盖牛头，三台山上七星显，马跃岩前观鱼游’的美誉。”
闻黄知县此言，众人纷纷称是。欣喜之余，费元龙率性弃马步行，沿途观览街市。经石柱街东尽头北转，直至县城北边院府街的潼川府衙（其地址为民国时期川北盐务管理局，即今梓州国际酒店一带）歇息。
（二）遵循礼制接府印，敲锣击鼓谢圣恩
第二天，在府衙内举行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首先是接印仪式。前任知府系镶红旗的满人，乾隆十七年上任，现已因故离去。此时在府衙通判孙国杞的带领下，衙门中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执事，以及书吏、差役等，都按照品级、班次站好位置。潼川府所属八县的知县黄家正（三台县）、宋景涑（射洪县）、胡华训（盐亭县）、同保（中江县）、刘桐（遂宁县）、国栋（蓬溪县）、江伍图（安岳县）、夏玑（乐至县），则于大堂内两侧分座。一干人等，静候新任知府费元龙升堂入座。
费元龙身着鸳鸯补子（补子是明清官服上的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锦缎,绣上不同图案，以识别官阶品位）的四品文官官服，头上蓝色的“顶戴”朝冠上顶饰为柱式立纽，顶珠为青金石。费知府入座之后，府衙通判孙国杞恭敬地举起盛着府印的托盘，费元龙接过沉甸甸的府印，置于公堂案上。此时，费知府手抚知府官印，上承浩荡龙恩，心怀浩然正气，宣讲执政方略，展现胸怀抱负，欢迎同僚赐教高见，谦和得体，响应格外热烈。
接印仪式之后，费元龙在府衙、县衙主要官员的陪同下，绕衙门巡视一周，大体熟悉府衙环境。这个仪式被称为“兜青龙”。
费知府欣然看见，潼川府衙的建筑颇有恢宏气势。前面是一堵高大的照壁，照壁左右是栅栏式东西辕门。照壁朝北经过广场，相继进入大门和仪门，然后从大堂开始是三进式的四合院，靠游廊相通。中路院落有二堂、内宅、后照房（供内眷或佣人居住）等；东西跨院的厢房则包括花厅（宴会场所）、客厅、仓库，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的各办事机构等。
重要的仪式还有敲三绑、击堂鼓。在府衙大堂前，费元龙蓝色“顶戴”上的青金石顶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格外躍眼。此时，费知府向北面行跪礼，一跪三叩，意为叩谢圣恩。同时，衙役们发梆，第一次击七梆，其意为“为君难为臣不易”；第二次击五梆，其意为“仁义礼智信”；第三次击三梆，即代表“清、慎、勤”。此第二次、第三次击梆乃是清朝为官的“座右铭”。
三梆敲过，再击堂鼓。一击三下堂鼓，表示“奉圣命”，二击四下堂鼓，表示“叩谢皇恩”。至此，费知府就任的基本仪式终于完成。
费元龙到任后，首先是了解此地的政情民情。于是，他立即做了几件事：
其一，拜谒孔庙。亲率府衙的主要官员，到县城东南的文庙祭拜。在大成殿跪拜孔圣人，表示自己上敬天，下敬地，向天发誓自己是皇帝派来为百姓主持正义，以此彰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其二，清点人员。府衙中六房、差役、书吏均有固定人数，且都是记录在案的。知府对照名册清点实际人数，检查是否存在吃空饷的情况，掌握府衙官员差役人事状况。
其三，排查账目。盘点前任知府留下的银库、粮库、料库，确保与账目上的数字相符，亲自到各库中详加复核，避免被书吏欺瞒。
其四，与府衙和府属八县的主要官员交流沟通，进行感情联络，以保证政令通畅执行。还专程到石柱街三台县衙参加三台知县黄家正组织的名望人士欢迎恳谈会，与当地的士绅互换名帖。
其五，巡访街市。遍查集市，了解商情、民情及百姓生活状况。
费元龙通过巡访得知：潼川府经济发达，物丰民富。而三台县是川内第二大城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贾聚集，市场繁荣。交通方便，东临盐亭、南延射洪、西连中江、北达绵阳，是重要的水陆码头，特别是水运发达，物资由水路船运经涪江可直达合川、重庆。三台县城南门外的水路码头显现的一片繁华景象，更令费元龙印象深刻。
费元龙还到南门外寻访声名远播的潼川豆豉作坊。
这家豆豉作坊是从江西移民到三台的邱氏家族在半个多世纪前创建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潼川知州郭壮行曾以潼川豆豉作为贡品向康熙帝敬献，得到嘉赏。从此，“川菜之魂”的潼川豆豉被列为宫廷御用珍品而名噪京都，进而逐步为全国知名。
费知府早年初任盐亭知县时就已经熟知，潼川府的盐亭县，乃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元妃——华夏母亲嫘祖的出生和归葬之地。嫘祖发明“养蚕取丝”并授之于民，因此盐亭也被誉为“华夏母亲之都、世界丝绸之源”。
盐亭丝绸远销西域。他还知晓，府属蓬溪县的仙桃历史悠久，早在唐朝时期，就曾以寿桃作为皇宫贡品，清朝时期改种为八仙桃，深受上层社会青睐。凡此种种，使费元龙受到极大鼓舞，决志要在潼川府任上为民造福，有所建树。
让费元龙深感欣慰的还有，潼川有着悠久而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早在唐代，杜甫寓居梓州（三台）一年多时间，在这里创作了一百多首不朽诗篇，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尤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特别著名。
除了城东的杜甫草堂遗址，为了纪念杜甫，明代曾在牛头山上建有“杜甫工部纪念堂”。李商隐在梓州任东川节度使判官时创作的《夜雨寄北》，唐代之后在世间广为传颂。王勃、陈子昂、李珣、苏轼、薛涛、元稹等众多文学大家，都在这里留下文化烙印。因此，潼川（梓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但是，当费元龙巡视文庙时，却发现府县合一的官学每年招收的学生竟只有十多人，且教学层次较低。他感叹府衙之地，没有书院实为憾事。费元龙深感潼川府应让这种历史文化传承，历久弥新。应当提高学校教育层次，启迪民智，教化民风，提升潼川地区文化层次，为朝廷贡献人才。于是，费知府决意吸取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创建一所正规的书院。
（三）亲力亲为筹善款，带头捐资建书院
费元龙上任仅仅一个月之后，就召集潼川府通判孙国杞（辅助知府政务，分掌粮、盐、都捕等，正六品）、潼川府教授（乾隆二年将学正改为教授，是府里专门负责教育事宜的长官，官职正七品）邓作弼、潼川府经历（乾隆二年由吏目改为经历，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从八品）吴敬、三台县知县黄家正（正七品），商讨潼川府的施政方略。在会上，经反复筹划，责成通判孙国杞、教授邓作弼、经历吴敬三人规划兴建书院事宜。
不日，他将属下及士绅豪门召集到府衙，阐述创建书院的大义，并由府衙通判孙国杞讲解兴建书院的规划。与会人士听闻规划中庞大的预算，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出席会议的一名老者曾跟前任府衙通判方可式稔熟，他曾从方可式处得知：在三台城南郊野120里“龙台寺之旁麓，有用古木二千余株，大可为材”。山上寺院僧人言之，古木为寺院所有；附近乡民却执意属祖上先人所植。“寺僧与乡民争讼久不决”。双方相持不下，当时的潼川知府王汝治判决将古木全部充公。乾隆十六年（1751年）县里修建“奎星阁”用掉少部分木材，剩余的古木堆砌在山麓。后因王汝治调离，无人顾及此事，“寺僧乘隙盗取”，又被“无赖者伐卖一空”。
费元龙闻言，勃然大怒，立即责令通判孙国杞派人追讨。清理结果，“追其值得（银）七百两”。
为了募集资金，费元龙首先带头将自己一年的俸银105两悉数捐出（雍正之后，官员的收入包含俸银、俸米加养廉银；他仅留下俸米和养廉银以为生）。他要以自己的行动作示范，带动地方绅士富豪和各级官员向书院捐资。你想啊，一个来自浙江的外地人费知府，为了给潼川地区创建书院而慷慨解囊，作为本地人的官绅富豪，如果仍然无动于衷，情何以堪！于是纷纷解囊，“又集得数百金”。
有了资金后，便在县城东门内购买了一块地皮，位置邻近“草堂寺”的东边；再动员“草堂寺”捐出部分相邻地皮。这便是书院地域的雏形，也就是现在三台中学东边的那一部分地域。费元龙又从当地绅士中选择热心干练的人，主持建造书院。经过筹划、设计、备料、施工，共建房舍43间，房舍之间配以游廊相通，院内栽花种树植竹，周围再建围墙。历时七个月，终于大功告成。又将宋代大儒学家胡安定的遗规“经义治事”四个字，刻以匾额悬挂于“讲堂”大门之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这个讲堂尚存）。
后来又购置了学田数处，“岁可获息百余金”。终使书院添置设施以及支付老师薪酬有了经费的保证。
因为书院与涪江对岸东山上的文峰塔遥遥相望，于是取名为“文峰书院”。（后来，为纪念杜甫曾在此处寓居，于乾隆四十一年即1776年，将书院更名为“草堂书院”。）
（四）书院落成释菜礼，知府训勉众儒生
文峰书院落成时，举行了隆重的释菜礼。释菜礼是历代所有官学和私塾“尊师重教”的重要礼仪，以菜蔬设祭，为始立学堂或学子入学的礼节。
按照常例，清代学校于每年四个仲月的朔日举行释菜礼。因此文峰书院落成的首个释菜礼便定在乾隆二十年即乙亥二月初一（1755年2月25日）。费元龙亲自出席了文峰书院首次释菜礼典，并于典礼中训勉书院诸生。
在文峰书院宽敞宏伟的讲堂里，北墙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巨幅画像，画像前的三张供案铺设着红色的桌布，正中一张供奉着先师孔子的牌位，左右两张桌案上供奉四配（亚圣孟子、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宗圣曾子）的牌位。孔门十二哲神的牌位则分别设置在讲堂内东侧、西侧的四张供案上。
释菜礼的“主献”（主祭）由主管教育的潼川府教授邓作弼担任，“分献”（陪祭）官则由三台县训导张玉柱等两人担任。司香、司爵、引赞、通赞由肄业诸生担任。主献、分献着官服，诸生着吉服。祭品有香、烛、酒、果（枣、栗），供祭于先师孔子、四配及十二哲神的牌位前。
仪式由“通赞”（司仪）主持。通赞高声颂（通“诵”）：“排班！”班齐。再颂：“跪！叩！兴（起）！”参加祭祀的全体人员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各复其位。主献官在“引赞”的引领下，先在“盥洗盆”洗手（以表洁净和心诚），再到“酒樽”处让负责樽酒的“司樽”将酒樽入酒杯中，“司樽”执酒杯，随主献官、引赞一同前往供桌前祭祀。其后，再由分献官祭祀东西两侧的十二先哲，程序与主献相同。紧接着通赞带领祭者及诸生齐声诵读《陈蔡绝粮》（《孔子家语》卷五“困誓”第二十二）：“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诵声宏亮，响彻堂宇，余音回旋，缭绕脑际。
通赞颂“礼毕”，祭祀结束。
书院学生列队等待知府作训示。费元龙笑逐颜开走近学生队列，向前排学生一一询问姓名和家住何处，现场原来的肃穆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费元龙和颜悦色地勉励大家勤奋学习，早日功成名就，荣登黄榜。
书院开办后，费元龙还经常亲自到书院为学生讲学、辩经，与诸生指授文义。
（五）书院蜚声府内外，道台专程赴潼川
学生经过一年学习之后，乾隆二十一年春（1756年），书院学生考取廪生4人（相当于现在本科学力，可以获得生活补贴）、补博士弟子员17人（相当于现在高中学历）。引起了全府八县的轰动。
喜讯传至府外，反响强烈。刚到阆中上任川北道道台的刘益闻讯后，带着一干人马，专程从保宁府(治今阆中县)动身，经南部、盐亭，历时三天，赶往三台县巡视文峰书院。（“川北道”是四川省府的派出机关，当时管辖保宁府、顺庆府、潼川府三府。）
刘益到达的第二天，在费元龙、邓作弼（潼川府教授）、吴敬（潼川府经历）及三台县知县黄家正陪同下，前往城东文峰书院巡视。消息传出，全城沸腾，街道上顿时挤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一则是想观看新上任的正四品道台刘益刘大人的风采，再则是为文峰书院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鼓舞和自豪。
文峰书院的山长（即主持人，也叫掌教或主讲），姓蒲，是个举人出身，大家尊称他“蒲孝廉”。在山长蒲大人的带领下，书院全体师生均着盛装，早已在书院门前列队等候欢迎刘道台了。
刘益刘道台进得书院，费元龙陪同刘大人一边巡视，一边讲解书院的创建过程，谈笑风生。刘道台饶有兴致地边问边听，观赏着书院的布局和园林，连声称赞道：书院“规制轩朗峻整，门庭堂奧，焕然一新”，“莳花种竹，以佐明窗，清玩兼有园林之胜”。并谓费云龙“郡守归安费君之力而特著”，功不可没。他还特别赞道：短短一年时间书院取得这等优异成绩，已“一时传为盛世焉”。在热烈的气氛中，刘益还称赞学生道：“咸彬彬有儒雅风，斯固山川之钟毓，光启文明。”
道台刘大人心情甚是高兴，回到潼川府衙，当天晚上就乘着兴致，挥毫疾书，作《文峰书院记》一文。此文记述了文峰书院经费筹措及兴建过程，用浓烈的情感，如数家珍般地描述书院内的格局、碑亭及屋宇数量等。该文后来刊载于乾隆版《潼川府志》卷十二《政事部·书院志》和嘉庆版《三台县志》卷之二《学校·草堂书院》，从而留芳于后世。
我曾拜读这篇感情洋溢笔墨酣畅的佳文，感到文章特别翔实生动，让我们在260多年之后仍能端详文峰书院当年的风采和盛况，我仿佛也置身其境。作为从文峰书院传承下来的三台中学的学生，此乃今生之幸事也！
（六）仕途顺畅至三品，流芳悠悠堪俊杰
费元龙任潼川知府三年多时间，为潼川百姓做了大量的善事。比如他还在三台县文庙内主持兴建了文昌宫，修葺了奎星阁，以此进一步提升潼川的文化环境和氛围。
乾隆二十二年，其父去世，费元龙从潼川知府任上回家守孝三年（这在官场被称为“丁忧”）。丁忧结束后被调往云南，先后担任临安、昭通两地知府，后升迤西道道台。其后升任湖北按察使（两年）、广东按察使（三年）、四川按察使（两年），最后回京城担任通政司参政（两年，三品官阶）。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告老还乡。
我还得补叙一笔。费元龙在潼川任知府之前，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在直隶绵州任知州时，曾兴建涪江书院。可见，他对书院建设的格外重视。据《直隶绵州志》卷三十七·政绩·费元龙条目记载：四川“督学使者葛竣起宿绵涪江书院，曾诗云：‘绵州自古声名地，风教于今久不振，贤牧独能宣化育，诸生幸得荷陶甄。轶群器量须宏远，华国文章贵雅醇。使者輶轩偶驻此，蕉窗喜见一时新’。此后士林传诵此诗，愈念费公不忘。”
潼川百姓对费公的敬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是：一代名宦费元龙，俊杰流芳长悠悠！
【注】本文里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依据《归安县志》、《直隶绵州志》、《四川通志》、乾隆《潼川府志》、嘉庆《三台县志》、《光绪新修潼川府志》、《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2册，页126）等资料。文中插图除两幅地图之外，均为网上下载，并非潼川历史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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