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览韩愈的《师说》一文，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李家的孩子名蟠，十七岁，喜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通览学习，不受时俗的拘束，求学于我的门下。我赞许他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下《师说》这篇文章来送给他）。”
其中的“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这似乎是交代了韩愈写作《师说》这篇文章的思想动机了。其实不然，这仅仅是韩愈的托词而已。
其中的”时”即为世俗、习俗。亦即当时士大夫阶层广泛认同的“以师为耻”的愚昧陋习。作者以表扬李潘“不拘于时”为前提，展开对世俗偏见的抨击和讽刺，这才是作者写作《师说》的真实意图。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唉！古代从师学道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也是很难的啊！）”然后作者举出针砭时弊的例证：“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士大夫爱惜他们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羞耻，这真是糊涂啊。）。”这是士大夫阶层多么愚昧无知的风气。
然则，“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通过前后两个事例的对比，尽显士大夫阶层的愚昧。探究前者“以师为耻”的思想根源，不外乎是由于爱慕虚荣和浮夸做作之风所导致的：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唉!古代那种跟随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在这篇《师说》之中，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两个事例的对比作用。其中的后者不外乎是来自于“布衣”底层的贫民百姓。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学习和掌握了某个行业门类的手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向同行业的人们请教和交流。
相反，那些不为生活所迫，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之族”，却俨然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由此作者慨叹曰：“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说到底士大夫阶层的人们，之所以落得个“今其智乃反不能及”的结果，究其思想根源不外乎是追求自命清高，爱慕虚荣，看不起不如自己地位的那些巫医乐师和百工布衣。
在韩愈看来，“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从师之道，之所以很难恢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社会的浮夸和虚荣之风所导致的。而这些士大夫阶层的人们，他们自以为已经是饱和诗书，可以居高自傲的了，也不必向不如自己地位的即使是人家怀揣绝技的人学习了。
《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浮躁、虚夸和自以为是的习俗，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韩愈提出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从师之道”：
首先是“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而不是用来居位自傲，漂浮夸大和爱慕虚荣的；
其次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为师的，只要你在某些领域具有独到的认知能力，我们即可以拜你为师。这当然要排除那种自命不凡、装模作样、狂妄自大而实际上并非是真实知晓的人；
第三是“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就没有地位的高低和贵贱，年纪大小之分了，只要是道理存在的地方，那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老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方面他就是我的老师。
所以，作者在文章接近结束时重申孔子之道：”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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