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戛纳刷屏了。
我知道你大概不怎么关心这个奖，但也不至于没一点耳闻：
韩国人在戛纳又爆了。
朴赞郁，拍《老男孩》的那位，凭新片《分手的决心》拿了最佳导演奖。
宋康昊，靠一部《掮客》顺顺当当地领了个影帝回来。
赢麻了？小弟上位了？
我倒是觉得，这反而是必然。
如果时光倒流二十年，我们打死也不会想到，现在聊起电影，居然会频繁提及两个国家：越南，以及韩国。
一方面，越南人推行了分级制度，另一方面，韩国人再次引爆戛纳，指向的却都是同一个词：
审查。
有人说，如果没有审查，登顶的或将是我们。
真的吗？
不过，这话倒是颇为符合国人的假想。
常常，我们将电影的颓败归咎于审查，这个靶子即便误伤，也会觉得“活该”；常常，我们也将韩国电影的崛起归因于审查，念念叨叨一句话：韩国人真敢拍。
问题是，“外力”干扰这事，韩国未必没有。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韩国前些年传说中的一张“黑名单”：那一年《韩国日报》爆出消息，有9473名演艺界人士被当局封杀。
9473名！这里面，就包括昨日刚刚拿戛纳大奖的朴赞郁，以及宋康昊。
封杀的原因很明确，基本上是政治站队，或者做了些让当局不满意的事。
封杀的手段也没那么夸张，大抵是政府在资金或者协助拍摄方面的不支持。
简单来说，“意识形态”问题。
影响也是确实的，即便是“国民演员”，宋康昊自2014年到2017年这几年间，上映的电影仅有两部。
而之前，光是2013年，他便有三部电影上映。
不仅如此——2013年，韩国电影的票房冠军是《七号房的礼物》，亚军是《辩护人》，催泪的背后是现实与历史。
2014年，韩国电影的票房冠军是《鸣梁海战》，亚军是《国际市场》，民族尊严的主旋律开始抬头。
这其中的变化一目了然。
所以啊，哪有什么“什么都能拍”，电影总是会被政治左右的。
那么，韩国电影何以至此？
我以为，还是在“开放”。
韩国电影，甚至韩国演艺圈的开放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很多人会提起防弹少年团，一个毫无疑问的文化现象。
也有人提起《鱿鱼游戏》，风靡整个世界。
它们的背后，其实是合作，是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是走出去。
不可否认《寄生虫》拿到奥斯卡是一种公关的角力，但整件事情的前提是，他们有着公关的决心和动力，而不是把这件事当成顺带讨个彩头。
也不可否认是枝裕和拍《掮客》的理念和我们的市场一样，是拿来主义，但你猜，为什么《圣殇》导演金基德的华语片《无神》《七号房的礼物》导演李焕庆的华语片《非常父女档》都早早没了下文？
请进来，走出去，真的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画饼是充不了饥的。
当然，或许你也不屑一顾：
我们祖上也阔过。
于是时光被悄悄拉到22年前，那一年，姜文的《鬼子来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杨德昌靠《一一》拿了最佳导演，梁朝伟则凭借《花样年华》过了一把影帝的瘾。
看起来，那一年在戛纳，我们比今日的韩国电影更威风。
还不止。
那一年我们还有《卧虎藏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华语片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那一年我们还有《枪火》，杜琪峰开始收获来自全世界的拥趸。
你说陈果拍了个豆瓣8.5的《细路祥》？叶伟信拍出个豆瓣8.2的《朱丽叶与梁山伯》？抱歉，光环之下，他们只能是小透明。
这是2000年，新世纪的开始。
不过残忍的是，我们以为的开始，却成了绝唱，开局一对2，随即便是各种糟心的十三不搭。
最后，我们的电影索性下了牌桌。
可惜吗？
有人表示无所谓。
不好意思，我们还是要拿吴京的话来举例，毕竟这句话，代表着很多人的心声。
当年《战狼2》票房火爆，有人质疑其99%是来自内地这样一个单一市场，结果吴京回怼：
所以呢
不是钱吗？
言辞之利，我也险些心潮澎湃腺上素激升。
单论票房收益，吴京的这番回答确实没什么错。
只是，经由不断地传播与发散，似乎出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提问者背后的逻辑的是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走不出去，而回答的方向却是不走出去也能活命。
文化层面的问题，却给了经济层面的答案。
问题是，你聊《鬼子来了》，聊《一一》，聊《花样年华》，你会聊到它们到底产出了多少票房吗？
但态势总是如此。
单说戛纳，上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还是《南方车站的聚会》，2019年，颗粒无收。
上一部获奖的华语片则是2015年，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
说实话，我们与这个世界脱节已经太久了。
或许是内地市场确然繁盛，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票房神话，但物质的繁盛带来的同时也可能是自大与自傲，是掉进金钱怪圈里的睥睨天下。
我们以为已然拥有了物质的真理，却不知，当我们在沾沾自喜与固步自封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对抗，于是继续固化。
于是，我们逐渐走到了一个真空的边缘。
当然，艳羡，抑或怀旧，都是人之常情，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糖吃，总免不了怀念一下自己曾经“锦衣玉食”的岁月。
只是这怀念，或许也是一种不安。
还记得也仅仅是两个月前吧，肉叔无所事事穿梭在各大影院，看着那份冷清也曾忍不住讥笑：靠这些新片想要把观众拉回影院，简直是痴人说梦。
可两个月后的今天，我甚至找不到任何去影院的理由。
是我们没片可放吗？恐怕不是，就拿那些非商业的，拖了许多年的电影来说，我们有徐皓峰的《刀背藏身》，有张猛的《枪炮腰花》，有《不休不止》《恋曲1980》，还有叶京的所谓的往事三部曲……
这个片单可以拉得很长，也可以拉得很远。
或许，我们不是没有，而是被困住了，困在一个不明的时空里。
同样，你会说，我们没有新导演吗？
毕赣、魏书钧、刁亦男、李睿珺……
然而，今年明明有刘健的新片被戛纳电影节公布为“惊喜影片”，却最终也无法成行，不管你有没有资历，也不管你多么年轻敢为，结果都是一样。
难怪一位在好莱坞大厂工作的朋友忍不住愤懑了起来：
“他们不在乎行业。”
但我想，倒未必是不在乎，而是我们用错了方向。
一个很怪异的现象是，我们常常在轻视电影的同时，又夸大了电影的作用。
譬如，我们常年不在意电影是否真的具有竞争力，每年的奥斯卡，更重要的作用仿佛只当做一个宣讲的舞台。
又譬如，我们过于要求电影要五讲四美三热爱，仿佛人类的美好与罪恶，与电影都脱不了干系。
说到底，我们赋予了电影不该有的教育意义。
当任何一样东西被赋予了额外的教育意义，它就只能是死板的：不能展示暴力，不能展示阴暗，不能展示情欲……总之就是，不能描摹现实。
于是，留给我们的选择，便很小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失去了所有的信心。
只是——当我们不停地在怀旧，是否又意味着我们已经默认了现实？
一如这段时间，崔健，罗大佑……这些曾经的偶像一个个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高歌，恍惚会让人觉得，这仿佛是一次集体的，黄金时代的告别：
或许我们不会再见。
在这里，彼此道一声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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