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善之县
——饶阳人的本质特点之一
文/何同桂
拍摄/路进杰 饶阳微发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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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同桂，一九五二年生，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饶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人大副主任、作协主席和衡水市作协副主席、孙犁研究会副会长、诗词协会理事等。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多万字，出版诗集《案牍余韵》《土屋杂咏》，小说集《芝麻花》，散文集《榆钱的回味》《土味人生》，记实文学《孙犁在饶阳》等。）
大概是前年秋天，做为文化建设的内容，县委要提炼几句话来表述饶阳人文精神，有关部门几经酝酿，初步拟出的几句是“坚韧纯朴，崇信尚义，重文尊商，敢为人先。”可能是出于慎重的考虑，县委主要领导把有关材料批示我“认真斟酌推敲一下。”
各地积极倡导人文精神，提出自己的口号，近年时有所闻。此事虽有意义，但做到明确精准各具特色却并非易事。例如老幼皆知的北京“八字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如果放在其它地域和城市，好像也基本适合。可是要都套用类似词语，却又难免千篇一律，失去了倡导地域人文精神的作用。推而广之，比如广州和深圳同为开放尖端城市，其表述怎样有所区别？如果很少区别又怎样体现特色？我想，做为一个县域的人文精神，既要考虑历史传统和现实要求，又要体现一种号召和导向。所以我反复默念这几句话，认为都是正确积极无可挑剔的，但反复推敲又觉得还似乎缺少点什么。后来我思索了很久，突然想到应该添上“善良”两个字。对，就是善良。
说到善良，我首先想到饶阳人多年引为骄傲和自豪的两张名片。第一是古代的毛苌，第二是现代的耿长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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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传诗，彪炳史册，泽被千秋。传诗之地就在饶邑，此事史有记述，无可置疑。古籍《太平寰宇记》载：“毛苌饶阳人，今有毛宅犹存。”《深州风土记》载：“毛苌宅在今诗经村。”而清乾隆《饶阳县志》更明确说：“毛苌宅在今饶阳诗钦村，村南有台，名诗经台，相传是当年毛苌讲经之台。”并说：“墓在今饶阳县南师钦村。”但为什么毛苌远途跋涉辗转奔波最终却落户饶阳，却并没见过更加详细的史料记载。我听到和看过一些毛苌的传说故事，那是后世出于敬仰推崇而进行的编排演绎，内容也大多属于发奋苦读，教书助人之类，并不见如何落户饶阳的痕迹。我翻阅过不少介绍毛公传诗的文字，只从刘文英、肖献法的文章中看到了几句较为具体的叙述：“毛苌把叔父安葬好，肩负着传播《诗经》的重任，独自来到原赵国都城邯郸……因不好存身，折而向北到了古中山国境，也未能找到理想的落脚之地。于是他乘船沿滹沱河东下，途经隶属赵国的饶邑（饶阳），见这里水草丰茂，池荷绽放，景致迷人。同时，新建的饶阳县城成了齐、晋、赵重镇，既有燕赵之风，又有齐鲁之习，文化底蕴丰厚，人民安居乐业，毛苌决定在县城东六公里处莲花泊北边的荷花坑小村住下。该村民风淳朴，尊贤纳士，接纳了这位年轻之人。”这一“接纳”就给肩膺重任、壮士未酬的青年经学大师找到了一个支点，这一“接纳”就给中国古典文化的大旗固定了一个基座，这一“接纳”就使代表中国古老文明的《诗经》流传于世，使这条健康、明净的精神河流浩荡千年，至今和永远滋润着亿万国人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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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谙史学，没做过缜密求证和考据。我只是个业余文学作者，却喜欢放飞思绪去推测和想象。每当看到相关的资料，我总在揣测和想象这一“接纳”时的景象和情节。毛公返鲁，是在各地周游留驻无望的情况下决定的，因为齐鲁是他的祖籍。而他羁留饶阳，则完全出于偶然因素。我想当时或许有好多种可能，有时脑海里还会幻化出一组组清晰的画面和镜头：一是毛公的小舟顺流而下，到饶境时因多日奔波突患旧疾，进村寻医问药，恰遇善良中医施以援手，望闻问切，给予偏方药石，使他转危为安；二是因舟中柴米不济，之后驻舟停泊上岸求助，而村中老妪少妇急人所难，先捧热饭干馍予以充饥，又倾其所有剩余米面慷慨相赠。三是见此地景色秀美，想上岸了解风土人情，每到一家皆感到乡亲们对读书人的尊重，因之深深依恋这方风水宝地。当然，类似可能也许还有十种八种，而每一种在编排棉花糖电视剧的导演手里，都能搞出几十集长篇巨制。但这些幻化和猜测的情景，从历史的结果来看，无论哪一种都是符合逻辑的。《诗经》真实反映了周朝前中期的社会生活状况，按著名学者余秋雨的话说，从书中可以“闻得到稻麦香，听得到虫鸟声。”毛公聪颖绝伦，人情练达，独得《诗经》精髓，自然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十分敏感。他长期颠沛飘零，频遭冷落，困顿危厄，无枝可依，即使回归故里也是吉凶未卜，此时突然发现了饶阳这块热土，强烈感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温度，所以毅然中止还乡之旅，决心扎根饶阳，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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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代表世界四大文明的四部诗集，无论是古巴比伦的《卡尔伽美什》，还是古埃及的《亡灵书》和古印度的《梨俱吠陀》，皆毁灭失传于战火、动乱或灾荒，唯有中国的《诗经》，在秦皇焚书坑儒以后，能够绵延不断，皆赖毛公所传之功。而假设没有饶阳人的“接纳”和救助，他很可能会死于灾荒或动乱之中，也可能丧于贼盗或官府之手，后果实难预料。所以说，《诗经》得以传承，饶阳人的善举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幸运，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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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耿长锁。
耿长锁是著名劳动模范，曾被毛泽东誉为群众信赖的“领袖人物”，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着可供学习和借鉴的典型作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供职县委宣传部，常去五公采写稿件，但总没机会采访耿长锁。那时中央和省市新闻部门的大秀才们总是成群结伙拥来五公，成天追着老耿，或询问情况，或探讨问题，或拉关系，或探口风，想在他身上获得新闻线索。我不爱凑热闹，就挑拣一些边缘题材，如民兵营和理论组活动、青年团和妇联会动向之类。1976年春，省委要搞“农业学大寨展览”，全省22个大寨县在省展馆各设一展室。当时的衡水专区只有饶阳安平两个县，县委派3人赴石筹备，指派我起草展览大纲和版词。第一次筹备会上省委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就要求总结“五公精神”。为此，我往返两次向县委汇报，最后定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四句。现在看来，前两句因时过境迁早己不合时宜，后两句则和现在总结的“耿长锁精神”尚能契合。虽然那次展览到粉碎“四人帮”也没完成，但我却集中读了不少五公的资料，增加了一些对耿长锁的理解。当时那些宣传五公的文章和剪报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印象，而1963年出版的《花开第一枝》中刘真写的《母亲》，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耿长锁形象。这篇报告文学记述了长锁夫妇带合伙组收养四个孤儿的动人故事。1947年这4个孤儿大的才十二，小的只有六岁，在当时家家缺衣少食的境遇下，耿长锁却毅然叫互助组收留了他们，那是何等的襟怀和勇气。书中写到孤儿李转儿和坛子的老姑：“直奔耿长锁同志的门口，见了长锁，还没说话，先哭了，话，不好出口，可不说又不行。‘把那两个苦孩子，交给组吧。地，叫当家子叔种了一年，打的粮食不够吃，差得多呢。两个孩子要受罪哩，要毁咧！’长锁心里很难受，可是，怎么回答好呢？大伙办的组，不能一个人做主，他说‘好！我们商量商量！’老姑一把抓住耿长锁的衣服，‘不！不管你们商量不商量，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这就算是把人交上咧！’不再等回答，她转身哭着走了。”而孤儿秀英和孟杰的姥爷，则是“颤抖着弯曲的双腿，一手拉着十岁的秀英，一手拉着六岁的孟杰，三人往长锁面前一站，老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顺着那深深的皱纹，往下流，往下流。不用问，长锁全都明白了。两个孩子那白白的孝衣，说出了他们的不幸，长锁接过两双小手，紧紧握着。”读着这几段不加修饰的文字，我几次感动的热泪盈眶，甚至现在誊抄时还不得不摘下泪水迷蒙的花镜。当时的耿长锁没有拍胸脯承诺什么，只是沉痛地对大伙说：“祖祖辈辈，咱们受苦受罪，自个没有办法克服困难，大伙才办了组，共产党救了咱们，现在又有孩子遇到了难处了，怎么办？”“就是再把稠的换成稀的，也要把孩子养大！”合伙组收留四个孤儿之后，耿长锁夫妇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家的孩子，不仅挂念穿衣吃饭，缝补洗涮，房子漏了去修补，大灾小病请医生，调皮打架去调解，婚恋大事当参谋，直到四个孩子顺利成家，过上幸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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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积善成德，行善即是积德。我们常说真善美，真善即是大美。过去老百姓走投无路就祷告“大慈大悲活菩萨”，现实中甘于吃苦受累乐于助人的人，即可堪称菩萨心肠。前几年涌现的林秀贞，因无偿救助弱势群体名声鹊起，曾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这样的善举，耿长锁七十多年前即付诸行动，而且那时他自己尚过着衣食不济的日子。我想所谓的“耿长锁精神”，也应体现和包括他这方面的人格特质。因为政治云霓的浮光掠影淡去之后，留在人们心中的英模人物就只有他的人性底色了。在我想来，成立土地合伙组的初衷，也是为了互相帮助，大家推让耿长锁挑头，也是因他正直无私，敢于担当和乐于助人。按耿长锁的秉性和为人，即使没有合伙组，对濒临绝境的孤儿也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只要力所能及，他会随时对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这里我举个亲耳所闻的例子。耿长锁早年常到大送驾庄赶集卖绳，来回恰过固店村我一个亲戚的门口。这位亲戚虽然穷困，但也好客，所以耿长锁常在他家门洞歇脚，俩人脾气对路，义气相投，可算旱烟热水的贫贱之交。这位亲戚也是革命家庭，一个儿子牺牲在进军东北途中，一个儿子南下到了广西。因老年思子，七十年代他想把广西的儿子调回身边。那时县里安排困难，他反复考虑后想到了耿长锁，就叫孙子使驴车拉着去了五公。虽己几年不见，但老耿却不忘旧交，十分热情，不仅在家摆酒相待，还爽快地答应帮忙。老耿从不利用影响给家属子女办私事，这在全县尽人皆知，但却为这个亲戚给县委打了招呼，而县里立即就给广西发了商调函。虽因对方的缘故未能调回，但这个亲戚却感激了一辈子。他九十多岁重病时我去探望，听说我从五公下乡赶来，他还很清醒地说：“五公的长锁是个好人，厚道！”
这个亲戚，是我岳母的老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说起饶阳人的宽厚善良，很多在这里工作过的干部几乎众口一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受命撰写党史，我走访过近百名在饶阳战斗过的老同志。谈起饶阳的乡亲父老，他们都是满怀深情，唏嘘不己。尤其是几位高级干部谈到对饶阳群众的评价，使我深受震撼和感动。长期担任河北省书记的林铁抗战时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建国前带领冀中区机关一直驻在饶阳。五公村的互助合作之花，就是在他呵护浇灌之下徐徐绽放的。我们找到他时已经身患重病，口不能言，从不会客。听说饶阳来人，他却马上授意让进客厅，夫人弓彤轩亲自斟茶倒水，递烟送火，并一再打听饶阳的情况，深情地说：“要没饶阳，我们这些人，兴许早死过几回了！你们一定代我和林铁同志把谢意带回去。”罗玉川抗日时任冀中区行署专员，后任国家林业总局局长。我们找他征集资料时，他动情地说：“谈起饶阳话就多了，我要认真梳理梳理。你们先给我谈饶阳现在的情况，我再给你们谈自己的经历。”他不顾年老多病，和我们座谈整整两天，期间还叫家人给我们包了饺子，拿出珍藏的茅台相待。陕西省人大副主任余明（原名孙书兰，是现任政治局委员孙春兰的本家）不仅在家中热情招待，还叫夫人刘挺自费陪我们在西安游览参观，转遍了乾陵、茂陵、华清池、贵妃墓、兵马佣、大雁塔等著名景点。刘挺同志也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一路反复说：“饶阳人民培养了我们，掩护了我们，我们也要回报饶阳人民。”他们把对我们的照顾当作对父老乡亲的回报，实在受之有愧，尤其我这样的后生晚辈，自然更是受宠若惊。后来余明夫妇回到饶阳，我赶到招待所去看望。那时天气已热，房间也没空调，刘挺挥着一把大蒲扇，一见面就亲昵地用蒲扇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想你一定会来看我的！”然后对陪同的老同志们说：“这小人儿蔫蔫乎乎挺实在，是咱们饶阳人这脾气！”我不知说什么，只是连连表示：“有跑腿儿的事你们就说！”也是天缘凑巧，他们生前曾留下遗嘱，要把骨灰洒入滹沱河故道。两位老人去世后陕西人大来函要求协办丧事，当时我恰在县人大工作，有机会全程参与此事，也算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余明夫妇都是饶阳人。他们和耿长锁一样，是饶阳优秀人物的代表。他们不仅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也为饶阳人赢得了善良宽厚的美名。建国后，随着干部管理制度的变化，很多职务需要异地安排，一些重要岗位则多是外地干部。我曾常年在县委、政府做着秘书的角色，所以也近距离接触过很多外籍干部，有机会听到他们对饶阳人的评价和议论。记得有个屡任要职的老领导，有一次就深有感触地说：“我待过的几个县，××县人最次，饶阳县人最好！你们这个县，连文化大革命都没人楞折腾。”我想，要说哪县“人次”似有不妥，要说饶阳人好，那肯定是他的肺腑之言。即以文化大革命而言，饶阳的稳定在全国也屈指可数。文革时期是人性恶的一面暴露最为充分的时期。周围很多县份武斗激烈，两军对垒，抢枪造炮，血案频发，而饶阳则基本没有大的动乱，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也能维持。说到饶阳人在文革中的善良宽容，人们总是津津乐道那次安国造反派的抢枪事件。那次安国县号称“尖刀”的战斗队夜袭饶阳武装部，想抢夺武器弹药。武装部事先获知情况并做好准备，居高临下对汽车上的造反队伍实施了包围，如果一声令下，就会造成一桩大规模血案。但现场指挥的老政委却冷静地命令对天鸣枪示警，放他们安全撤回。这些冒险抢枪的人多是十几岁的学生，如果知道是饶阳的老政委救了他们一命，不知他们会做何感想？我前两年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老政委，心想，如果面对侵华的日军，他是毫不犹豫绝不手软的，但他面对的是一群狂热无知的学生。虽然这些人是在作恶犯罪，甚至会威胁自己的安危，即使给予严惩也属正当合理，可他还是大度地给予了宽容。饶阳人的大善之心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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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一个地域，如果普遍博得“善良”之名和“人好”之誉，那绝对来之不易。这里既体现了多年的积淀和传统，也饱含了历代人的努力和牺牲。这种牺牲，不仅仅是财富和精力，甚至是奉献者可贵的生命。战争年代，饶阳人毁家纾难奋不顾身的事迹举不胜举，足可写出多部鸿篇巨著，所以被称为“红色老区”，可谓实至名归。建国后，其它工作虽参差不齐，但民政事业尤其是“双拥”一项，却总是名列前茅，而且出了不少名扬全国的先进典型。限于篇幅我只举一个田桂荣的例子。田桂荣是个农家妇女，公爹原是解放军某部战士，1949年复员时把负伤的战友沙永增带回家中养伤，那时沙永增的家乡尚未解放。后来沙永增在这里安家落户，一人度日。田桂荣的公爹去世后，沙永增也年老多病不能自理，她就毅然把这毫无血缘关系的老人接到家中服侍多年，直到老人安祥辞世。2007年夏天，撰写林秀贞事迹的作家刘家科采访田桂荣，我有幸陪同前往，事过几年还有很深印象。田桂荣家只有三间北房，屋里摆设简陋几近寒酸，沙永增老人住在东间，她和爱人住在西间，因为农村讲究以东为上。我们去的时候，她正蹲在炕前给老人洗脚，只此一个镜头，就使我们感慨不己。我想到一篇叫《洗脚》的小说，讲几位功成名就的老板相聚大谈孝道，都说一辈子未给母亲洗过脚，相约回家亲手“孝顺”一次，结果几个人却都领老人去了洗脚房，摔出钞票叫小姐去洗。而在田桂荣看来，侍候老人饮食起居包括洗脚洗脸，都是十分自然习以为常的事。在她影响下，出嫁的女儿每次回来都给爷爷买吃的，而自己的老伴独自撑起田间操劳的重担，因过度劳累却突患脑血栓，腿脚蜷曲，行动不利。一个年过花甲的妇女，日夜守护一病一残，她的艰辛劳累可想而知，叫人十分崇敬，又有几分同情。年底县里评选十佳年度人物，田桂荣做为敬老模范成为首选，而我因在故乡宣传上做过一点努力也忝列其中，并被委派代表十名同志发言，所以又得以和田桂荣晤面。因已相熟，我就唐突地问了一句：“你不能把老人送敬老院吗？现在县里条件也挺好！”她慢慢地说：“这事县里也说过几次，可老人不想去，我也舍不得，还是这样好。”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花言巧语，没有炫耀卖弄，更没有沽名钓誉，有的只是一颗朴素善良之心。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毛泽东同志《纪念白求恩》的尾句：“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但我想斗胆再添加一句：“就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因为白求恩首先是个善良的人，耿长锁和田桂荣也是善良的人。只有心存善念的人，才能做到“高尚”、“纯粹”、“有道德”，才能“脱离低级趣味”，才能“有益于人民”。
饶阳这块大地上，以前出过不少善良的人，以后还会出更多善良的人。正如北京号称“首善之区”一样，饶阳是否也应称为“大善之县”，或者把建设“大善之县”做为口号和目标。我想这不仅事关投资环境和人文氛围，更事关千秋万代的传统和形象。因为想到这些，所以见到县委领导批示以后，我认真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想法和观点。县委领导高瞻远瞩，从善如流，果然在饶阳人文精神的表述中添加了“善良”两个字。看来，此事已经越来越多得到了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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