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产生的一种思想。“玄”起源于《道德经》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主要的研究道家思想，又被称为“新道家”“形而上学”，主要以《道德经》《庄子》和《周易》为经典，并称“三玄”。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对中国古代主流思想的演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清议到清谈清议是东汉时期的一种政治现象。汉代以征辟、察举作为选官制度，其依据大多数乡间宗党传播的名声，而对人进行品评，也就是清议。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为了应对宦官专权，于是大规模采用清议的方式来制造舆论。清议的范围包括个人的道德、才学等，主要分为“风谣”和“题目”两大内容，风谣就是东汉经学家标榜自己的学术成就和特点的宣传语，而“题目”就是称述人的品德、行为等。
清议举例
清议的出现，证明东汉时期的士人们对国家、政治、社会的关心，是儒家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是随着两次“党锢之祸”和汉末乱世的到来，士人的政治热情遭到了打压。许多士改变了过去“上议执政，下讥卿士”的做法，开始缄默起来，选择明哲保身，而道家思想正符合了这一点。
同时，汉代的儒学不断走向了神学化，使得儒学的发展严重附属。而理论高深的佛教、道教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也对儒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在佛道思想中寻求解脱，而将儒教称为“名教”，有讽刺其“有名而无实”之意。
从东汉末年开始，清议开始转为了清谈。清谈原本是清议的别称，但是在此时已经开始和清议分道扬镳，已经开始脱离了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这方面的代表人有孔融、祢衡等，如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甑中，出则离矣”，这就是说出了和儒家的忠孝相反的观念了。
这种清谈在汉末并非是主流，但却是玄学的萌芽。
二，玄学的产生魏晋之际，政治黑暗，仕途险恶。许多士人因为言论不当而遭到了杀害。如曹操就杀了孔融、崔琰，放逐了祢衡，到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土少有全者”，当时不仅党于曹氏的士人遭到了杀害，就是党于司马氏的钟会也遭难，于是一些士大夫也就选择退隐山林，以饮酒为乐。该时期的玄学家们还未完全抛弃名教，而是试图用道教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代表人有何晏、王弼。
何晏和王弼都是曹党之人。两人的观点也基本相同：两人都十分崇尚老庄思想，提出了“无”是世界的本源、本质，认为所谓的“道”就是“无”。他们继续发挥老庄思想的中消极成分，认为世界一切利益、名誉都是虚无的。
何晏曾写下了《无名论》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他还著有《论语集解》一书，以道家的思想来解释孔子的微言大义。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对其中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王弼的《论语释疑》同样也是以道家思想来解释孔子的微言大义。
高平陵之变后，大量的名士遭到了杀害，如“何晏、邓飏既诛，王凌、王广父子见杀，夏侯玄、李丰受祸，诸葛延见讨”。在这种高压、恐怖的政治下，玄学开始再一次发生了转变，开始彻底和名教断裂。这时候的代表人物是嵇康和阮籍等“竹林七贤”。
嵇康抨击名教的仁义、礼让、六经、礼律等，认为这些都是虚伪的，不合符自然和人性的。例如司马氏提倡“以孝治天下”，嵇康认为这就是束缚人性和违背自然的，并且指责这种伪善是一切道德败坏的根源。嵇康认为人就不应该受到儒家礼仪制度的束缚，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也反对虚伪的名教，崇尚自然，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但是他并非主张完全废除名教，其内心是比较矛盾的。
竹林七贤
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在政治上都属于曹党，是反对司马氏的。而另外也有一批人是加入了司马氏阵营中，他们的学说就试图为名教辩护，主要的代表人有钟会、向秀、郭象等。
向秀也嵇康等同属于“竹林七贤”，在嵇康被杀后，也就向司马氏屈服，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不过他在职期间也不过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向秀主张调和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有儒道合流的趋势。郭象更是提出了名教即自然。他强调“命定论”，认为“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实际上，郭象是为魏晋南北朝的等级分化做辩护。
三，玄佛合流玄学发展到了郭象这里，就已经到达了顶峰。之后的玄学想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也就必须向佛教吸收营养了。佛教在东汉传播到中国，在魏晋时期大规模流行。佛教本身也在吸收儒家和道家的理论，这为三教合一创造了条件。由于佛教有十分精微，正好能够满足玄学发展的需求，因此玄学开始吸收佛教思想。
玄学大规模吸收佛教思想主要是东晋时期。如东晋名士殷浩“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东晋时期的玄学的代表人物是张湛，他的玄学思想就带有许多佛学的烙印。
而佛教传播到了中国后，需要中国百姓的广泛接受，就需要中国化，于是佛教也大规模吸收了玄学的思想。魏晋时期的“六家七宗”和东晋时期的僧肇就是吸收玄学的代表，他们将以佛教的“空”；来解释玄学的“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