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而设立。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学者。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梁晓声是极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知青文学代表作家，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作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中短篇小说，到《雪城》《返城年代》《年轮》《知青》等长篇小说及非虚构写作，再到《人世间》（三卷本），梁晓声的创作贯穿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梁晓声这一代人命运坎坷。少年时代中断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他成为到广阔天地中锻炼的知识青年，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知青返城以及以后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感受到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
今年9月，我社出版梁晓声的最新力作《那些岁月……》。
这位跨时代的亲历者，从日常生活流变着笔，还原那个时代的原貌，书写生活的最细处，婚恋、工作、饮食、住房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以及社会公平、腐败现象、教育与医疗等问题包举无遗；从农村到城市，从各行各业到各家各户，将最普通老百姓身上最实际的问题细细铺陈。细枝末节讲得有滋有味。
他将那个时代，一砖一瓦，重建起来。
《那些岁月……》
梁晓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涨工资 那些事
梁晓声
知青是我的第一份“职业”。
当年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工资是32元。我所在的一团地处北疆边陲，享受9元的寒冷地区补贴，所以我实际上的工资是41元8角6分。
为什么还出了个8角6分，我至今也不清楚。
1974年我上大学了。
1975年兵团知青的工资普遍涨了5元，但与我无关了。
1977年我从复旦分配到文化部再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资是国家规定的47元。
几年后逢一次涨工资的机会，却不是普涨，而是按百分之多少的差额涨法。
差额涨工资法是件不太容易进行得好的事——想想吧，一百人中仅二十人涨工资；五十人中十人涨工资；二十五人中五人涨工资——工资关乎一辈子的收入，还关乎到退休金的多少，谁能根本不重视呢？
差额涨工资法的过程却是相当透明的，也可以说很周到地体现了中国式的民主集中制。先要由群众选出资格评定小组，该小组必有领导成员参加，对小组起领导作用。接着要自己在本部门公开表明放弃或竞争的态度。若不放弃，自己则须在本部门陈述自己的资格，往往的，想不替自己当众评功摆好也不可能。
于是产生了第一批希望涨工资的人的名单。
当年的北影编导室五十余人，最终有十人获得广泛同意，由评定小组报到厂里，再由厂评定小组进行终评。
如此这般，想不民主都不可能，想不公平也不可能。厂评定小组内部掌握数个名额，以备某同志确有资格涨工资，却因为这样那样的人际关系原因在部门初评时没入围，可以由厂里特批。
当年我们编导室的评定顺顺利利，几乎是在一团和气的情况下结束的。全厂的评定也波澜不惊，没发生任何争执之事。这乃因为，北影是艺术单位，评起来简单——当编辑的组到过什么好剧本没有？当导演的导出了什么好电影没有？好不好，业内和观众反应便是公论，谁也无法将“有”否定为“无”，谁也无法将“无”偏说成“有”。申报人的贡献和成就是明摆着的，资格比不过别人争也没用。放眼全厂，演员及服、化、道各群体，透明度是相同的。
但以上顺利情况，是80年代以后的情况，是艺术单位的特性所决定的。
据我所知，在80年代前，在企业单位，每次以差额之法涨工资，全国都会发生若干起不良事件——有疯了的，有寻短见的，有怀恨伤人的。
对于早年间的中国人，一向也没什么实际利益可争的，涨工资遂成最大利益。比如在某工厂的某车间，众人同时上班，同时下班，各守一台车床；别人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我也完成了多少工作量；别人迟到的时候少，我迟到的时候也少；别人加班了多少天，我也加班了多少天；那么，凭什么给别人涨工资，不给我涨工资？资格差距不明显，仅给百分之多少人涨工资，很容易产生矛盾。不但有自己为自己争的现象，还有师傅为徒弟争、徒弟为师傅争、父为子争、子为父争、夫妻为对方争、对象为对象争的现象。其实，对于工人，涨一级工资，无非就是以后每月多了五六元或七八元钱而已。但在当年，每月多五六元或七八元钱，日子过起来还就是不一样。
当年的工人级别，最高八级。少数工种没八级，同是建筑工人，瓦工有八级，抹灰工就只有六级，因技术含量低于瓦工。而同是车床工，钳工的工资也比同级车工的工资高几元。
不论任何工种，在当年，八级工不但要技术高超，还须起码有一项技术革新成果。所有的工种都算上，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革”结束，全哈尔滨市也没几位八级工。故八级工，往往又被视为“工人工程师”。
当年，在全中国，七级工也是不多的。能成为七级工，除了技术过硬，还须是多年的先进生产者或劳动模范。
当年，在全中国，不论哪一行哪一业的工人，退休时能成为六级工，那也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估计，全中国的六级工人，往最多了说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六。
当年，在全中国，一名工人能在成为五级工以后退休，便是很令工人阶级羡慕的事了。
五级是全体工人阶级退休前难以超过的级线。
所以，当年工人阶级按比例涨工资时的争，大抵是表现于五级以内的争。而五级以内（包括五级）的工资差，最大也不超过10元。
争还因为，当年涨工资，并无工作了多少年必须涨一次工资的硬性规定。此一次自己没涨上，下一次何年何月再涨，谁也说不准。而涨工资，同时也意味着级别上调了一次。80年代前，许多二级工、三级工、四级工，十几年没涨过工资了。如果不是普涨，谁又能置身度外似的不争呢？——这样的人有也不多啊。
北影那次涨工资，我主动放弃机会了。
这倒不证明我有多高的风格，而仅仅是一种明智使然。我是编导室最年轻的新人，也是参加工作时间最短的人，一无任何贡献，二无任何个人文艺成果，根本没有被评定的资格。
我在北影的十一年间，似乎经历了两次工资普涨。1988年底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后，又经历了一次工资普涨。后来，全中国开始工资制度改革了——艺术单位，工资要与艺术职称挂钩了。像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单位，服、化、道工作人员包括灯光师，也要评出初、中、高三级职称。童影当年对以上几类同志的职称评定，主要集中于初、中级范围内。因为童影是新厂，他们皆年轻人，尚欠专业历练，来日方长。对他们的职称评定，基本做到了人人满意。童影导、摄、录、美四大部门的同志中，却不乏从业时间较长，水平较高的同志。也有从业时间虽然不长，却颇有成就的年轻同志，如由摄影改做导演的尹力、冯小宁，都导过获奖电影——按此点而论，都有资格评为一级的。但名额有限，若他俩评上了一级，从业时间较长的老同志则有可能评不上一级了。以后哪一年再评，也是谁都说不准的事。而若某人明明有评一级的资格，仅因名额所限，致使人家直至退休也不是一级而是二级，则不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评定者，都不能不说是憾事。
当年我是评定委员会委员。
我放弃了一级职称申报机会。这样一来，尹力和冯小宁委屈自己，也加入了二级职称申报者中。少了三名一级职称申报者，童影厂的一级职称评起来容易多了，却也带来了新问题——二级职称申报者又多了。
于是，我干脆连二级职称的申报资格也放弃了。
按起初打算是——一级职称厂级评定组要到郊区什么地方住下几天，不受干扰地将工作进行完毕。
我坚持这样一种原则——资格难分高低的前提下，按退休时间早晚排序，早退休者优先。这样的原则一经认可，似乎复杂的事完全可以简单来做了。有同志的申报材料很厚，没必要非看。谁的资格怎样，同事之间差不多是一清二楚的。
我们便没到什么地方去住下，两个小时内将事情结束了，基本都没意见。
我虽在电影厂工作，却主要致力于文学创作。而对于作家，那种评级没什么实际意义——作家是怎样的作家，最终要由作品怎样来证明，因而才对个人职称不太重视。
我记不清楚自己具体是哪年哪月评为一级作家的了——肯定是电影系统第二次评职称之后很久的事。那次我也没报个人申请，北影一级摄影家李晨生同志当年是总局评定委员会委员，一日他在路上遇到了我，说总局很重视对我的职称评定，认为这一次再不能“漏掉”我了，代表总局评定组告知我，他们一致同意特事特办，我只写份申请即可，创作成果部分可略。他们很急，因为把我的职称评定解决了，总局评定组才好正式宣布完成历史使命。
我便将他请到家中，当即写罢一页纸的申请，问他可以不可以。
他看后说：“我觉得可以。”
几天后，童影厂办的同志通知我：“你的一级职称通过了”。
当年事业单位的人们之所以对职称也很在乎，主要因为职称与住房分配挂钩。一级与二级，在住房分配方面有一定区别，相差二十来平方米呢。但这是理论上的区别，依各单位具体的房源是否充足而定。童影厂当年的房源极有限，分给我的住房已体现着对我的十二分的厚爱了，令我至今感激不尽。我的住房问题当年与我的职称实际上不发生关系，这也是我不太重视职称的原因。
几年后我调入了北京语言大学，我曾有过的文艺职级对我完全没意义了。我同样感激李晨生他们，他们对我真是十分厚爱。若非他们当年那么上心于我的职级之事，我可能会成为没有过文艺职级的作家。
如今，职级对于年轻一代文艺界的朋友，已没当年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房改之后，绝大部分中国人已不能再分配到公有私住的福利房，职级与住房待遇脱钩，含金量大打折扣；文艺单位实行体制改革后，绝大部分变身为企业性质，而在企业人的工资结构中，效益工资占了不小的比重。如果单位效益好，大家的效益工资多于职级工资的那点儿差别。社会对文艺界人士的认可度，亦远超过职级的肯定性。在文艺界，对于老同志，职级似乎更是一种曾经获得过的荣幸；对于新同志，则是勉励方式。
然而不能因此认为，当年的职称评定毫无必要。回头看，当年的职称评定，确确实实体现了国家在改革初期，经济能力刚有好转的情况之下，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及时关怀。
当年的中国，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的首要任务。
而改善居住窘况对知识分子的长期困扰，有利于极大地激发他们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丰富潜力。
在所有生产力中，知识性生产力是火车头。
故可以这样说，今日中国之辉煌成就中，也包含了各行各业几代知识分子的贡献结晶。
历史与现实一向有着重叠的部分。在现实的大地上，也一向不难发现从前岁月的投影——好的中国故事，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的故事……
作家梁晓声心怀群山，心系民生。殚心竭虑，望天下安澜。新作《那些岁月……》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散文随笔。忆过往记录中国，用文字温暖人心。
“三十余年间，中国之往昔今朝，确实可用沧桑巨变加以形容。凡过来人，都应多讲讲……”如今，这位跨时代的亲历者，回望过去，驻足当下，以改革开放为历史节点，回归历史语境，观照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祖国的旧貌新颜。内容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致可分为四大板块，即，回忆计划经济年代下的衣食住行；人物记事； 有关读书、电影、教育等随想；“我”的中国理想。
梁晓声谙练旧事，把捉细节，提供陌生又真实的私人化经验。他从日常生活流变着笔，还原那个时代的原貌，尤其是对东北日常生活细节的高度还原，书写生活的最细处，婚恋、工作、饮食、住房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以及社会公平、腐败现象、教育与医疗等问题包举无遗；从农村到城市，从各行各业到各家各户，将最普通老百姓身上最实际的问题细细敷陈。内容叙述详尽，细到一张邮票的价格、在东北搞对象的最佳月份……细枝末节讲得有滋有味。他将那个时代，一砖一瓦，重建起来。
在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下，梁晓声站在国家高度比照今昔，
结合时代背景肯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分析国家制度、政策的历史合理性；也对中国发展的现存问题加以反思，条分缕析，有理有据。他没有视而不见、泛泛而谈，而是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欲引疗救的注意，充分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使命。
他在文中说：“身为作家，我一向认为，若眼见假丑恶现象分分明明地存在着而不发批评之声，是不正派的作家。反之，若自己国家的进步也是分分明明的事实，却佯装视而不见，听而未闻，也是不正派的作家，甚至连正派的中国人都不配是了。”
此等慷慨激昂之语，他的正义感和良知，冷静而有温度，有同情心、同理心，精神风骨力透纸背，彰善瘅恶见于笔端。透过文字，那个为了年轻人而着急发愁，皱着眉头的老人仿佛就在眼前。
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经验书写，这是一部有高度、有细处、有力量的好作品。归结起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历史细节，供我们了解过去；其次，感应现实，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贡献了前瞻性的建设设想；最后，《那些岁月……》无处不流露着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正义感，他的良知，他的温暖人心的力量。
——《他将那个时代一砖一瓦重建起来》
本文载《全国新书目》2019年第08期
作者系本书责任编辑 郑筱诗
梁晓声
当代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1949年生于哈尔滨，1968年至1974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劳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副厂长，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创作收小说为主，兼及散文、杂文、社会时评，并偶涉足电影、电视剧创作，代表作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篇神奇的土地》《年轮》《知青》《郁闷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人世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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