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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廉·斯腾豪斯 （William Stenhouse） 美国新叶史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研究了15世纪和16世纪罗马文物市镇收藏出现的证据。文章认为，这些大多在意大利半岛和法国南部的小镇上的收藏被忽视了，其光芒被王侯和教会收藏所掩盖，但它们为市镇保护过去遗存所做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早期证据。这些收藏建立在中世纪的收藏和陈列传统的基础上，但也反映了新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物及其保护的兴趣。
方形神殿 Danichou/Public Domain
15世纪下半叶，布雷西亚市（the comune of Brescia）对一个常见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解决方案：如何处理翻新和替换旧城墙时发现的罗马石雕。通常，15世纪的建房者会把这种石头磨成石灰，然后若无其事地在新建筑中重复使用，如果有雕刻的纹样或铭文，就卖给当地的收藏家。在布雷西亚，镇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465年，该镇代表们颁布法令：“为了给我们的中央广场增添更多的装饰，该广场的一面墙应该装饰有使用过的石头”。15年后，在1480年10月13日，他们明确指出：“我们一致决定，最近在地下发现并移到我们市镇驻地的使用过的石头……应该为我们社区的公共建筑所保存，且无论如何不能将其丢弃、出售或移走，并不可提出任何将上述石头丢弃、出售或移走的提案，除非希望提出这样提案的人为每块石头向市镇支付两达克特押金，无论该提案是被接受还是被拒绝。”这些“使用过的石头”上有罗马铭文和浅浮雕，因此，通过这一法令，布雷西亚的管理者们决定，他们应该拥有一些古典纪念物，为这座城市建立某种市镇文物收藏。有铭文和浮雕的石块被镶嵌在了新建的凉廊广场（Piazza della Loggia）的南墙上。诚然，这是一笔作为更大的建筑物一部分的文物收藏，而且申请豁免该法令的请求也是被允许的[2达克特数额颇大，即便9年后，市镇支付给教绘画和建筑的艺术家温琴佐·弗帕（Vincenzo Foppa）的年薪也只有50达克特]。但即便如此，这仍是收藏史上一个有趣的篇章：这座城镇维护和展示其历史遗迹的尝试是有意为之的。
布雷西亚，凉廊广场，献给尤利乌斯·恺撒的铭文局部（CILv.4305） © Stefano Bolognini via Wikimedia Commons
布雷西亚的决定绝不是不为人知的，但它通常被孤立地看待，而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其与其它地方进行比较。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布雷西亚及与之类似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半岛和法国南部的一些城镇保护和收藏文物的行为加以研究。我将主要关注古典铭文，因为这些铭文的来龙去脉得到了最好的记载。我们拥有关于布雷西亚的大部分证据，包括幸存的遗迹以及我们对有关决定的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了解，但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阐释其他城镇的例子。通常这些都是远离大型中心的小城镇，而且收藏规模很小。一般来说，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市镇收藏的研究忽略了这些小的收藏，而倾向于研究卡比托利欧收藏(Capitoline collection)和威尼斯的公共雕塑收藏(Statuario Pubblico)。卡比托利欧收藏初创于1471年，当时教宗思道四世(Pope Sixtus IV)向罗马人民捐赠了雕像，而威尼斯的公共雕塑收藏则创始于16世纪末。但这些较小的例子能说明，一些市镇团体是如何与更知名的统治者和个人一道在收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城镇调整了中世纪的保护和展览传统，以宣扬其独特的古典历史，从而提升了它们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现实地位。
收藏
在近代早期，许多城镇都努力保护和展示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文物。例如，托伦蒂诺的拉特兰律修会会士于1508年在他们的地产上发现了一尊约2.4米高的罗马女性雕像。这尊女性雕像被认为是提图斯皇帝（Emperor Titus）的女儿茱莉亚，市政当局把它陈列在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门廊的一根柱子上。有几个例子是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发现了独特的石刻，这些石刻被移到市政建筑中，有时还被置入其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不那么实用的部件。在古比奥（Gubbio），市镇于1456年购买了名为“伊库维姆牌铭”[Tavole eugubine （tavolae Iguvinae）]的刻有铭文的铜碑，并将它们保存在执政宫（Palazzo dei Consoli），且至今仍保存在那里。1528年，在里昂城外的一个葡萄园里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刻有铭文的铜碑，克劳德·德·贝利耶夫尔（Claude de Bellièvre）建议里昂政府将其买下。政府买下后，将其安置在市政厅（Maison Commune）公开展览。我们可以将这些保护和彰显传世当地文物的努力与15世纪在帕多瓦（Padua）、科莫（Como）、维罗纳（Verona）等城镇为本地古典作者树立纪念碑相联系，或者与被高调展出以表现尤利乌斯·恺撒在切塞纳（Cesena）和里米尼（Rimini）丰功伟绩的锻造铭文相提并论。
这些市镇团体保存单件文物的例子表明，人们对拥有和展示文物有着广泛的兴趣。其他城镇，比如布雷西亚，也有一些知名的收藏。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系列保存在公共场所的文物，但我们缺乏对相关机制详细信息的了解。例如到15世纪晚期，一些居民在奥西莫（Osimo）城市中心广场放置了13座带有底座的罗马敬神雕像；到16世纪，此类雕像至少新增了9个；在17世纪早期，城市委托赫尔克里·加洛（Hercole Gallo）把它们安置在新的市政厅（Palazzo Comunale）的入口处，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们。在离奥西莫稍北一点的佩萨罗（Pesaro），各种收藏在15世纪时发展起来。14世纪30年代，当西里科·达科纳(Ciriacod' Ancona)到访这座城镇时，他在某个礼堂里的（“aula”）6个雕像底座上记录了铭文;这些可能属于加来阿佐·马拉泰斯塔（Galeazzo Malatesta）的收藏，但也有可能是市镇收藏的一部分。在16世纪，我们有更好的证据。1523年，该镇的代表把新发现的有伊特鲁里亚语和拉丁语双语的铭文放置在了第一市民宫（Palazzo dei Priori）。当时的记录表明，在16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在城镇建造过程中发现的铭文被直接送到第一市民宫，还有一些是从乡下带来的。1575年，德戈兹（de'Gozze）家族从他们的收藏中挑选出一些遗赠给这座城市。1540年，在法国西南部离图卢兹（Toulouse）不远的莱克图尔（Lectoure），一系列刻有铭文的祭坛在大教堂唱诗班整修期间发现。它们随即被放置在市政厅（Maison Commune）的门廊上。雅克·奥古斯特·德·图（Jacques-Auguste de Thou）在1582年看到过它们，因大教堂在宗教战争中遭到了破坏，因此他认为它们是储存在那里的重建大教堂的原材料。但在某一时刻，市政当局必须自己做出保护和展示这些石头的决定。1591年，当他们重建市政厅时，他们在大的墙壁内放了两块石头，并把剩余的石头用作支撑建筑周围的柱子。
在其它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些更多关于收藏是如何形成的信息。例如，在1514年，卡普阿的居民已经采取措施保护圆形竞技场（amphitheatre）。在该世纪后期，他们颁布法令，规定某些铭文应该公费放置在他们所称的“城市的主要地方”（‘luogo principalissimo della città’）。维泰博的阿尼奥(Annio da Viterbo)明确呼吁他的家乡要保护1492年或1493年发现的文物，理由是如果没有市镇保护，这些发现就会被毁。1494年，靠近维泰博（Viterbo）的齐波拉拉（Cipollara）的五座石棺连同一处伪造的铭文即所谓的“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法令”被放置在了第一市民宫（Palazzo dei Priori）。然而，小镇官员并没有展示阿尼奥发现的所有文物，且石棺在16世纪似乎已经消失了。直到16世纪80年代，第一市民宫才在一个新的市政厅（communal Palazzo）里展示了在15世纪90年代发现的浮雕、其他三个伪造的铭文及“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法令”。1586年，元老院（senate）从巴勒莫各处收集了24块刻有铭文的石头，并把它们带到民选官宫（Palazzo Pretoriano）。他们把这些石头放置在南墙上，用一块那个时代的牌匾记录下民选官（praetor）和其他官员负责对这些石头的安置工作。在16世纪末的波尔多，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的市政长官是如何利用墙上已经有铭文的市政厅（hôtel de ville）作为城市收藏场所的。1590年,他们把一个纪念碑从特隆贝特王室城堡（Chateau Trompette）搬出。在此前的1553年,人文学者艾利 · 维奈特（Elie Vinet）已经说服指挥官（captain）把它从一个马厩的角落移到更显眼的地方,虽然仍在城堡内。到了1594年，他们发现了硬币、马赛克碎片和三个敬神雕像，并将这些雕像安置在了他们建筑的中央庭院中。
特隆贝特王室城堡 Père Igor/CC BY-SA 3.0
其他类似的例子则不太容易简单地归类为成功的市镇收藏。1493年，在雷焦艾米利亚镇（Reggio Emilia），一些杰出的市民向费拉拉公爵埃尔科尔一世·德埃斯特（Ercole Id'Este, Duke of Ferrara）提议，一些最近发现的罗马石棺应该陈列在“一些公共场所，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尽管参与其中的人身份很显赫，但他们的倡议却并无果而终。1592年，在那不勒斯（Naples）附近的阿韦拉（Avella），奥塔维奥·卡特尼奥(Ottavio Cattaneo)将几幅铭文在该镇的中心广场上展出。卡塔尼奥是热那亚（Genoese）人，他买下了阿韦拉的封地，由于这些铭文放置在他的住所外面，所以它们应该被看作是男爵的财产，但因为它们是面向公众展示的，而且在卡塔内奥死后仍一直保存在那里，它们或许可以被视为是市镇收藏的基础。同样在坎帕尼亚（Campania），正如富尔维奥·伦佐(Fulvio Lenzo)所指出的，一些议会(seggi)即城镇内的地方精英组成的委员会，将文物置入他们会面的建筑物的结构中。这些议会并不代表整个城镇，但仍对市镇保护文物和展示文物做出了贡献。让·波尔多·达尔伯纳斯（Jean Poldo d'Albenas）记录说，他的父亲在尼姆市（Nîmes）的新城门里放置了一些文物，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他自己的倡议还是政府的意愿。最后还有纳博讷（Narbonne）城墙的例子，这是迄今为止我提到的最大的古文物群。在这里，文物保护工作是由法兰西国王发起的。路易十二（Louis XII）于1507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并着手将其作为其王国南部边境的堡垒加以巩固。直到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开始重建城墙，才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弗朗索瓦一世并未忽视、运出或销毁这些发现的文物，而是建议把它们嵌在在新城墙和新城门里，放置在高到可以看到它们的地方，防止它们被人为或自然破坏。他的继任者将这种模式延续到了17世纪早期。这些城墙大部分毁于19世纪70年代，但雕刻版画和照片很好地展示了防御工事的情况。其中包括刻有铭文的石头、雕像和各种类型的浅浮雕。一方面，在当地对文物漠不关心的情况下，这种干预可以被视为法兰西君主尤其是弗朗索瓦为推动罗马文物保护而进行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例如弗朗索瓦斯要求尼姆市政府清扫著名的方形神殿（Maison Carrée）。但由于国王没有宣称拥有这些文物，也没有将其运往其他地方，因此即便它没有受到地方当局的启发，将这些城墙视为一种市镇收藏似乎也是合理的。
阿德里安·达扎兹（Adrien Dauzats），纳博讷（Narbonne），佩皮尼昂港（ Porte de Perpignan）。来源：《古老法国朗格多克的浪漫之旅（Voyages pittoresques et romantiques dans l’ancienne France, Languedoc）》vol. ii.1（巴黎，1835）, pl.128. © La Médiathèque du Grand Narbonne, licen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non-commercial licence
我们如何解释这类收藏品的出现呢?不出所料，一个答案就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该运动在15世纪席卷意大利半岛，之后传到了法国。学者和他们的资助人都希望能保护、收集和研究古典历史的遗迹。他们认为，与中世纪教会抄写员所写的含混不清、腐败不堪的手稿不同，实物遗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直接接触古代历史的途径。例如，布雷西亚就是新学术研究的中心。这座城市支持了许多活跃的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并开设了一些重要的印刷厂，这些印刷厂的印刷品明显更倾向于古典文章。它的罗马起源吸引了古文物研究者，包括来自维罗纳（Verona）的菲利斯·菲利西亚诺（Felice Feliciano）和来自威尼斯（Venice）的乔瓦尼·马尔卡诺娃（Giovanni Marcanova）。由此，其公民意识到了古文物的价值。1486年，米歇尔·费拉里尼(Michele Ferrarini)从雷焦艾米利亚镇(Reggio Emilia)来到这里，监督他所编版本《瓦莱里乌斯·普罗布斯罗马缩略语解释指南》(Valerius Probus's guid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oman abbreviations)的印刷;在那段时间里，他还在布雷西亚的乡村到处搜寻刻有古代文字的石头。他把这些石头放在历史学家埃利亚·卡普里奥罗(Elia Capriolo)所说的“文物陈列馆（antiquarium）”里，那里可能是市政官员进行文物信息收藏的地方。在古比奥（Gubbio）和佩萨罗（Pesaro），镇议员们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采取了措施，分别从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铭文和双语铭文中保存了一些不寻常和有趣的发现。波尔多当地的人文主义者艾利·维奈特（Elie Vinet）很明显对收藏这些藏品的市政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还有一位古典学者叫加布里埃尔·德·鲁贝(Gabriel de Lurbe，或称德·洛贝)，他是一名市政官并就1594年发现的文物写了简短的概述。他们关于这座城市历史和文物的书面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古典知识和文物保护的坚持，例如，维奈特（Vinet）就曾哀叹宗教战争对古代遗迹的毁灭性影响。当然，人文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很少提倡无私的学习。就这些市政收藏而言，他们非常清楚罗马遗迹的存在和对其的保存会有助于提升各城镇的地位和威望。通常，这种地方自豪感的表达方式相对直接。例如，在搜集雷焦艾米利亚镇（Reggio Emilia）古墓的提议遭到否决的案例中，该法令的作者写道，他们想为这座城市增添光彩，让它出名。巴勒莫（Palermo）的参议员们写道，展览这些文物发现为“祖国（patria）永恒的荣耀”做出了贡献。之后不久，波尔多的市政长官就竖起了一块牌子并发布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声明：他们的行为为“波尔多永恒的荣耀”做出了贡献。这些市镇声明强调了遗物发现地点的不同以及遗物所处的新环境的纯净性。巴勒莫的议员们写道，他们展览的遗物曾“被埋葬，或被覆盖在污秽之中”，在波尔多，有一处铭文曾“被污垢和灰尘掩盖”。在卡普阿（Capua），当选官员（eletti）宣布，“他们为卡普阿古代时的一位公民立了一块古石，并为了为祖国赢得更伟大的荣誉，他们在那里花费了40达克特制作了一件大理石材质的装饰品。” 市政府在美化和净化他们的城市的同时，也在纪念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展览就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证据。在其他情况下，独特的文物为就罗马统治下特定城镇的地位提出具体的政治论点提供了机会。例如，在布雷西亚(Brescia)提到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重要铭文让人文主义者想起公元前49年恺撒授予该地区公民罗马公民身份的历史。其中一位人文主义者乔瓦尼·斯特凡诺·布佐尼(Giovanni Stefano Buzzoni)在该市的赞美诗中提到了铭文所传达的尊严和荣誉。在里昂展出的青铜铭文记录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建议应允许当地贵族进入罗马元老院。它也因此展示了这座城市在古代时期的特点。贝利耶夫尔（Bellièvre）在1536年提出里昂应该在法国境内建立一个最高法院时就提到了该铭文，并且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它一直作为政治试金石而存在。1586年，维琴察（Vicenza）的市政当局将一块刻有铭文的石头移到了市中心，并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原始铭文下方的一块石头上。他们之所以强调这段铭文，可能是因为小阿尔多·马努齐奥(Aldo Manuzio)在那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使用了这段铭文，表明维琴察曾是一个城邦（civitas）而不是罗马帝国统治下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城市。维内特劝说指挥官移动波尔多特隆贝特王室城堡中的那通铭文上有“bit viv”的缩写，维内将其解释为“维维西人”（Bituriges Vivisci）。这是古代作家经常提到的一个凯尔特部落，是共和国时期尤利乌斯·恺撒的征战目标。在恺撒死后很久，他们把祭坛献给了一位罗马皇帝(铭文中有“avgvsto”（奥古斯都）)，这证实了普林尼（Pliny）在他的《自然史》中所说：即使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这类文物突出了某些城市过去的特权，可能有助于这些城市当代地位的树立。
第一市民宫 tetraktys/CC BY 3.0
罗马祭坛。来源：E.维奈特，《波尔多和布尔的文物（L’antiquité de Bourdeaus, et de Bourg）》（波尔多，1574）， Courtesy of Albert and Shirley Small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从所展示文物的数量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观点。可惜我们没有证据表明纳博讷（Narbonne）城墙在当时受到了欢迎，但我们更了解布雷西亚。埃利亚·卡普里奥罗(Elia Capriolo)研究16世纪早期城市历史时指出，这座城市可以被视为罗马的姐妹城市，那里有许多古代遗迹。展览上的众多例子提醒观众，布雷西亚有一个出名的特点，而她的殖民宗主国威尼斯却没有——明显的罗马血统。在这个方面，布雷西亚保持着一种优越感。如果参观者更仔细地检视文字，其图景可能会有些许变化。1480年的法令要求建立铭文墙以确保布雷西亚承认对威尼斯的服从，其中一通现代铭文包含了对该展览的骄傲，以此来纪念一位威尼斯任命的布雷西亚行政官马克安东尼奥·莫罗西尼（Marcantonio Morosini）对罗马模式的模仿。与布雷西亚的忠诚相比，古代萨贡托（Saguntines）对罗马的忠诚更是众所周知。布鲁诺·帕萨马尼(Bruno Passamani)指出，其中没有任何宗教纪念碑，关于葬礼仪式的也相对较少。铭文内容严重倾向于贡献和对公共荣誉的记录，并展现了一些古代的伟人。可能费拉里尼（Ferrarini）或与他有共同兴趣的人为市镇作出这种选择，将其作为恰当展示罗马治下的公共成就和荣誉的方式，也许因此，当地传统可以同样适用于对15世纪威尼斯的令人自豪的臣服。
此外，这些城镇很可能已经集中了他们的收藏，以保护他们所拥有的藏品免受潜在掠夺者的伤害。和威尼斯殖民统治下的布雷西亚一样，大部分提到的意大利城镇都生活在更大中心的阴影之下。因此，他们易遭掠夺，更糟的还会被更强大的对手所奴役。一位阿雷蒂纳（Aretine）的历史学家记得，1384年，佛罗伦萨的指挥官贡萨科（Conciaco）故意把各种罗马遗物埋入阿雷佐（Arezzo）新堡垒的地基下，这个堡垒是佛罗伦萨所建，以维持它对该城市的统治。这位历史学家写道：“刻有古罗马碑文的大理石是阿雷蒂纳人(Aretines)高度统治和其古代历史的明显标志，它们被放置在地基下……藐视它们作为文物的价值，违背公民的意愿。”正如迈克尔·格林哈尔(Michael Greenhalgh)在讨论这篇文章时所指出的，这一传统可能被曲解了——类似的事件本应发生在1502年——但它很好地说明了小城镇历史和遗物的可遇危险。某种市镇收藏为抵御这种威胁提供了一些保护措施。城镇几乎没有机会保存珍贵的雕像和其他贵重的文物。16世纪时，布雷西亚总督（governor）吉安·马特奥·本博(Gian Matteo Bembo)将一尊雕塑愉快地搬到了威尼斯，这尊雕塑被后来的布雷西亚历史学家描述为“这尊雕像……上的装饰标志着布雷西亚市的聪明才智。”1530年，亚历山德罗·巴利尼亚诺(Alessandro Barignano)在佩萨罗（Pesaro）发现了一尊年轻男子铜像的碎片和三通刻有文字的纪念碑，他把它们送给了弗朗西斯科·玛丽亚·德拉·罗维尔(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而不是市镇。(即便如此，1531年出版的城市法令序言的作者仍然为它和其他的发现感到自豪:“我认为，对许多以前未知、而最近才发现的贵族和古代遗迹保持沉默是一种犯罪行为。”)在一个案例中，市镇收藏还保存了曾受压迫的记忆，奥西莫（Osimo）无头雕塑即是如此，因为根据当地说法，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Giangiacomo Trivulzio）在1487年占领这座城市后便削下这些雕塑的头[尽管历史学家加洛（Gallo）说,只有“两个最有吸引力的雕像的头和底座被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削掉，以作为自己胜利的标志]。那次战败后留下的奥西莫（Osimo）收藏可以被解读为这座城市不屈抗争的证明。
相比之下，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市镇收藏与国内私人收藏家存在竞争。例如，在波尔多，弗洛利蒙德·德·拉蒙德（Florimond de Raemond）(城市议会中蒙田的继任者)从1570年起就收藏文物，他把这些文物陈列在自己的花园里，并向当地的知识分子展示。加布里埃尔·德·洛贝（Gabriel de Laube）没有哀叹这些文物的命运，反而很高兴地称赞它们的主人把它们从尘土和遗忘中拯救了出来。市镇或机构收藏也提供了一种手段来保护已逝收藏者们所收藏的文物不受不道德继承人的侵害。例如，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看到几件16世纪的藏品被对其不感兴趣的继承人卖掉，就把自己的藏品留给了博洛尼亚元老院（Senate of Bologna），就像格里马尼家族（Grimani）把自己的藏品留给了威尼斯一样。也许在佩萨罗，德戈兹家族（de'Gozze family）将市镇团体视为一种确保他们当地一些文物至少能留在城市内的方式，这也解释了他们在16世纪70年代捐赠的原因。
然而，如果把这些收藏品视为因对古董的拥有、诠释和其间联系而着迷的产物，那就忽略了中世纪掠夺和展览的悠久传统。用布雷西亚法令中的话来说，罗马的“使用过的石头”从3世纪起就为建房者提供了现成的材料，或称之为“再利用品（spolia）”。就在那时，随着罗马和平不再，城镇开始修建城墙来保护自己。建筑工人们似乎总是用手边最近的墓地里的石头来建造城镇边界的城墙，他们用刻着字和浅浮雕的石头砌墙。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有雕饰和文字的侧面向内放置，这样墙的外表面就会很光滑，这意味着再利用品不容易被看到。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就会被发现。在15世纪或16世纪，中世纪早期的城墙被攻破、拆除或修复后，便经常能发现文物。布雷西亚中世纪的城墙是市镇朝外展览在新广场建筑中的铭文的来源。波尔多3世纪晚期的城墙提供了几乎所有来自这座城市的铭文材料，包括维奈特（Vinet）和德·鲁贝鼓励市政长官放在新的市镇收藏中的铭文。也许布雷西亚和波尔多的人文主义者甚至明白，他们的尊崇的铭文很可能起源于城市的中心广场，因此他们又把这些铭文放回了它们应属的地方。
在其他城镇，特别是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城镇，再利用品被用于家庭建筑，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有些著名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是11世纪的克雷森兹府（Casa dei Crescenzi），其次是洛伦佐·曼利奥（Lorenzo Manlio）在15世纪晚期用贫民窟的再利用品装饰的房子，在西西里（Sicily）和意大利南部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巴勒莫（Palermo）、卡普阿（Capua）的许多建筑和准公共议会（quasi-publicseggi）都拥有再利用品。因此，巴勒莫议员收藏铭文以便使它们“永远可见”。或当16世纪晚期卡普阿（Capua）当选官员（eletti）下令将某些铭文放置在镇中心时,他们在保护这些铭文免受潜在的建筑商和歌颂前辈的人的破坏。当卡塔尼奥（Cattaneo）把铭文放在阿韦拉（Avella）附近的男爵住宅前时，宫殿的外观似乎还是同往常一样。
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和其他教会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观众可以看到罗马异教遗物展览的地方。再利用品的位置和用途多种多样，用在地板上、墙上，或作为圆柱的柱顶。尽管艺术史学家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证据持不同意见，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建房者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其摆放位置似乎是随机的，而且铭文不是用来阅读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建造者似乎更有可能把这些建筑作为一种手段，来展示经过改造的古董，以此作为对辉煌过去的纪念或基督教战胜异教的象征。布雷西亚的公民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教堂墙壁上的罗马文物碎片、重复运用的罗马柱顶以及在一个案例中的一个12世纪后半叶用于支撑在索拉里奥（Solario）的圣玛丽亚（Santa Maria）教堂地窖中央拱顶的罗马祭坛。[罗马祭坛上有“deo soli”的铭文，原意是“献给（异教徒）的太阳神”;教堂的规划者可能把它读作“只献给上帝”]当布雷西亚的市政当局在15世纪晚期决定保护重新发现的文物时，他们选择的形式并不会让该镇的居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看到放置在公共场所的文物了。总的来讲，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城镇展示新藏品的方式——作为城墙的一部分、城镇广场的一部分、对公共开放的建筑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世纪的安置方式。
Torvindus~commonswiki/CC BY-SA 3.0-Santa_Maria_in_Via_Lata01
中世纪的城镇也嫉妒他们拥有的文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试图限制文物的移除。例如，摩德纳（Modena）在1327年禁止出口“lapides magni”(可能是古代石头)。城市还展示了一些标志性的例子。著名的是罗马市镇政府（communal government）在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上展览的一只大理石狮子，与青铜拉特兰母狼（Lateran she-wolf）相对应。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卡普阿(Capua)的凯旋门中放置了文物，一些城市也在永久矗立的大门上展示了文物，卢卡(Lucca)似乎就是这样。早在14世纪，帕多瓦人就在圣儒斯蒂娜圣殿（church of S. Giustina）里向提图斯·里维·哈里斯（Titus Livius Halys）展示了他的贡献，据说提图斯·里维·哈里斯（Titus Livius Halys）就是古代历史学家里维（Livy）。最后，个别统治者或家族使用古文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这似乎是理解古石棺被显赫家族重复用于安葬的最佳方式。中世纪社区的成员可以接触到文物，并希望能使用它们——欣赏和尊重古典文物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
因此，鉴于15和16世纪发展的中世纪背景，该时间出现的市镇收藏最好被理解为一系列利益的产物——一种新的迷恋和渴望，希望保存经典的过去并点明与现今联系以及长期存在的公共文物展览。他们支持塞尔瓦托·塞蒂斯(Salvatore Settis)的观点。塞蒂斯的目标是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物收藏纳入再利用的传统之中，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受人文主义重新发现过去而启发的新创作，并指出它们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例如，在塞蒂斯作品的影响下，学者们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早期的私人收藏家使用各种形式的再利用建筑（spoliate construction）来展示他们的藏品。比安卡·德·迪维提斯(Bianca de Divitiis)指出，在那不勒斯，迪奥米德·卡拉法(Diomede Carafa)把文物作为他的宫殿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文物置入前门和内墙周围，并用古典的柱子来建造庭院。正如凯瑟琳•克里斯蒂安(Kathleen Christian)所言，罗马有一些家族把文物放置在宫殿入口或接待处附近等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文物往往将与罗马共和国先辈有关的家族联系起来，这些先辈的存在要早于罗马教宗和罗马皇帝，并以此来表明这些家族独立于教宗或帝国权威。再如，普洛斯彼罗·桑塔克罗切(Prospero Santacroce)在他的房子外面展示了一幅罗马束棒(fasces)的浮雕，象征着国家行政官的权威。最壮观的是在16世纪初，枢机主教安德里亚·德拉·瓦莱(Andrea della Valle)计划建造一座空中花园，他在古老的基座上建造了新的壁龛，将雕像置于其中，同时也将浮雕嵌置墙内，再用古老的柱子支撑阁楼。这些文物来自拉塔大道（Via Lata）上被毁坏的诺瓦斯之弓（Arcus Novus），它在15世纪隔壁教堂的翻修期间遭到破坏。这些文物的使用，让德拉瓦莱的创作不仅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建筑，而且也是与旧建筑之间产生的共鸣。由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族建造的用来存放他们文物的建筑，其目的并不标志着对古董的全新欣赏，而标志着它们的新地位。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再利用品，而是被重新定位并放在新的语境中，让人们研究、仿制和欣赏它们。
来自拉塔大道上被毁坏的诺瓦斯之弓的文物 ailko/CC BY 2.5
我们应该如何将市镇收藏的出现纳入这一图景？首先，它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参与古董收集的代理人。传统上讲，收藏一直为私人、统治者及其家族主导，只有罗马的卡比托利欧收藏(Capitoline collection)和威尼斯的公共雕塑收藏(Statuario Pubblico)例外。从博物馆历史的角度来看，思道四世（Sixtus IV）于1471年12月向罗马人民捐赠的各种雕像被视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第一个市镇博物馆的建立。正如后来一位艺术机构的历史学家所言，思道四世的行为“值得成为博物馆全球目录中的第一个条目”，因为他把这些雕像“归还”给了创造它们的罗马人，他“奠定了博物馆作为城市或国家身份的守护者的理念，因此，它是公共的、永久的。”15世纪的罗马学者认为,思道四世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务人员，他对罗马过去的历史不甚敏感，相反，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精明的领导者，将自己和掠夺成性、贪得无厌的前任保罗二世区分开来，并将一种标志、仪式和责任赠与市镇政府，但他的礼物仍被视为是一种创新的举措。当然，他鼓励当地的罗马贵族也考虑这样做。加布里埃尔·德·罗西（Gabriele de'Rossi）和马克安托尼奥·阿尔蒂耶（Marcantonio Altieri）里都曾要求他们的继承人把他们的藏品放在一起，如果这些继承人不这么做，这些文物就会被送到卡比托利欧，远离文物市场，脱离教宗的控制。在威尼斯，多梅尼科·格里马尼(Domenico Grimani)把他的古董留给了共和国，共和国把它们存放在总督宫殿的一个房间里。当他的侄子乔瓦尼·格里马尼(Giovanni Grimani)想要在他叔叔的收藏中增加更多藏品时，他明确表示这些藏品应该放在一个“公共场所”，这样“那些看过兵工厂和这座城市其他美景的外国人，也应该看看这些文物”。乔凡尼于1593年去世，其收藏于1596年向公众开放。不过，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个例。事实上，思道四世的捐赠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罕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许多情况下，市政当局主动为自己创造了收藏，以一种向公众公开的方式保存他们对过去的记忆。有时当地贵族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威尼斯的格里马尼家族，比如佩萨罗的德戈兹（de'Gozze）家族，但通常情况下，城镇似乎都采取行动以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公开的文物。
因此，这些私人收藏与我们在各种公共和市镇收藏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东西是相似的，且前者预示了后者的出现。但公共收藏也使这种重复使用的文物的简单发展复杂化，从再利用品到藏品再到博物馆中的艺术展品，它模糊了历史收藏和现代博物馆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拥有的文物并不像德拉·瓦莱（della Valle）的花园里所藏的铭文那样为参观者带来愉悦和快乐，他们提供了罗马历史的公开证据，也许还提供了一些关于罗马历史的指导。在这方面，他们更接近意大利16世纪的植物园，而不是宏大的私人收藏、[尽管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希望他的收藏在他逝世时成为“公共学校”(scuola pubblica)，这是个有趣的例外]。波尔多的展览可能看起来是个例外，但对德鲁苏斯（Drusus）、麦瑟琳娜（Messalina）、克劳狄乌斯（Claudius）以及一位不明身份的奥古斯都人和所有皇室成员的献礼，清楚地表明了波尔多的重要性。赫尔曼·范德赫姆(Herman van der Hem)在1639年为这批藏品配图时，他说似乎看着它们的是一名士兵，而不是面对罗马废墟的普通艺术家。他认为，市镇收藏吸引了来自不同艺术团体的参观者。正如我之前说的，城镇通常无法留住珍贵的文物，但出于当地爱国主义的角度，他们希望展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作为建立当代自豪感的源泉。在文物收藏的历史上，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因过于专注于著名的古代雕像或昂贵的宝石而牺牲了虽平凡但具有文化意义的浮雕、祭坛和铭文。
赫尔曼·范德赫姆(Herman van der Hem)，波尔多，市政厅，笔墨画，1639年。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Kar389.030 f.k., 05:14,fol. 31
最后，这些市镇收藏的效果和影响力如何呢?不幸的是，这些城镇并没有以比私人继承人更有效的方式保存他们所拥有的文物。例如，阿尼奥（Annio）的五尊石棺在16世纪就消失在维特博（Viterbo）。波尔多的雕像下面的铭文很快就被蚀薄了。铭文到17世纪末几乎无法辨认，现在已经没有了。18世纪佩萨罗和巴勒莫（Palermo）的古文物研究者们抱怨(也许是出于自我利益)16世纪的前辈们没有很好地保存这些文物，于是把它们转移到新的博物馆去保护它们。但是在奥西莫（Osimo）、莱克图尔（Lectoure）或布雷西亚（Brescia）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效的，并且确实保护和彰显了那些原本可能丢失的文物。但17世纪时用民用建筑来存放文物的做法并没有推广开来；直到18世纪，新的市镇收藏品与那个时期新的大型博物馆才开始出现。即使在那时，这种做法也并不普遍。例如，1812年，一位当地的公证人——同时也是文物爱好者——想要保存旺斯（Vence）的罗马铭文，他设法把它们置入教堂的外墙，然后进行修复。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出现在市政厅或小城镇其他市政建筑中的当地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其起源应归功于这些措施的发展。
在许多情况下，尽管这些藏品的数量非常少，但尤其是当我们确定了市镇当局在收藏的产生过程中有意扮演的角色之后，将它们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是合理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历史学家通常都是孤立地看待它们的，他们对单个藏品或所藏它们的特定城镇感兴趣，因此藏品的范围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的命运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出土文物的许多地方相似。一方面，考古学家们对提取文物信息很感兴趣，他们会从古代文物的现代以前的记录中提取有关特定文物的任何信息，但很少考虑这些记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些文物是如何展示的；另一方面，那些把文物作为新创作的模型和品味历史的媒介的艺术史学家，忽视了过去更为平凡的文物。当学者们研究收藏品时，他们倾向于从罗马寻找模型。因此，我们对古物可能发挥的更广泛的文化作用的了解有限。然而，这些收藏显示出了文物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促进当地与古典历史进行独特联系的一种手段，也是地方市镇当局维护其作为历史保管者角色的一种方式。
来源：新华号 《艺术博物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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