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内心藏着无数老照片的话，校场坝无疑就是其中的一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老照片里所包含的故事，也愈加清晰起来。
校场坝是一个老地名，具体起名的年代可追溯到前清朝代。当时那个地段是专门用来让团丁操习练武的地方。在涪陵这座依山而建的小县城，想必当时这块专门用来操练的场地也不会有多大。所以，当我出生在这片地方的时候，校场坝己经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了，各种木土结构的房屋密密麻麻，丁点历史的遗迹也不曾留下。
当然，密集的房屋也不能完全说没留一点点空隙，至少一条土公路还是穿街而过，这也算是一点空隙之地吧。
在我记忆中，还留有童稚岁月那400多平米居委会会场的记忆。只是，这400多平米的场地并非一块整体，一坡十来级的阶梯把整个会场一剖为二，这就大大的破坏了会场的整齐性和严肃性，让人产生阶梯下的群众是观众，阶梯上的群众是演员的感觉，只不过，群众和演员可以互动打趣，一起唾沫横飞。
会场其实是一座四合院落，正门自然是高大阔进的，至少在年幼时的我们看来。大门口有一条很宽很高的门槛，门槛的表面有两处较深的凹痕，整条门槛油光水滑，一看就知道这条门槛是经过了若干年的踩踏磨坐才成为了现在这种模样。
那时候，包括我在内的几家小孩总爱排排坐在门槛上，叽叽喳喳的说着让大人们听着像天书的诳语，自娱自乐。
院落的房屋成n字形，我家住在面对大门最里边的左面，右边住着三户人家，左边一侧挨着大门处是一间黑屋，堆放着一些杂物。中间也住了一户人家。靠近我家墙壁有一间房屋，大多的时候，门房紧闲，极少打开，让人感觉极其神秘。一众小孩没事时总会聚在一起，扒着门缝里偷偷窥视，但屋里总是漆黑一片，让人大失所望，不过秘密总有打开的一天。
会场阶梯的上半截安放了许多长条板凳，那是用来让开会的群众坐的。那时会议多，总是在不经意的某一天，会场就忽啦啦的拥进许多人。会议尚未开始，会场乱成一片，女人们勤快的织着毛衣，纳着鞋底，男人们则一律嘴里叼着烟卷吞云吐雾。他们一般抽的是自卷的经济烟，烟劲很大，烟雾极其呛辣，惹得一些年老的和身体较弱的人连笑带骂。不过那时的人们还不曾有环保的意识，半真半假的嚷嚷几句也就罢了，无论男人女人，嘴里都不闲着，家长里短不绝于耳。
这时也是孩子们的天下，平时院子里只有几个小孩，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见到大人们带进来许多孩子，于是，下院坝子就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所。游戏什么呢？无非就是男孩子们斗斗鸡、拍拍烟盒之类，而女孩子们则踢鸡毛健、翻筋斗等，有大一点的孩子就跑出院子，在公路上滚铁环、弹弹弓等。
那时车子很少，家长们也没什么防范意识，而且每家的孩子也多，基本上家家都是属于敞放式喂养，家长轻松，孩子们也感到自由。
不过“自由”还是有代价的。某一天，一群小孩慌慌张张的从院外跑了进来，哭哭啼啼的归到各自父母面前嘟啷，片刻，家长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田姓的小男孩追着一部卡车的尾部扒着玩耍，却失手摔下毙了命。
这给了大人们一记沉痛的教训，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所有孩子就在大人们的严格管束下成了一群“笼中之鸟”。
笼中鸟也有笼中鸟的乐趣，比如我们院子里的这群笼中鸟就会在大人们没开会的时间，充分利用资源，玩玩较为高档的游戏。
我是在很大以后才在电影里看到跷跷板的模样的，开始觉得很洋气，其实那不过是我们幼时玩剩下的东西了。
长板凳确实是个好东西，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照顾人们屁股的“情绪”，每当大人们的屁股没有赏脸时，小孩子的屁股则变通的给予了它们“照顾”。
当然，凳子被反了过来。
一条长板凳被反扣在另一条长板凳上面，反扣板凳的两边各坐一个或两个小孩，板凳的四只脚就成了很好的助力器和保护扛，于是，原始简朴的跷跷板游戏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有天实在耍得太疯，一头的小伙伴压得很低很快，另一边的我高兴得大呼小叫，不过片刻，欢笑声就变成了凄厉哀嚎。现在回想，自己当时应该是划了一条优美的弧线抛了出去的，或者当时我趴在地上的姿势太过“好看”，不然一旁的大人和小孩为什么笑的那么开心？
清晰的记得我是在张开大口静默了好久才发出了声音的。
作为小孩，类似的苦头自然是少不了的，不过在经历了反复的摔倒爬起后，孩子们就成长了起来。
两三岁的妹妹最爱跳“白毛女”，尤其喜欢踮着脚尖旋转圈圈，大人小孩都爱逗她跳舞取乐。
当时校场坝居委的户籍民警姓李，为人和善，总是一付笑咪味的样子。但妹妹不知怎的特别怕他，有时有人故意使坏，在妹妹跳得正起劲的时候大喊一声李户籍来了。顿时妹妹会花容失色，像兔子一般嗖的一下窜进房里躲在门后，几个小时都拉不出来。不知是否由此落下“隐疾”，以后妹妹在成长的过程中，但凡生气就会躲在门后一声不吭，任凭父母着急寻找也不吭一声。
后来我们把舞台搬到了床上。那时的床都是架子床，挂有蚊帐，我家三姊妹在床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样板戏。
我报幕：下一个鸡母（节目）白毛女，于是妹妹垫着脚尖缓缓出场；我又报幕：下一个鸡母（节日），打虎上山。于是弟弟身披棉被，手里牵着一根绳子“威武”上场，一个漂亮的亮相，好一个杨子荣从容诞生。
日子就这么从容不迫地缓缓流淌着。
有一天，前面说到的那间神秘小屋忽然打开。不久就听到从屋里发出一阵丝丝啦啦的噪声。不一会儿，一个清亮的女声高亢的讲起话来，一会功夫，大院门外就围了好大一堆人。只听大人们正在议论，说有什么“最高指示”正在传达。从此，这间小房里不再神秘，总是经常听见一个年轻的女声从扩音器里发出。当然，我们也有幸的见到了一位编着两根长辫的漂亮姑娘进进出出。几十年后，我在街上碰见过那位姑娘，不过现在她已经是一位垂垂老妇了。
院子里的某户人家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农村妇女。她总爱倚着大门向外张望，让孩子们感到好奇：人居然可以有这么大的肚子。不久，传来消息，说是那位女客人在家难产而亡。什么叫难产？我们自然不懂。但亡就是死，大人们说的，我们懂了。
于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有了生与死的概念：死就是睡着不动，用土埋掉，再也不能出来玩了。第一次对死亡抗拒的设想：如果我被理在地下，我一定会不停的动、不停的动，永远也不要停下来，这样，就永远也不会死去了。
我是多么怀念年幼无知的自己啊，生与死在白纸一样的世界里是那样的简单。当然，也怀念那白纸一样干净的“校场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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