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领域的top是一件多么多么难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一个领域获得越多的时候，往往就越容易被困在这里。
但我们今天讲的大牛霍夫兰就不这样，在他转向认知心理学研究之前，他已经是一位名声赫赫的实验心理学家了。
那他为何还要转型呢？为何要从研究动物转向研究人呢？是为了挑战自己吗？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吧！
霍夫兰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12年6月12日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和其他大牛一样，霍夫兰的学业履历表也是金光闪闪。
他在西北大学先后完成了学士和硕士学位。然后去到耶鲁大学学习心理学的博士课程。
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耶鲁大学心理学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0世纪30-40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系在整个美国的心理学当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因为C·L·赫尔在学校的“人类研究中心”进行的人类动机研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让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极具吸引力。
霍夫兰就是其中一名被吸引的学生，他加入到了耶鲁心理学的行列当中，师从赫尔，并立下flag：希望自己能够让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变得更加出类拔萃。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1936年，霍夫兰博士毕业，留校成为了一名助理教授，一边教学一边进行学习实验。
那时霍夫兰做的是动物实验，他用迷宫中的老鼠来进行学习实验，对老鼠的条件反射作出概括研究。
他的研究具有创造力，而且所得的研究成果也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他的聪明才智很快让他超越了自己的老师赫尔，不到30岁就已经是名声在外的实验心理学家了。他被任命为耶鲁心理学系的博导，事业正蒸蒸日上。
就这样一位前途光明的实验心理学家，为何会突然要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这得说到一场战争，还有一个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次日就宣布要与日本开战。日军的偷袭行为点燃了美国人民的愤怒，他们纷纷自愿参军。
当时美国就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把1500万新征集的平民训练成士兵呢？他们需要告诉这些新士兵一系列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会卷入到战争之中？美国的敌人是谁？美国的盟友是谁？军事设备要怎么操作？为什么他们要为美国战斗至死？
他们希望能够借助当时的新媒体——电影来帮助他们完成这些教育和激发积极性的目标。他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但怎么就偏偏就找上霍夫兰了呢？
是因为他——S·A·斯托弗。
1941的时候，斯托弗被任命为美国陆军研究处主任，他有着一颗赤诚爱国心，同时又对实验研究抱有高度期待，他宣称要雇佣全美国最好的实验心理学家来进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霍夫兰是最优秀的实验研究者，所以他找到了霍夫兰，在五角大楼，他成功劝服了霍夫兰加入提升士兵士气的研究项目。
霍夫兰被任命为美国陆军部信息和教育局研究处的首席心理学家，心理实验室主任，负责领导实验小组。
为了研究影片教育士兵和激励士气的效果，他们采用了名为《我们为何而战》的系列纪录片来进行影片效果评估，这是关于“说服与态度改变”的最早的实证研究。
霍夫兰以士兵为对象，对其中4集纪录片进行了心理实验，这些影片被视作“说服材料”。
霍夫兰采用实验法，通过控制其它影响因素，以影片的内容为自变量，士兵态度改变为因变量。
我们以其中一集《英国之战》来看看霍夫兰是怎么进行实验的。这部影片主要是想看看士兵对盟国英国的认知和看法在看影片前后是否有发生变化。
实验分成看影片的实验组和不看影片的控制组，收看影片的实验组在看影片前先填写问卷。
在看完影片的一周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再填写一次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时事测验和意见调查，主要是用于了解士兵对事实的了解和他们的态度看法等。至于这些实验结果是怎么进行比较的，等同学们以后学实验法就知道啦～
在这次实验中，霍夫兰他们得出了以下几个结果：
❶ 影片提高了新兵对盟国武力的信心。
❷ 影片增加了新兵对事实的了解。
❸ 影片影响了新兵的一些看法和态度。但在对英国产生正面态度上，影片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
❹ 在提高整体士气上，影片也未见功效。
霍夫兰他们的系列实验发现，影片在传达战况信息上是卓有成效的，能够增加士兵对事实的了解。
然而，对于影片想要实现的主要意图——鼓舞士气和激起对敌军仇恨等却没有明显效果。
这些实验证明了单一的大众传播并不能直接导致人们态度的改变。
霍夫兰的研究考察了媒体宣传与个体态度改变和行为回应之间的心理过程，摆脱了行为主义的局限性，转向了认知心理学方向，再次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复杂性。霍夫兰因为这些研究又一战成名了。
战后，霍夫兰回到了耶鲁大学并继续在认知心理学方向上耕耘，主持“关于传播与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
霍夫兰和同事把战时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大众传播实验》（1949）一书出版。
同时在霍夫兰的带领下进行了传播者信誉、信息组织、群体适应效果、态度和观点变化等问题，完成了50 项实验，出版了一批关于香港的书籍，如《传播与说服》、《耶鲁大学关于态度和传播的研究丛书》等。
霍夫兰的研究成果表明了传播效果的形成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传播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受到了传播主体、信息内容、说服方法、受众属性等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些研究结论对“魔弹论”造成了冲击，是否定“魔弹论”的有力证据。
魔弹论
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的主流传播效果观。
核心观点：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受传者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
霍夫兰的说服研究贡献了许多学术成果，激励着传播研究向效果研究的方向发展。他对传播学的贡献可以总结为两点。
一是把心理实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二是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魔弹论”效果观提供了重要依据。
如此看来，今日霍夫兰作为传播学的奠基人为我们所知，所敬仰，真是一个偶然导致必然的结果。
如果日军没有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没有加入二战，又如果霍夫兰没有优秀到让斯托弗“盯上”，那么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熟知的奠基人了。
但他活在了那个年代，又足够优秀，种种注定了他与传播学的渊源。但无论如何，霍夫兰的一生都印证了这么一句话：优秀的人，无论在哪都是优秀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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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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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作者丨觅游 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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