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40期，原文标题《不争第一的芬兰教育，少即是多》，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贾冬婷
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占据榜首的芬兰教育，根植于他们不争第一的心态中。指向跨学科能力的新一轮教育改革也是如此，这一颠覆性目标是芬兰“少即是多”思维的再一次体现——从PISA排行榜跌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会年轻人应对未来的能力。
芬兰秉持全纳教育理念，位于坦佩雷郊区的哈坦帕学校特殊教育班级正在上数学课（于楚众 摄）
主笔/贾冬婷 实习记者/李南希
“我们的孩子还在上补习班，芬兰人却决定颠覆学校教育，废除分科教学。”——去年11月，这则新闻被疯狂传播。芬兰教育委员会很快澄清，芬兰确实于2016年8月开始实施了“新课程改革”，但并未废除分科教学，确切地说，他们是将教学重点放在了“跨学科学习”上。
坦佩雷大学中芬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蔡瑜琢教授告诉我，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每十年就会进行一次国家课程改革。这一次的改革纲领2014年就由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公布了，经过两年的论证，去年开始正式实施。可以说，每一次的改革都是颠覆性的，因为面对的是未来的十年。
未来会怎么样？蔡瑜琢认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重挑战——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波动、人口老龄化、现代科技相关风险、流行病和大规模移民，需要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全新的行动主义。而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已经预示了未来人才的结构性变化，甚至一半以上的职业都将不复存在了。既然未来变化不可预知，那么就要去培养一种应对变化的能力。
蔡瑜琢说，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就是培养适应瞬息万变的未来社会的人才，因此要最大程度地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参与度，以及构建师生互动的学习共同体。其中一个改革重点，就是促进“横贯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s）向传统学科教学的渗入。
所谓横贯能力，是指贯穿于不同学科和领域所需要的通用能力。新课程描述了七种横贯能力，分别为：思考与学习的能力；文化识读、互动与表达能力；自我照顾、日常生活技能与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多元识读；数字化能力；工作生活能力与创业精神；参与、影响并为可持续性未来负责的能力。任哈佛教育学院客座教授的芬兰教育专家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说，横贯能力看上去抽象，其实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态度、知识和技能。
与横贯能力培养相关的一大教学改革就是“现象教学”。蔡瑜琢说，新课程中仍以分科课程为主，还是会继续教授数学、历史、艺术、音乐和其他课程，因为这是横贯能力的源头。不同的是，改革后会将横贯能力渗透进各个学科的日常教学之中，而且各学校每学年至少组织一次跨学科学习模块，即基于某种现象的教学，如芬兰独立100年、移民问题，或是学校附近新开通的地铁，在其中涵盖语言、地理、科学等多学科。
这次新课程改革的一个背景是，芬兰最近一次的PISA成绩已经有所下滑。但显然，芬兰教育委员会并没有针对这一局面来实施改革，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不会立竿见影的跨学科学习和现象教学上。
“PISA的排名或许会下降，但那有什么关系呢？PISA就好比量血压，让我们可以不时检查一下自己的走向，但它不是永久性的关注焦点。影响教育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年轻人应对未来的能力。”帕思·萨尔伯格表示。
由此可见，新课程改革仍是对芬兰一贯秉承的教育理念的进一步强化，即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学校、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学习社群，让每个学生从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发展个人学习地图。这一理念看似简单，甚至原始，让人想起美国教育理论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上世纪初期推崇的“儿童中心”理论。当其他国家在竞争、排名、教师责任薪金制度的路上越走越窄时，芬兰教育的简单思维继续提供着另一种选择。
平等与包容：在同一个课堂中
在明亮、温暖、葱翠的夏日森林里穿行了十几分钟，地处赫尔辛基卫星城埃斯波的凯塔学校（Kaitaa School）才在林中若隐若现。
“几乎每一所学校都在森林里，因为森林无处不在啊。”校长里特瓦·麦克森（Ritva Mickelsson）笑着说，很多老师会随时把课堂设在户外，比如环境课、地理课、艺术课，自然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它叫珊妮（Cenny）。”女校长爱抚着与她形影不离的白色萨摩耶。这狗也显然不怕生人，热情地蹭上来。麦克森校长告诉我们，珊妮不仅是她一个人的狗，它还是整个学校的“校狗”。四年前，珊妮跟着她来到凯塔学校，很多人都疑惑：“狗怎么也来了？”渐渐地学校里每个人都熟悉珊妮了，平时麦克森校长去哪儿，狗就跟去哪儿，每进到一间教室，孩子们就都笑了，好心情会伴随他们一天。今年春天开始麦克森暂时离开校长职位一年去攻读博士学位，珊妮也跟着走了，大家还很不习惯，于是又找来了另一条校狗阿斯卡。
在凯塔学校，小狗珊妮可以辅助特殊教育（于楚众 摄）
有狗在会发生什么？麦克森校长告诉我们，有些孩子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为了显得有面子，见了她说话也硬梆梆的，但是当她带了珊妮同去，他们就变得柔软了。有一次一个男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要离开课堂出去，这是一个借口，但她说没关系，请你顺便带珊妮去小便，他回来就平静了，叫珊妮“我亲爱的公主”。另外，狗也会让孩子们更有同情心。有一次，麦克森校长带珊妮去另一所学校辅助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孩子，任课老师冲着珊妮说：“坐下。”那个孩子不高兴了：“老师，你不能对狗那么粗鲁，她会感到难过的。”麦克森校长说：“这不是很神奇吗？”
里特瓦·麦克森最初是一个特殊教育教师，她班上的学生一个存在行为问题，11个有学习障碍，还有几个有自闭症。她在1998年将动物引入特殊教育教学中，发现效果特别显著。除了能安抚情绪，沟通情感，还可以辅助阅读。“日本的一项研究曾论证过这点，他们比较了三组学龄前儿童，第一组里有一只真正的狗，第二组有只机器狗，第三组没有狗。结果，与真正的狗在一起的小组阅读速度最快，其次是机器狗那组，没有狗的那组进度最慢。”麦克森校长说，他们也尝试在阅读障碍学生读书时让狗陪伴。“有狗在旁边听，孩子们会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是掌控局面的人，还要学习移情与互动。当他们朗读给狗听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其实还读得挺好呢。”
麦克森校长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马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的。她发现，马比狗还要敏感，用于情绪训练也更有效。“不是训练学生骑马，而是训练他们与马互动。马很敏感，它会随时逃离。如果它觉得你是一个侵略者，不会让你靠近；如果它觉得你害怕它，它也会害怕你。所以你必须让自己的呼吸和情绪平静下来，用肢体语言与它沟通——不是‘芬兰语’，是‘马语’。”
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波市副市长奥利斯·佩特卡拉（于楚众 摄）
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前主席、埃斯波市副市长奥利斯·佩特卡拉（Aulis Pitk?l?）告诉我们，不是每一所学校都有动物辅助教学，但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特殊教育的确是芬兰学校的一大优势。他认为，这背后的理念仍然是教育平等原则，认为每个儿童和青少年都有权利享受优质教育，无论他们自身条件存在何种局限。
我们走访了几所学校后发现，芬兰的“特殊教育”（Special Education）其实是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面向的并不是想象中的狭窄人群。它的内涵，用“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来表述会更准确，即一种容纳所有学生、促进积极参与、满足不同需求的教育。一个统计数字令人惊讶：芬兰完成义务教育的16岁儿童中，超过一半都曾经在求学期间接受过不同类型的特殊教育支持。
于韦斯屈莱大学研究员奥利－派卡·麦立安（Olli-Pekka Malinen）曾比较过中国和芬兰两国的特殊教育。他认为，中国对特殊教育的界定比较狭窄，教育对象是指有严重问题的儿童，包括智力障碍、严重感官或者身体残疾、精神健康问题，比例仅占全部儿童的1%。除了在特殊学校，对其他的问题儿童缺乏细分，也缺乏特殊支持。而芬兰对“特殊”的定义要宽泛得多，也宽容得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趋势是，参与特殊教育的学生人数在逐渐递增，但芬兰的特殊教育学校却在逐渐减少，更多学生会进入普通学校学习，这也是因为全纳教育的理念。对问题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致，除了传统中的身体、智力及精神障碍，还有各种程度的发育迟缓、情绪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阅读障碍、行为问题等，甚至还包括偏科和移民问题。一旦需要，学生便有权获得特殊支持，其他学生通常并不知道这个学生有可能得到哪一种和哪一级别的支持。
位于坦佩雷郊区的哈坦帕学校（Hatanpaa Comprehensive School）的校长阿托·涅米内（Arto Nieminen）也主张全纳教育的理念。他认为，不能只是因为孩子们有学习障碍或行为障碍，就把他们送进特殊教育学校，他们应当和普通人一样，接受正常的教育。“如果一个孩子有某种能力缺失，那不断地培训这种能力就好了，这就和一个不擅长数学的孩子要多补习数学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孩子数学不好而让他一辈子学习数学，同样地，我们也不能让问题孩子只接受特殊教育。”他告诉我们，在哈坦帕学校，大多数需要帮助的学生会和其他学生在同一个课堂学习。对他们有各种方式的特殊支持，包括小组补习、个人咨询辅导，甚至是根据个人情况单独授课。如果学校发现某个学生长期存在多方面的学习困难，会针对该学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安排特教教师和轮值助教辅导，还可能会放入特殊班级。
科利娜·崔葛（Cllina Trygg）正在给一个特殊班级上数学课。乍看上去没什么特别，崔葛在讲台讲课，下面十个学生在听。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的课本、翻看的页码却都不太一样，有的会不时看看黑板，有的却趴在桌上，一个女孩甚至全程戴着耳机看视频。最后一排一个男生，从看到我们进去就手舞足蹈起来，不停地冲我们扮鬼脸，坐他旁边的助教老师不断地提醒他。崔葛告诉我们，这个班上的学生分为三个不同程度，不同的学生持有不同的课本，要想解决他们的数学难题，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看视频的那个女生已经掌握了这节课的内容，她被允许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不能影响别人。扮鬼脸的男生问题比较严重，所以配备了专职助教辅导。虽然普通数学课程教起来会相对轻松，但是崔葛更喜欢小班教学，她可以掌握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并向他们提供及时帮助。她会针对不同的孩子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遇到芬兰语还不熟练的国际学生，她除了耐心教他们读题，还会用绘画来表达。还有阅读障碍的孩子，会提供音乐CD，让他们更多地用听觉。
因为地处坦佩雷郊区，附近有一些移民聚居区和难民庇护所，哈坦帕学校也要面对日益增长的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校长阿托·涅米内告诉我们，目前学校的移民学生占16%，而且因为芬兰接收难民的增加，这一数字还在增加。如何让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成为未来社会的积极分子，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我们去旁听了特赫·库卡（Terhi Kuokka）教授的芬兰语融合课，就是针对移民学生设立的。库卡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是因为父母移民来到芬兰，还有一部分是来自阿富汗、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等地的难民，为躲避战乱而来。即使这些孩子不确定自己以后是否会待在芬兰，也有权利接受和其他孩子一样的教育。“许多人来自战争国家，失去了父亲和母亲，甚至见证了杀戮场面，会有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我不得不在教学中考虑这一点。他们在学校环境中结识各种各样的其他学生是有好处的，这是社会融合的第一步。”
还有针对已经毕业学生的延时课程，所谓的“十年级”。汉娜（Hanna Qiilila）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些学生初中毕业后不想继续读书，或者没想好读普通高中还是职业学校，这是给他们设计的。这里更像是个自习室，提供咖啡和茶，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老师汉娜在其中的角色像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但不会介入那么多，只是倾听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感觉自在。“如果他们星期一不想来，那么星期二来也可以，每个来的人都会拍一张照片，像是一种打卡激励。”
内生动力：玩中学，做中学
在现代社会，教育的一大挑战在于父母时间的匮缺，儿童通常不得不过于快速地成长，尽早独立并学会适应。另外一个挑战是信息的涌入。那么，未来的学校应如何应对？在何处划定界限？
坦佩雷基础教育处处长克里斯蒂娜·雅维拉（Kristiina J?rvel?）认为，芬兰的做法是直面现实，让课堂与真实世界接轨。与此同时，学校一直坚持平等的价值观，提供人性化的支持，让学生们能在学校感觉到自己被接纳、尊重和信任，会更加愿意学习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芬兰学校最为成功之处。
在克里斯蒂娜·雅维拉看来，艺术和家政类科目对于学生形成平衡的个性尤为重要。这类科目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并给他们提供额外的挑战，所以教育局总是鼓励学校发展这方面的特长。
芬兰的家政课可以追溯到1998年，当时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确了要教授儿童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从此家政课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从生活中的基本场景入手，如餐桌礼仪、健康饮食、家务的分工与合作、垃圾回收、规划零用钱等，不仅教育孩子基本生存技能以及良好健康的生活习惯，还引导他们如何进行人际交往，探索建立未来良好的家庭关系，锻炼快乐生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坦佩雷的艾特拉－赫万塔学校（Etel?-Hervanta School）老师瑟帕（Sirpa Salkunen）带我们去旁听她的一堂家政课。这间家政教室是一个多人使用的厨房，学生们正分组做他们想做的东西，比如蔬菜汤，总是课堂上最受欢迎的，还有人用传统烘烤法在做芬兰包子。瑟帕说，对于刚进入初中的这届七年级学生来说，其实已经不是简单地在上烹饪课了。新课程改革之后，学校尝试着将家政课与其他科学课程结合起来，由不同科目的老师一起上课。比如做包子要用到酵母，笼统地说，谁都知道酵母发酵需要时间、温度、水分，但是这一切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就会请化学老师来上一节化学课，比如现场做实验，尝试将酵母分别放入冷水、温水、热水中，看看会有什么不同，学生就会对酵母的生长环境更有体会了。
芬兰坦佩雷的艾特拉-赫万塔学校校长乌拉-麦吉（于楚众 摄）
校长乌拉－麦吉（Ulla-Maija Ojalammi）告诉我们，艾特拉－赫万塔学校以科学为特色，所以尝试了这项新的实验科学计划，将生物、物理、化学、数学和经济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次现象教学，这也是对新课程改革的回应。她说，七年级学生每周有一次家政课，计划在厨房里进行烘焙和烹饪的化学实验，也打算去参观一些食品实验室和食品工厂。在八年级和九年级，将会开设生物化学课，研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由生物和化学老师来协作的。
艾特拉-赫万塔学校尝试家政课与化学课的融合教学（于楚众 摄）
进入万塔市（Vantaa）的瓦斯卡沃瑞高中（Vaskivuori Upper Secondary School），迎接我们的是一段激越的现代舞，再加一组轻柔的和声演唱，水平之专业，以至于我们去向校长确认这是不是一所艺术学校。老校长艾拉·卡斯帕（Eira Kasper）笑了，她自豪地说，这不算什么，15年前在这里相遇并组建的一支乐队，现在已经在芬兰乃至欧洲非常著名了，其玩笑似的名字也隐含着起步时的基因，“我的第一支乐队”（My First Band）。
艾拉·卡斯帕说，教育部鼓励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发展某领域的特长，瓦斯卡沃瑞高中选择了音乐、舞蹈和传媒，而且拿到了特殊的科目许可。加入这三类科目培养，必须要在入学时经过专门考试，艺术成绩的比重占总成绩的一半。在芬兰，设置这类专业音乐科目的有十所普通高中，而设置舞蹈科目的则有三所。卡斯帕校长认为，有些学生有音乐或舞蹈才能，他们日后并不一定要成为音乐家、舞蹈家，他们也可以是律师，是医生，但他们会对艺术有一些特殊需要。这也是她在瓦斯卡沃瑞高中想提供的，比如音乐，学生们可以在学校课程内选择更多音乐类课程，放学后参加合唱团，进行乐队排练，每周有将近20个小时在做音乐。卡斯帕个人对刚开始实施的“新课程改革”并不认同，以为那意味着更多的跨学科学习，相应地会减少学生们与艺术相伴的时间。
艾拉·卡斯帕告诉我们，她其实在今年6月就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们的采访，她才又一次回到学校，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熟悉，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给她一个拥抱。艾拉·卡斯帕最初是一个音乐老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她成为这所音乐特色高中的校长，而且一干就是22年。她带我们去录音室，一支学生乐队正在排练一首忧伤的歌，一个家人去世了，唱歌的人坐在火炉旁，回忆他在身边的日子。也正是这种创作氛围让这个录音室格外迷人，一代代学生在这里排练，毕业后去工作，去组乐队，还可能再回来做老师。音乐老师约尔告诉我们，瓦斯卡沃瑞高中几乎所有的音乐老师同时也是表演艺术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记得20多年前来到这所学校当老师时，发现音乐部门的负责人马蒂似曾相识，竟然是他最喜欢的重金属乐队Jarnaes的成员之一，演奏萨克斯的那个家伙。
位于埃斯波的凯塔学校的视觉艺术课程也不普通，它是一种强化课程，需要通过专门的考试。艺术课老师玛丽亚（Maria Annala）说，所谓强化，一是时间拉长，每节课从45分钟变为75分钟，每周两节课；二是试着给学生更多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节奏。
艺术教室中心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铁丝网编成的花，像是某种动物骨骼，看上去有点毛骨悚然。这是九年级学生安妮的作品，她准备明年毕业后申请一所专门的艺术类高中。她介绍，这朵花是一个现代装置，由二维的绘画开始，经过三维电脑设计，转化成三维的线条和形体，从当代艺术家那里汲取了不少灵感。目前确实只是外骨架，还需要做很多花瓣放入骨架中，表达盛开的意象。
艺术课没有考试，但玛丽亚老师有一整套基于作品的评价体系。很多学生有现实目标，“我想学习如何画得更好”，但她认为，视觉艺术不仅仅是学习技术，也是一种思考、了解并评判文化的方式，因此鼓励学生们的多样性和批判性。在教学大纲的原则性规定下，老师拥有对课程的自主权，经常会根据一个最新的话题来设计下一节课的内容，这也是她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她经常带学生们走出教室，去森林和湖畔，去美术馆和博物馆，因为不同类型的城市环境、自然环境、媒体文化都是视觉文化的一部分。上学期玛丽亚带学生们重新设计了赫尔辛基地铁站，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的项目，但他们专门去了地铁站实地调查，还邀请了一位城市规划师来讲课。她认为，学生们深入身边的视觉文化中，边做边学，才能最终运用视觉语言形成自己的表达。
瓦斯卡沃瑞高中的学生乐队成员正在专注练习（于楚众 摄）
学术还是技术：没有死胡同
观察芬兰教育体系，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多条通道，以及在多条通道上的可转换性。特别是初中毕业以后，会明显地分出两条路：一条路是普通高中，对应综合性大学；另一条路是职业高中，之后一般会直接就业，或者再进入应用科技类大学深造。学生可以随时在这两条路上转换，甚至可以两者兼得。“全球坦佩雷教育”项目中心主任金穆兰告诉我们，他的先生帕思当年就修了双学位——普通高中课程和职业高中里的电子专业课程，只不过多花了一年时间。也是因为这一职业教育路径，让金穆兰在国内低人一等的中专背景，到芬兰后反而成了优势。
金穆兰说，在芬兰人的观念中，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是平起平坐的，大约45%的芬兰学生初中毕业后会选择职业教育，与选择普通高中的人数几乎相当。一项调查显示，选择职业学校的原因首先是“基于个人兴趣和职业向往”，几乎没有人是因为“分数不够，上不了普通高中”而被迫选择的。当然两条路径各自的出发点、培养方式、达成目标都不。金穆兰说，职业学校的课程会有很大比例是与企业合作的，甚至可以完全不听课，一进学校就选定一个项目，说要创业，然后会有“孵化器”相应的支持。不过最近，坦佩雷又在启动将应用科技类大学与综合类大学合并，主要还是考虑到年轻人的不定性，如果中学时选了一条路，上了几年后发现不喜欢，那么在同一所大学里，可以更顺畅地转回来。
芬兰第二大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特雷度（Tredu）就位于坦佩雷，共有21个校区，各个校区的地理位置都和该地的行业有关。我们去探访的飞机修理专业就设在坦佩雷机场附近。校区培训经理朱汉尼·安世拉（Juhani Anthila）告诉我们，贴近行业所在地，是为了让职业教育与学生的未来工作紧密衔接。此外，专业设置还会紧跟地方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坦佩雷原本是一个纺织业和制鞋业很发达的工业城市，但随着工业转移，如今制鞋业在坦佩雷已经几乎没有市场，因此特雷度学校果断取消了制鞋专业。
特雷度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飞机修理专业的学生们在进行急救培训（于楚众 摄）
窗外不时有飞机起落的特雷度校区更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里面都放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教室就设在通往车间的途中。安世拉介绍，学生们最先接受的是安保系统培训，再是火警系统、机械事故等8种预备课程培训，之后才能触摸到飞机。安世拉打开一个车间的大门，这里陈列着各种军用飞机，包括瑞士战斗机以及美国海军“黄蜂”战斗机，这里是专门为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提供练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把零部件从飞机上拆下来，研究或修理之后再装回去。他指着机舱里部分裸露出来的细小电线说，这些电线如果打开，长度可达几千米，与日常见到的电线在价格上有天壤之别。学生们需要从这些密密麻麻的电线丛林间找到出错点，把它们修好。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三年的理论学习和技术练习之后就可以做到了。
另一个车间里的飞机看上去更熟悉，是几架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用飞机。安世拉说，虽然这些飞机的内部系统依然可以工作，但它们已经不再提供飞行，只供学生们练习和培训用。我们在一架只有8个座位的小型私人飞机内坐了下来，空间虽然小巧，但内部装饰精致，而且它的机械设备和技术系统丝毫不弱。只是由于油箱很小，如果从芬兰开往美国需要两天，因为中途要停靠三四次加油。转身便遇到了特雷度学校里的头号“庞然大物”，它也是所有芬兰飞机修理学校里最大的客机。安世拉说，在芬兰，只有七所职业学校提供飞机修理专业，而既提供飞机修理技术，又提供飞机自动化技术的只有特雷度，这样的学校在欧洲也不过十所。而特雷度飞机修理专业的教师，也都是像他一样有丰富职业经历的人。安世拉在1996年加入特雷度学校负责培训，在此之前，他为芬兰空军工作了23年，从事飞机自动化技术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一辈子都在和飞机打交道。
该校飞机修理专业培训经理朱汉尼·安世拉（于楚众 摄）
中午时分，安世拉带我们去用餐，没想到学校食堂就设在不远处的坦佩雷机场候机厅，可见学校与机场的密切关系。我们在餐桌上遇到了曾在此就读、目前任助教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说，他在选择飞机修理专业之前，完全是一个零基础的门外汉，只是觉得飞机修理听起来很酷。真正进入到飞机修理专业学习，才发现三年中2460个小时的训练不是闹着玩的，但他逐渐开始享受双手掌握技能的充实感。修理飞机的过程的确不易，但长时间的联系和坚持让看似复杂的难题变得简单。从高中职业教育毕业之后，亚历山大前往瑞士私人飞机修理公司工作了两年，修理类似庞巴迪等小型私人飞机，现在又回到芬兰，要去坦佩雷应用科技大学深造飞机工程师专业。“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到，不管你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芬兰教育没有死胡同。”
为适应芬兰新一轮教育改革，埃斯波国际学校在新校园设计中采用了开放式学习空间（于楚众 摄）
为适应芬兰新一轮教育改革，埃斯波国际学校在新校园设计中采用了开放式学习空间（于楚众 摄）
为适应芬兰新一轮教育改革，埃斯波国际学校在新校园设计中采用了开放式学习空间（于楚众 摄）
开放式空间：终身学习的可能
远远地看到埃斯波国际学校（Espoo Interna-tional School）所在的素混凝土不规则几何体时，不免意外。比起大多数芬兰学校的朴素和低调，这样一个如博物馆一样的标志性建筑实在有些特殊。
原来这个灰色几何体是若干不同功能空间的组合，叫作“奥匹玛卡学习中心”（Opinm?ki Learning Centre），埃斯波国际学校只是其中之一。走进去，视线中心是开敞的采光中庭、巨大的楼梯、长长的走廊，空间生动而多变，不像是被教室规则分割的传统学校。校长安妮·玛丽（Anne-Marie Rapo）对于参观者的惊讶已经习以为常：这个校区是在2014年新一轮教育改革之后设计新建的，为了与新课程规划相呼应，建筑师改变了传统的教室分隔和桌椅排布，重新设计成灵活的、随意的开放式教学空间，这个打破常规的设计获得了2016年国际教育城市协会颁发的最佳奖。
事实上，基于教育改革的校园更新是芬兰正在进行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牵涉到全国的 4800间学校。目前芬兰大部分学校的布局依然采用传统模式，教育部计划通过改建和扩建，逐步让所有学校过渡到统一的设计核心中，即更开放的学习空间。
其实，开放式学校已经拥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最早是出现在“二战”后的英国公共学校，之后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教室变得色彩斑斓，教室间的隔墙被敲掉，学校看上去像是一座活跃的咖啡厅……然而这些实验并不成功，甚至造成了秩序混乱、成绩下降、校园暴力等。现在芬兰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建造开放式的学校，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创造灵活、轻松的教育环境的同时，还能够维持有序、温馨的学习氛围。
作为空间使用者的埃斯波国际学校的师生们最有发言权。安妮·玛丽带我们参观，虽然这里是一个开放性的空间，但并不是一座开阔的大厅。建筑师通过拉长动线，集中的课间活动区域被安置在了走廊的尽端，再加上整栋建筑的灰色基调，让人感觉到安静和有序。
事实上，新的学校设计就像是“跨学科能力”和“现象教育”的一个空间基础。教室内部不再是一味的课桌椅形式，而增加了大量沙发椅、沙发、摇椅、软垫等。而且，教室之间还设置了可以移动的隔墙，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分隔或打开。教室内和教室外的界限也被模糊了。正值上课时间，教室外各种围合区域里，也不时有小组讨论，或者个人自习。
埃斯波国际学校校长安妮·玛丽（于楚众 摄）
安妮·玛丽说，传统意义上，老师们进入课堂，关上教室的门开始教学。而新的设计让学习环境更加透明和开放，这让学生和老师更容易相互看到，也更容易合作。多样化的教室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一个空间既可以变成开放性的讨论区，也可以变成私密的谈话或阅读空间，教师们可以带上笔记本电脑，选取一片区域，带领学生学习。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教室内活动，或者在教室外的空间活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式不尽相同，他们试图使学习变得个人化。
开放式空间也让“现象教学”变得可能。安妮·玛丽带我们去看一片科学学习区域，那里有一个物理实验室、一个化学实验室以及两个生物实验室，但它们的使用方式很灵活。“传统上，不同年级的学生有不同的课表。例如九年级学生，可能数学课四个小时，物理课一个小时，生物课一个小时。但是我们想超出这样的思维方式，让学生不是仅仅单独学习每一门课程，而是基于现象或项目进行学习。另外，我们会促成不同年级的学习小组共同学习，因为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你不可能选择一起工作的人，而需要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相互了解，相互协作。因此，在实际教学设计中，我们会修改课程表，希望触发所有年级的学生来共同参与一个项目。比如先放一些与此相关的视频，然后学生们自主选择不同的学科，开始自己的学习。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计划，也还面临挑战，但我认为应该摒弃那种学科分离的思维，找到学科之间的联系，这将是未来学习的方式。
如果从更长远视角来看，学校仅仅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阶段。安妮·玛丽告诉我们，埃斯波国际学校最初是20年前由诺基亚家族资助的，因为周边有包括诺基亚在内的很多国际公司，各国移民比较集中，逐渐形成了一所以IB课程为主的国际学校，覆盖一年级到九年级的中小学生教育。埃斯波国际学校仅仅是这个学习中心的其中一个使用者，而不是拥有者。整个奥匹玛卡学习中心其实是一个多样性的社区公共建筑，除了学校，还有活动中心、青年中心、社区学院、俱乐部、体育馆、大礼堂等，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每天下午4点学校放学之后，学校所在区域就会变身为体育俱乐部、社区学院和音乐厅等，几乎有无限可能。安妮·玛丽校长带我们去看围合的中庭，那里相当于一个活动中心，学生和居民可以在那里跳舞，庆祝各种节日。里面还放置着很多鱼缸，每个班级都有一个自己的鱼缸，学生们负责照顾其中的鱼，测定其中的pH值。还有一小块土地，是社区居民组织给学校的，学生们在那里种植了一些咖啡豆，这也是家政课的一部分。体育馆更典型，白天这里由学校使用，放学后成了居民运动的场馆，有时会一直开到晚上10点左右。今年是芬兰独立100周年，12月份这里还会举办一个有市长出席的舞会，全校2000多名学生也都会参加。正如真实世界中一样，让学生融入不同的人群，参与社区生活，学习生存技巧，也是未来教育的一部分。
（特别感谢实习记者吴扬对采访的帮助。覃天、沈启雯、郭雨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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