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人们不断重新认识中加以完善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灿烂辉煌。然而，至今所有权威纪元表上都之记载“中国历史准确纪年，起自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使得中华文明此前的两千多年成为空白。直至一九九七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西安奉镐遗址发掘出一批先周遗存，使中国准确纪年的时间，推进到公元前两千年以前。
所以，尤其是文物考古，一家之言很难成为绝对正确的，总是需要相互借鉴的。近年来由于大陆的经济发展，土地开发政策的作用，出土了大量文物，使中国考古专业走向了一个新阶段，甚至推翻了许多长年来形成的观点。这其中，极少数高古料器的出土，让我们不断完善对中国料器发源、发展的认识，也使更多人开始注意并研究中华料器。
从现有的考古发掘品中，可以证实我国春秋末期即开始生产料器，在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其中的蛛丝马迹。《韩非子》记载“楚人卖珠”，琉璃珠在当时应该使极为珍贵的装饰品，或权贵的象征。《史记》记载吕不韦乃阳瞿大贾，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贩卖这类奢侈品的利润甚高，他父亲就是做珠宝买卖，也曾说过利润可达百倍之多。故宫副馆长张临生先生于《琉璃工艺面面观》文中指出，“重利之下必有勇夫，交通险峻越关山涉水渡洋而来的进口琉璃珠华丽夺目，楚人生产的国产的铅钡琉璃珠，让东西文化交光互影。”人们也一直认为自春秋至战国，中国琉璃生产以来，这一时期所造的都是琉璃珠，而随着吴王、越王佩剑的出土，以及近年发掘出的料剑饰，才改变了这种观念，但仍认为这一时期只是以生产小件琉璃。然而，从古籍之中可以找到一些非常之处，如《穆天子传》中记载的“采石铸器”应该于琉璃有关，既然提到“铸器”那就不是琉璃珠之类的小件料器了，必是成型成器的独立料器，但这一直是人们的猜测，并未发现实物予以证明。三国时的一本《胡琮别传》曾记“时人掘地得铜匣，以玻璃为盖，太宗以问琮，琮对曰：‘秦始皇以金陵有王气，故埋宝物以镇之，此即始皇所下之镇物也。”可以看出在战国时，已可以制作大件料器，而且工艺已相当成熟，否则以秦始皇的国力财力，此匣又是如此重要，断不会有一丝纰漏，必精益求精。然而，这件文物后来也失传了，以至这个在中国乃至世界料器史上及其重要的一环千百年来没有物证。
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华高古料器中特殊的一种－－“料剑饰”
根据考古资料，符合玻璃定义的玻璃制品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料剑饰开始出现于战国早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到汉朝时便渐渐稀少乃至绝迹。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剑格上镶嵌着两块浅蓝色半透明的料饰，河南辉县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的剑格上也嵌有三块无色透明的料块。这二人皆是战国时名震天下的风云人物，称霸一方，以此等身份佩带料剑饰，可见其时料器地位之显赫。由于料器珍贵，以及宝剑是随身佩带的，所以在人死后，绝大多数料剑饰都随主人入墓陪葬，流传于世的甚少。北京故宫也只收藏三件带伤的白色剑饰。
料剑饰从形状.图案及规格都是仿自玉剑饰，颜色以仿羊脂白玉的乳白色为主，自上而下分为“剑首，剑琫，剑璏，剑珌”，大多饰以云纹，谷纹，蟠螭纹，兽面纹和草凤纹。早期的图案较单一，后期的图案丰富许多，多以几种图案混合使用。
这四件料剑饰，颜色乳白，外表有一层土沁，应是出土之物，料质密实，有质感，硬度大，是战国料器的特点。图案是兽面，乳钉，草凤和云纹的结合构图，搭配合理，设计精美，像是战国中期的风格。工艺细致美观，棱角坚硬，表现了战国时代料器制作的高潮水平。虽不能看到原配宝剑，但从这四件考究的剑饰上，仍可想象当时剑主人的风光显贵。由于长期土藏，加上料质极佳，故至今仍完好如初，非常难得。因为料剑饰出土不多，所以今人多不知其价值，常以现今之玻璃观念，对待古之料器，未能知其珍贵而加以研究收藏，以至流失损毁，甚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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