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韧坚忍品格，“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的衍生便是此种本质力量精神的确证。在生命情势遭罹灾殃威迫之机，在生存景遇饱受残酷命运摧残之时，内心无暇去体受遽然而来的痛感和惶惧，而是孜孜地、勇然地乐观与之对峙抗衡，这便是刘小枫所称为的“乐感”，即“对现世生命的执是追求，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愿望。就精神意向而言，这种愿望体现为把现世生命的快乐感受作为精神在世的基础”，“乐感”的强势便无可逃免引致悲剧精神的“缺席”，因为“乐”的质素里生就不了“悲”的基因，“乐”的体认心性无法引发悲悯的神性摄照。
伟大的作品无一例外都追求悲剧精神，“我如果不曾惹他们哭，自己就不能笑；如果惹了他们笑，自己就只得哭”(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伊安》)，“之所以如此推崇悲剧精神，是因为艺术的生命实质在于美，但是作为审美者的人类生命的有限性，以及其审美愿望的永恒性，包括美本身的脆弱性，已经注定结成了永远无法拆解的矛盾”，没有悲剧精神，美的艺术便失却了撼漾心魂的恒久生命“魔符”；没有悲剧精神，美的艺术便失却了戟刺灵台的崇高净化力。作品中一个人死了，读者也抛沙般落泪了，并不决然意味着作者有了悲剧精神，不幸主题的构拟里如果没有人类命运普世人文关怀价值的视境照察，如果没有原罪感般宗教情怀的心的“灵水”的洇渗，如果没有“怜悯与恐惧的混合情感体验”（亚里士多德语）的主动浑化，悲剧便是蹩脚的“伪悲剧”，灵心升华的惠风的翅膀便不会在你我胸次润泽清甜扑飞，卑琐依然卑琐，孱弱仍贯孱弱，精神的葱翠青春永世黯淡，圣洁的盈盈灵光萎入无边的恶之“黑洞”迷霾。
归根结底，悲剧精神的缺失乃命运感匮乏所致，中国人对于外在的苦厄雄压，视之蔑如，充满张狂而迷妄的“实用理性”虚荣。儒学准宗教的匮缺神权制束、并不内化性虔敬的算计式“缩水”信仰，常使“慎独”飘然，俨然一具浮奢的木乃伊饰品，无须本真戒惧，头上三尺的神明也并不必然公平施显灵威。对于严肃而穆秘的命运，中国人常鄙然视为假想的犯侵其益利的敌对化障碍，不屑荒诞英雄西绪弗斯式的光荣“愚举”，却满是堂吉诃德式的可怜“豪动”。儒学入世的情志指向摒弃了对命运感的诉求认同，便降格沦为乏失震动灵魂之翼的心叶的苍然枯凋。我们说“命运感就是对于宿命的亲和，昭示的是神权之下的无可奈何心理，它承认人是被命运捕获的，谁也逃不出命运的网捉。在命运之网里，人无法抗争只能挣扎”。因了命运感，“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中国人天然的对命运感的冷漠或放逐情绪转映其作品中，便是艺术精元的高度“贫血”。淘滤了命运感，悲剧精神便无从显现，作品人物就扁平得像一只干瘪的苦桔，越是刻意铺染悲意浓哀，便越发激刺不了读者的崇高悲剧快感，倒仿若一场并不高明的闹剧，让人直碜得发慌。
《白鹿原》中朱先生的悲剧，应该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悲剧。就其性格塑造而言，并不艺术丰满，而只是一个标签符码，枯干地诡秘地写满了各种貌似忠正的僵化理念的范条。晴烈麦收时节，家家忙于扬场晒麦，唯独其老先生脚穿泥屐，被众人哂笑，直到暴雨光临冲走了别家的麦子，朱先生古板、做作而倨傲的虚荣心才在此扬名。既有良知良能却故作孤绝高深，徒然让乡亲无辜遭劫，实非儒学精神所倡，后来一系列迂腐的出奇之举更是让人啼笑皆非。由此观之，其日后被人刨坟也应属报应，但此间并无悲剧蕴味，缺乏美学“诗的正义”，“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正如他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参见黑格尔《美学》），朱先生本身的罪恶却满满“几箩筐”，对于身处性奴隶地位的田小娥不表同情却作“同谋犯”；对郭举人、庞克恭欺侮妇女也能欣然闭眼；对于女儿死灭的婚姻苛以“道统”的箍束和精神的戕残，漠视个体生命的本质价值臻于近乎残忍的田地。
作为宿儒文化的代表，作为“白鹿”的化身，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的死却并没有引起我们怜悯和恐惧之感。“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参见黑格尔《美学》），而朱先生却能预知未来，他内心郁勃着一股自信非凡的雄强勇力，他根本不相信森严的宿命而被作者非常滑稽地处理成未卜先知，他只凭内心执著的儒家情怀毫无怯懦地磊然济世或超然修身，却全然没有对于个体自身生命逻辑的宝重和情感体认，全然没有对于命运的虔诚屈从妥服情结，全然没有以敬畏之心去契合命运之神作精诚“绝望之反抗”。儒家知识分子大抵都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时鄙夷人间一切威权，浩然堂正，无所畏葸；出世时则遁隐五湖，妻梅友鹤，脱离社会关怀坐而论道，这种“内圣外王”心性之学拒斥对于神的拥心皈依，或则贸然突入现世，或则凄然蜷归私怀，完全没有悲美的生动。朱先生的描写使其成为白鹿原上一个滑稽得吊诡的孤胆英雄，“阳具长而粗”地显征了荒唐般的可怜可笑，哀伤的悲剧情味被人为“蒸馏”得所剩无几。
朱先生的死由于偏多诙谐喜剧的成素反而冲淡了悲剧的情愫，《白鹿原》女性的悲感描写却似乎可圈可点。小翠的死能勾起我们对她的道德同情却无法唤生我们对她的审美同情。王家未过门的小翠听凭内心生命主体活力之流的召引，爱上了憨厚老实、技艺高超的三伙计芒儿并且主动表示欢愉之情，不料妒意横发的二伙计向王家告“污”，王家恶霸非但不“休”反而执意娶入家门，在疯蛮蹂躏掉小翠清白贞操后反诬其“不贞”，并骂街扬丑，使得小翠断了生存活路而不幸自缢“套死”。乍一感，我们似乎有些许同情的心绪痒动，却丝毫不会有满心悸颤的悲凉沦肌浃髓。“博克认为人靠同情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同情给人的快乐愈大，同情的纽带就愈加强，在最需要同情的地方，快感也最大；而在情境最悲惨时，也最需要同情”。小翠的悲剧确乎值得我们道德上纯然的同情，包办婚姻的残酷，被“合法强奸”后反遭唾耻的蒙羞，礼教习伦容不得“不贞”妇女存生的烈日般严威的毒逼，种种不幸让我们激生的是对外部社会世界的道德仇恨和谴责，而没有对于小翠自身心性“内宇宙”理解尊重的悲感体认情怀，这也是作者情感流注厚度不丰的败笔。
为什么小翠对于芒儿的爱恋不多作一些微妙情心的灵魂深度的开掘，由此加深读者对于小翠笃真挚沉情性上更为撼感的肯认与理察呢？为什么小翠竟泥塑木雕般屈认从嫁王家而丝毫没有半丝强烈不情愿的驳抗、恶感情绪的裼露和表发，丝毫没有半丝对芒儿爱之心的惊天地、泣鬼神海裂天崩般的深狂缠恋和娓美痴怨？奴性地驯顺情境即使以最后之烈死来冲销捂盖也根本不足以想当然地换取读者本来可以撩魂惊心的眼泪和凄悯枨触。为什么“断定自己今生今世甭想在杂货王家活得起人了”便要从容自缢？作者显然也只是将其作为变相的“干枯”的“代号”，而根本没有尊重一个人作为一个鲜活的主体在人类命运面前完全可以凄美活下去，在神的悯性观照下完全可以貌似消极地担承惨厉苦厄而并不失崇高意味地淬砺人性深邃的悲美。死倒是干净利落，却没有不得不死可是为了某种生活的真义勇诚存活下来来得愈加打动戚悲而绵弱的怆感人心。真正的悲剧“英雄”不是为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寄而愿意轰轰烈烈死去，而是为了使自己在命运之网中能够更加绝美地凄烈挣扎而愿意卑贱地活着。关于小翠的描写，至少在此三个意义层面的关注上，无可奈何地呈示了作者悲剧精神的匮缺。
相较而言，冷大姐的悲情形象来得生新尖奇，同样是被礼法制度残害的生灵之艺术形象，读完以后，苍凉悲悯恐栗之意流却甚为令人铭感萦心，“怜悯是由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一个生动的女人“萎缩成皱褶的抹布”，钝重窒息的社会压抑迫使她精神分裂发了疯，从她嘴里无意识吼出的原始畸欲该是怎样地动魄惊心；一个女儿竟然硬生生被其父活活毒死，这种野蛮的情景更是令人悚心骇目。抱着一具婚姻空壳，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礼教闺范和生理需求的双重戟刺，把冷大姐正常的人性神经生生地脔割碾碎，而异化到一种变态的性臆想中去，在“淫疯病”癔症发作时悲怆地发出抗诉式的呼喊——“我有男人跟没有男人一样守活寡。我没有男人我守寡还能挣个贞洁牌，我有男人守活寡倒图个啥？”，惊采绝艳地显现出伟大心灵力量的分裂与和解的那种动作，把人性深处最本真的、心幕底下最清凌的话语发抒得格外抖颤人心，“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这种真情如醉如狂，涌现出来，听来就犹如神的声音”(参见[古罗马]朗吉弩斯《论崇高》)。作者把“透视的光线投射在人的无意识深层，惊异地揭示内投于心的压抑残损，在人无知无能的情境中扭曲成恐怖的攻击性，而且释放出来的能量对人类文明构成巨大的破坏性”。这可以说是冷大姐最绝望的心语，也是冷大姐最阴惨的独白，生命虽然业已伤逝，然而人，当且仅当作为一个人的意志、情志、心志却与日月天地同光同在，“永恒的意志与生命在悲剧中并不因为悲剧主人公的毁灭而受到影响，悲剧人物之死只不过像一滴水重归大海，或者说个体重新融入生命力量的原始统一性。我们在悲剧中体验到超脱个性化原则的自由的快感”。
冷大姐之所以带给我们挥之不去的浓烈悲剧快感是因为其展示的人类意志是不能被命运摧折的，“人并不是生来就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毁灭他，却永远也打不败他 ”（海明威语），在正常的现世中野性清新如旷野的风一样饱泽狂飙的生命欲望是抑压不住的，即使扭曲它为一个非正常的“精神病”形上真实世界，依然宛如猛蹿突奔的熊熊野焰，炽燃的是充盈无限生机的蓬勃欲求。在命运无情的笼罩下，任何胜利都是失败。“但命运可以摧毁伟大的人，却无法摧毁人的伟大崇高。悲剧之所以能使人振奋，使人不沉湎于悲观，就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的生命力，激发起我们的生命力感和努力向上的意识”。尽管作者运笔轻描淡写，粗疏单薄，冷大姐的形象却能唤醒我们最大量的本能潜在生命能量的喷薄湓涌，“生命感受到某种震荡和威胁同时又没有在实际上受到威胁所产生的惊叹和崇敬的快感”浸透我们的心骨，尤其是父亲毒杀女儿的情境更是让我们恐惊唏嘘不已，就悲剧精神而言，以上并不经意的炫心笔致为《白鹿原》抹上了尤为壮美的可贵一笔，“它们在带来死亡的罪恶的惨痛中由之获得那永不捐弃人类的善良的慰藉”(参见[英]锡德尼《为诗辩护》)。
《白鹿原》里最富生色的一个人物要属田小娥，她是白鹿原上“罕见的漂亮女人”，由于某种不能自已的“感情失控”（ 陈忠实语），诞生了这朵生命力旺盛的鲜丽而狂野的“恶之花”。她是罂粟，诱人的气息使人心醉；她是鸩毒，甘旨的浓香致人死命。她曾经炫丽地开过，可惜昙花一现；她曾经善良地爱过，可惜难逃惨劫；她亦曾经狂纵地隳堕过，却要为这个人间留下地狱鬼最后一缕干净的清芬。这样一个被命运凌侮无助得叫人泫然泪下的女子，本来可以被形塑成一个具有伟岸悲剧精神美的生动模像，却不料因失却了崇高感神采的晖光而显得黯然灰蒙，在白鹿原的夜空闪耀了几滴流星的异彩后便残没于灰黑的俗尘大海，没有镌铸下“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巴斯卡语）完全可以瞬间永恒性的神光。“崇高感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所以崇高感作为一种情绪，在想象力的运用上不像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的，因此它和吸引力不相投，心灵不是单纯地受到对象的吸引，而是更番地受到对象的推拒。崇高感所生的愉快与其说是种积极的快感，毋宁说是惊讶或崇敬，这可以叫做消极的快感”。命运使田小娥不幸沦为郭举人的性享乐对象，她敢于将“性奴隶主”采阴补阳的干枣从阴户中拿出而抛泡在自己屙下的臊尿里以示生命权利的凛然不可亵渎；为了摆脱“连只狗都不如”的非人生活敢于与倾恋的黑娃狂情欢媾以示生命权利黄金般的天然重贵，这里彰扬的人性崇高的巨力是无与伦比的，生命活力的阻抑反而使其以更强的生命能量泄散开来，悲剧的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最刺目的元气淋漓的酣畅射发。及至被鹿子霖诱奸，再至转而利用色姿握拉白孝文的生殖器将其拖向万劫不复的堕落泥淖，光彩的田小娥便莫名其妙地“死”了。我们说鉴于其时的情势，田小娥被诱奸一次本也无可厚非，人性的黯淡与脆弱毕竟比比皆是，但往后与鹿子霖“性战场”上的乐此不疲，却感觉失去了行文可能性发展的依据，俨然成了《金瓶梅》的现代拙劣翻版，有的只是情欲的泛滥和宣泄，田小娥被空穴来风地纯生物自然主义化了。
对于“性政治”复仇意识的情节安排，更是让人纳闷得一塌糊涂，牵强得要了“性格逻辑”的老命。作者无疑非常得意忘形地把读者的眼球引入到几席赤裸裸的性交吸毒筵宴的享用上去了，在有声有色的“性”欢宴中，露骨的龌龊下流技法简直可以逼平任何“下半身”写作的“木子美”们，而田小娥的本然心性却招致了惨无人道的磔杀“腰斩”，我们看不到含情的“报复”心态的展露，我们看到的只有俗滥淫肉的推销，这是作者的不幸，亦是田小娥的不幸。一会要与黑娃同甘共苦，其良善可哀；一会又与鹿子霖、白孝文打缠得昏天黑地，其恶丑可憎；一会又同情起被自己肉弹斫丧得不可救药的白孝文；一会又往鹿子霖脸上乖戾撒尿，就仿若一个疯子演了一场畸变的荒诞戏，光怪陆离得叫人匪夷所思。崇高感没了，悲剧快情也随之消弭。“田小娥本来是一个很有艺术特色与社会内涵的人物……由于作者在描述这个人物时，切入的视角和分寸感的把握都有所欠缺”，因而“人物的命运际遇虽然能给人某种阅读的刺激，但本来可以具有的意蕴内涵却比较弱小，确为遗憾”，倒是后来田小娥附身于鹿三体躯的“鬼魂”的凄怆独白，把一度隐没的人性崇高感又拨云见日开来，漾发出一隅残烂的悲剧美的荧然回光。
就人物的历史感悲剧精神塑造而言，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也不尽如人意。主人公白嘉轩作为族长，将白鹿原囿于一个自足的“微型邦国”，不管外面的历史怎样天翻地覆，他只在小天地的道德的宗教式幻想中执迷，历史悲感在他身上的烙痕并不显化也并不深刻。作者没有开掘人心微妙而富赡的低徊、挣扎和痛苦情境，而将他孤立地简单平面化了，成了僵冻了所指的“空洞能指”。
白孝文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的政治投机家，历史悲剧感本来可以表现得尤为显豁，却因为作者的丑化叙述策略阉割了历史悲剧感在其身上的附着。白孝文一生只听凭私欲的遣策，前期放浪形骸，后期混迹于社会政治，既非出于国家观念，亦非出于政治信仰，只是无原则猪拱食般餍足一己私利。为个人发迹他先是投机保安团，政治势力失利后又惶然投机政治对手，如果刻画成功，完全可以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主人公相媲美，可惜作者下意识的“爱憎分明”，葬送了一个历史悲剧感本来可以醇化深精的小说人物形象。黑娃的历史悲剧感塑造大抵与白孝文相仿，只不过一个负面，一个正面罢了。一直野性不能自持的黑娃，一入保安团娶个秀才女儿便迅疾“学为好人”，成为朱先生弟子中最后的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其性格的历史延展突兀得有些“空穴来风”，人物内在的历史“悲感”转瞬“漂白”成历史“闹剧”。作者的用意只是纯然出于对他一直所钦仰的儒家文化趋善力量的神话化罢了，却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人物形象丰沛、逼真的历史悲剧精神。
小说《白鹿原》人物形象塑造之悲剧精神有得有失，却因为文学命运感的创作意识忽略，一味“惨剧”刻写，不重“悲剧”雕心，从而呈现出小说人物朱先生、小翠、冷大姐、田小娥以及白嘉轩等悲剧艺术情味普遍寡淡的文本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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