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觉得我这篇小说写得好，那就永远没人能说我写得不好，因为他说我写得不好，我可以不认同。你这里不发表，我可以拿到别处。但是写剧本，他不认同你就得改，你不改，没人给你钱”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1期
文 |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编辑 | 雨僧 rwyzz@126
全文约8152，细读大约需要17分钟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欢欢走进来的时候我们俩都吓了一跳。我之前只见过他的照片，一张少年的脸，嘴巴总是撅得很无辜。但真人却要老成持重很多，乍一看以为是个走南闯北的包工头。嘴唇的角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似乎他已经接受了某种不公正待遇并准备回击，打算随时讲出一个语带讥诮的笑话。他显然对我也深感意外，原因自不必多说。为了掩饰彼此所受到的惊吓，我们尴尬又仓促地行了握手礼，坐下来硬谈文学。
郑在欢，一个嚣张的名字，像是网名，类似李寻欢、花满楼。但其实跟他真名相距不远，他本名郑欢欢，大家都叫他欢欢，跟大熊猫同名，听起来饱受宠爱。
在90后的写作者里，郑在欢独树一帜。他初一辍学，离家打工，16岁开始写作，起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学会了自慰”——作坊里一起打工的男孩子们没有什么娱乐，会去附近的书摊租书看，有时候，书看完了，新书又还没续上，干脆自己写，他有一屋子的工友等着当他的读者。他写武侠，“龙门剑客”，写得很飞。他擅长写搞笑的情节，也可以按需定制，编一些声色场面，以供自慰之需。如果不是后来无意中参加了一个网络文学奖的征文，结交了一些严肃写作的朋友，他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也不会成为编剧和小说家。“我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很烂俗！知音体和故事会体一不小心就冒出来了。”
地摊文学是他的启蒙，但他的写作并不因此堕落。相反，他文字里的冷酷、温情、原宥、不动声色的幽默、近乎粗鲁的真诚，交织着天真和世故的野生智慧，让他跟同龄人的文艺腔显著区别开来。在广受好评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之后，他的短篇小说集《少年不死》和长篇小说《欢乐之旅》也在出版计划中。
孩子们一个一个陨落在上学的路上
郑在欢读书的时候，正是河南农村实现“两免一补”之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上学免学费、免杂费，还有伙食费的补贴，对家境贫困的学生还发放饭票。原本荒废在乡野之间的孩子一时间全部涌进了学校。“一般中学里一个年级是四个班，结果那一年突然暴涨到九个班，初中一年级一千多号人，老师都不够用了，宿舍也住不下，我们终于可以晚上住在外面了！”
当时的风气，少年尚武，崇拜古惑仔，“上学第一天就有人拿着本子，到各个班问：你混吗？你如果说，混！就给你记上名字，就等于入了帮派了，就是
老大的人了。下次如果打架，你就得上，如果把人打坏了，得凑钱赔医药费，如果被人打了，就一帮人采购一批钢管，打回去。我觉得很恐怖，但一方面又觉得很好玩。”
那是另一个版本的《动物凶猛》，学校里有两派势力，一派来自当地的大家族，挑头的是五个男孩六个女孩，个个都是狠角色，家里又有钱，准入门槛很高。另一派比较基层，总舵主就两个人，只要你肯混又服管，就带你玩，每次聚会起码几百号人。学校里像个小型的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无心念书。
郑在欢的成绩一度很好，语文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写作文也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拿到课堂上甚至别的班上去读，老师对这个家境糟糕的孩子说：以后清华北大的大门将向你敞开。但他很快就无心念书了，他们班有个人语文考试超过了他，他的回击办法是找人打了对方一顿。
欢欢生母早亡，他从父亲和继母那里没有得到过什么温情，从他的自传体小说来看，他几乎是在暴力和虐待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期。初一读完之后，因为继母不肯替他出60块钱交给学校的费用，他辍学了。这几乎是一种解脱，因为初一的一千多名学生到了初二只剩下三四百人了，“两免一补”也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退学潮，孩子们唯一可能的出路是出去打工。“没有人告诉你好好读书有什么用，不看好上学这件事，上学就是混而已。也没有人的理想是当明星、当作家……我们小时候能够看到的最辉煌、最牛逼的人生，就是包工头，或者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干吗，但只要他回来，他拿着一个包，包里有糖有烟，见人发糖发烟，穿得很光鲜，你就会觉得他很牛逼，他是去外面的人。你会感觉噢谁厉害，谁有面子。我小时候是我奶奶养大的，我奶奶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好好吃饭，好好上学，长大去打工挣钱。大人对小孩的说辞，他们从小给你灌输的最高的生活荣誉和生活想象，是赚钱能力，谁打工，谁听老板的话，得到老板的器重，赚到了钱，谁就是成功。在我们上中学之前，已经有一些上到五年级、六年级的孩子先于我们出去了，我们看到他们回来，头发染得黄黄的，手里提着一个旅行箱，那就是去过外面的人。等到了初一寒假，同学之间互相问的都是，过完年你要去哪里打工，我要去哪里打工，是广州还是河北，地方找好没有。”
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有的甚至都没有身份证，欢欢吃亏在个子太矮，要去南方打工还需要更像成年人一点，而他明显是一个小孩，所以只能去河北，一个叫白沟的地方。地方虽小，却是全国百强镇，开满了小作坊，整个镇都是做书包的。每月工资400块，招的基本上都是童工或者有生理缺陷的人，“就是那些去别的地方找不到工作的人，你只能去那干，对工资也不会很挑剔，我们那时候能出去，能有人肯用你，就已经很高兴了。”
作坊里管吃管住，一个炕上睡五六个人。老板的妈妈亲自给做饭，全年两道菜，炒土豆和炖白菜，就着馒头喝点粥，土豆不怎么放油，没什么味道，很难吃。长期营养不良，个子更加长不上去了。吃得太坏，睡得又晚，早上6点起床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1点半，加班的话可能要到半夜一两点钟。最苦的一次来了急活儿，连续加班七天，基本上不怎么睡觉。老板自己的漂亮妹妹也得踩缝纫机，踩着踩着直接崩溃了，哭了起来。
郑在欢很快学会了做包，因为细心，老板还提拔他当了质检员，可以一个人独立使用一个房间，似乎还掌握某种权力，做得不好就退回去返工。他坐在房间里的一张席梦思床上，挨个翻检针脚，剪净线头，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就装上塑料袋包装，再10个一摞10个一摞地捆起来。
第一年的打工生活如此艰苦，但他还是在过年后回到了这个作坊，因为老板承诺，只要他过完年还回来，就教他踩缝纫机，学匝书包。能踩缝纫机的都是高级工，技术工种，工资也会高一点，尤其对一个半大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你即将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没想过跳槽，农民打工基本上是过年才结工资的，包工头过年把那个工程款要下来，才会给你结账，其实也是限制你的自由。”
他的写作也是因此发端。他去租书摊，问老板有什么好看的，老板给他推荐了韩寒和郭敬明，“他俩当时都很火，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名字是在《
小学生作文选》上，那时候我才上六年级。当时也不懂什么韩寒现象，还以为什么一股来自韩国的冷空气之类的。书摊老板再给我介绍的时候我就看了，看完我想，他们也是小孩，他们能写，那我也写。”
这不是单纯的较劲，而是他在韩寒和郭敬明的小说里，看到了同龄的青春期小孩该有的生活。“他们不是在打架，不是在成天械斗，不是在打工挣钱，而是在学习。在学校里，有一个正常的人际交往，还有男生女生之间那种懵懂的爱情。可是他们又写得那么哀伤，韩寒已经很哀伤了，郭敬明就更哀伤。你们够侥幸的了！你们他妈的过得那么好，我们过得那么惨，我们才应该写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十几岁就出去，一直工作到28岁，生活依然没什么长进，打工永远适合的是刚辍学的孩子，过了25岁，工厂可能就不要你了，你没有那么机灵、那么好管了，你对工资的要求更高，也不安于沉闷的流水线了。我现在每年过年回老家，见了小孩就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好好上学好好上学。唉，我简直比我奶奶还啰嗦。”
他虚构出一个男一号，生于农村最正常、最健全的家庭，又写了一个以他自己为原型的男二号，幼年丧母，继母非常狠毒，父母都不管他，但是学习超好。小说以男一号的第一人称自述，通过一个正常农村孩子的视角，去代写另一个非正常家庭的孩子。“他的遗憾是他没能上好学，我的遗憾是我的父母那么保护我，我依然没有上好学。小说的名字叫《陨石》，这是我这十年来一直想写的一个长篇小说。故事的结局就是孩子们一个一个陨落在去上学的路上。大家最终的流向是出去打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一个地出去，但总的来说它是在农村生活环境下造就的，没有什么希望，陨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这是他最想写的一个长篇，他前前后后写了很多遍，有时候写到六万字停下了，然后不要了，重新开始写，写到八万字，又不要了，又重新开始写，至今都没有写完。
“你回家写小说，拉货谁去呢？”
匝过书包、卖过水果、做过鞋子……19岁的时候，欢欢要去北京见世面了。为什么会到北京打工呢？因为北京有一个批发市场的小老板有个兄弟，兄弟又有个儿子，儿子结婚，娶的是郑在欢的堂姐的姐姐……所谓城市化，正是乡村这种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互相拉扯着，突围进入城市。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前门，我刚来北京，之前接触汽车挺少，都是骑自行车去上班，我不知道汽车怎么运转，前门全是汽车！把我吓傻了。我骑着电瓶车从那个大红门调货，它是一个直入，车那么多，我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孩教我说：你看那车，那个车灯右边的闪，它就是要往右拐了，左边闪了，它就是要往左拐，它俩都闪了，它要停了。交通规则我都是现学的，那个女孩又超级温柔，教我城市的知识，我心里好暖，我已经19了，但此前对城市生活绝对是一无所知。”
他喜欢说笑。到北京第一天，老板开车去火车站接他，他在车上就开始各种逗笑。堂姐对他使眼色，拿胳膊肘杵他，让他别说话。“那时候我才知道人是有等级观念的，老板开车在送你，你不能没大没小。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展示自己，应该装作一个老实人，嘴笨，不会说话，会干活就行。”
2006年，他买了人生中第一台智能手机，诺基亚N72，可以安装软件，打字，上网，感觉很酷。有一天随便点开了一个网站，发现在征文，首奖有奖金15万，挺高的，他很心动。寻思不就是写故事吗，他可以用手机写，那个网站本身就是
一个手机网站，征文就叫手机新文学大赛，对刚拥有了神器的小郑来说，这比赛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
诺基亚神器很快被他用到键盘漆都抠没了，那时候手机屏幕很小，写满一屏也就两三百字，但是他写得很快，一小时就写一章，一章一千字左右。“我又没读过什么文学作品，也不会对自己提太高的要求，什么都不懂，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一边还在工作，站柜台，有客户来了，他就放下手机，跟人讨价还价，给人送货。这么着写了两个星期，觉得累心。为了增加获奖概率，他左右开弓，同时写两个不同风格的小说，一个叫《有关乐子不同寻常的三年零八个月》，讲一个叫乐子的人，16岁离家出走，到广州流浪，认识了一伙奇妙的人，先是当乞丐，后来认识了艺术家和歌手，认识了被包养的女人，最后流浪到一个全是流浪者聚集的地方，他把那里的
同事的小姑娘听说他在参加一个文学比赛，都很雀跃，“欢欢她妈的连初中都没毕业，还参加征文比赛！”她们跑到网上给他投票，以示支持。他越发来了兴致，上下班路上都写，站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捏着手机打字。
“我觉得这很影响我创作。我就跟老板娘讲，不行，我得回家一个月，安心把我的小说写完。 老板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你写啥小说，你不扯淡吗？你回家写小说，拉货谁去呢？”
他硬是回了河南老家，偏又赶上农忙收玉米，他在田间地头写了一个月，把两个小说都写完，各写了10万字。回家的时候是秋天，到了冬天，开奖了，他得了三等奖。兴冲冲骑着电瓶车去中关村领奖，进去的时候被门卫拦下，认为他是送快递的。他气坏了，他已经隆重打扮过，为此还穿上了新衣服，一百多块钱一件的羽绒服呢。
2010年，郑在欢（右）和魏思孝在青岛 图/受访者提供
我跟你们文学青年不是一伙的
也是在那次比赛中，他认识了魏思孝，一个80后写作者，得的是二等奖。
“他写的那个叫《黄与黑》，模仿司汤达的《红与黑》。魏思孝很博学，他毕竟是个读书人，大专生嘛，毕竟在学校有图书馆，看了很多经典。司汤达、贝克特什么的，很先锋。因为那个比赛平台是网站，大部分参赛作品都是网络小说，类似《我在停尸房工作的日子》、《我和空姐同居的日子》这种。我一看魏思孝不一样，他写的东西很古怪，我又喜欢那一口，我不知道他追求文学，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写作算文学，我只是编故事。我就联系魏思孝，我说我看遍了这个网站的小说，你写的最好，最牛逼。”
魏思孝当时连工作都没有，他也愣了：他还有追随者！于是互加了
魏思孝是郑在欢文学之路上的第一个朋友，他向郑在欢展示了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序列，而郑在欢对此并不在意。这是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一种自信，“我觉得世界名著都是被吹出来的，我根本没有敬畏心。”虽然他也会去买魏思孝推荐给他的书，但他只忠于自己的判断，也只相信自己。
“对于阅读或者写作来说，我不会信任别人，你针对性地跟我讲，你要这样写，你要读这本，我不会当回事。比如说马尔克斯我就没喜欢过，我看了半本，实在是味同嚼蜡。因为我自信又自大，对他人的意见不屑一顾。写作是个人气味的，你有独属于你的气味的东西，你的作品才会成立。就像说相声，相声那么多人说，老段子大家都会讲，但是每个人讲的感觉就不一样。”
马
三立就是慢慢吞吞的，刘宝瑞就是教科书式的，郭德纲就是外放型的……他偏爱马
郑在欢去山东找魏思孝玩，看见后者穿着海魂衫，留着长头发，戴着发箍，很文艺青年。“我是时尚青年，跟他不是一路，然后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搞那么颓。”魏思孝在家里给他亮出了一堆书：杨黎、曹寇、顾前、朱文……欢欢一个都不认识，也不知道这帮人是干嘛的。“魏思孝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好处，你的好处就是你从没进入过这个系统。但是他确实把我带到文学的另一种形态，也就是写作的另一种形态，我看了他们的小说才知道，噢原来小说也可以写一些很无谓的、很淡逼的事情，甚至不用有矛盾冲突，不用按照玄幻、爱情这种明确的类型。如果不是魏思孝，我可能现在就只是一个成功的网络作家。”但是命运给了他另一种结局，欢欢拿那笔8000块的奖金买了一台电脑，开始了另一种文学追求。
也是在那段时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交往的发端，跟他与魏思孝的结识相仿。他们在文学网站发帖，彼此
这种纯然自发的写作，就像无人山野间的花开。散步的时候，他们俩经过报摊，女孩指着《收获》杂志跟他说，其实你写的东西可以去投稿在上面发表。他简直恍然大悟。他迷迷瞪瞪地写了两个短篇，按照《收获》背面的投稿邮箱投过去。看稿的是个实习生，给他打电话说，你写得挺好的，我要给你送审。
他不懂什么叫送审，他甚至才刚刚知道什么叫短篇，因为认识了这个实习生，又给他引荐了一些出版社的编辑，他又多了一个朋友可以在
“我的欣赏水平可能还没那么高，我还可能比较狭隘，我自己的审美可能还在一个青少年的范式里面，我喜欢酷的东西：喜欢摇滚乐，喜欢朋克，喜欢冷叙事。如果一个人的写作能够带来异质化的审美，我会觉得那已经成功了一半，就是你的腔调跟别人、跟你已知的那种文学不太一样。”
当编剧是另外一种误打误撞，直到现在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合格的编剧，他能搞定这事，只是对编剧的身份并不认同。他对自己的定位依然一写小说的，客串编剧不过是暂时接个活儿。“因为当编剧的快感很容易被阉割，编剧是效率特别低的一个工种，本质上编剧是政治。影视化是一个大家一起坐下来，你说服我我说服你的一个过程。你要总结各方的观点，汇集到你所理解的一个层面上去把它完成。而且弄出来之后，还得再跟大家意见一一去匹配，还不一定匹配得上，甚至永远也匹配不上。在影视圈，我听到最多的词是话语权。你的话语权足够大，你的合作就相对比较愉快，因为你说的话大家会服从，你的话语权小，那你就要服从别人。但是小说不会，假如我觉得我这篇小说写得好，那就永远没人能说我写得不好，因为他说我写得不好，我可以不认同。你这里不发表，我可以拿到别处。但是写剧本，他不认同你就得改，你不改，没人给你钱。”
2018年，郑在欢（左）和魏思孝在淄博 图/受访者提供
故乡的叛军
他做了几年编剧，赚到可以继续几年不工作的钱，就坐下来写小说。写得很慢，两三个短篇，可能需要耗掉半年的时间。北京就是这样的城市，它让你臣服于生活的节奏。
写作的痛苦是另外一种，那是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种不确定感，每一处不确定都意味着反复审视和修改，但它又是一种深度的过滤，是对自己思维的深度训练。写作者一遍一遍地注视自己的句子，就像在检视自己的审美和价值观。“还经常不小心就写出了跟自己审美相违背的东西，比如说我吧，我一不小心就会写得很烂俗！你明知道这样写不好，但是你改变它，你又觉得不对，这种矛盾的感觉。就像你想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但是你有时候又知道你根本打扮不了那么漂亮。”只有写完的瞬间是开心的，那意味着这种无休止的自我怀疑终于可以得到喘息，以及出去大吃一顿。
写作没有给他带来比当编剧更多的钱，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相信，文学可以是，也应该是最牛逼的商品。
因为一次疏忽（发朋友圈的时候忘记了屏蔽同村的人），故乡的人全部知道他当了作家，其中还有不少人买了他的书。这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压力，他听说自己的父亲在读了小说之后嚎啕大哭，也听说了自己家在村里的仇家也默默地把书买来读了。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乡人很有默契地对此绝口不提。
“最多是说哎呀没想到你还是个作家，我们这种挣再多钱也没用。讲这种客气话。”他很忐忑，因为他写出乡人的不堪，糟糕的亲缘关系，现在轮到他们对号入座了。“但因为他们真的一句都不跟我聊，他们的观点我不知道，我揣摩过，我只能说，他们应该不会太喜欢我，但是他们也会有所忌惮，就像你掌握了某种他们不能控制的武器。”更让他不舒服的是，他不再享受乡村的谈话了，那些以前他听着津津有味的交谈，人际八卦，背后是一整张乡村关系大网，现在听来全都变了味道，这让他极度沮丧，仿佛他已经成了故乡的叛徒。“我现在的思维已经背叛了我的家乡思维，我少年时候的思维。 ”
他开着朋友的奔驰车衣锦还乡，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们都开始张罗着帮他介绍对象，他也是去过外面的人了。
是啊，他是一个渴望亲密关系的人，目前单身，空窗。缺爱，同时也就不是那么渴望一定要有人爱他。闷到不行的时候，去附近的公园走走。他曾经喝醉了酒，想要拥抱路上的每一个人，怀着一种巨大的邻人之爱。迎面走来三个不认识的年轻人，于是他热烈地拥抱他们，吓得他们落荒而逃。
离开家乡的时候，他想跟奶奶聊聊天，奶奶七十多了，老在催他结婚生孩子。“虽然我也渴望有家庭，但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拖累。我说：奶奶，你理解我吗？我想活的不仅仅是一辈子，可能是更久。我想干的事情，是让我自己能够流传下去，能流传得比一辈子、比几辈子更长。”
文学，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牛的产品之一啊 | 记者眼
本刊记者 蒯乐昊
一年多之前采访曹寇的时候，被硬拉去跟一群南京的作家打牌，打来打去，总是输。有时候也一起喝酒，喝多了有人互相握手，称对方是伟大的诗人，每逢这种场面我都很伤感。曹寇倒不怎么说大话，他对好和坏的判断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杂志采访了魏思孝，这很好。我想他说好的意思是我们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既没有看过魏思孝也没有看过郑在欢。我只是默默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并且在淘宝上下单了他们的书。
但也没有及时看。应该看却还没有来得及看的书太多了，如果不是某天要去医院排队等待做一个无聊的检查，那本书又恰好跳入眼帘，并显得厚薄那么合适，我可能会错过这一本《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它在名字上太相似于颜歌之前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所以很容易在印象中被归类。
但这本书刷新了我对90后写作的认知，甚至刷新了我对生活的认知，我一边读一边发短信给文学上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抒发读后感：“相比之下，我们简直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这是我理解的年轻一代的写作困境，通道过于狭窄，世界过于扁平，岁月过于静好，都市里90后的写作新人，写来写去，被允许并能驾驭的题材，往往是没完没了的自我。
我没想到一个人可以把童年写得这么哀而不伤，中国农村题材，在文学的道统里，往往是丰沛的、粗野的、荒诞的，妖娆和肉欲的，用郑在欢的话来说，就是“写写牛，写点村长搞女人的事情，然后点缀一些封建迷信。”郑在欢的农村生活，其荒凉和残忍是图穷匕见的，但他写得从容不迫，写得温情而谐谑。他像写列传一样一个一个写这些乡间小民，赋予他们性情和传奇。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修辞还是过于文艺了，应该用他书籍勒口上的简介来说，这些小说“好笑又好哭，并且极其好玩”。
比如他写拾粪，大跃进之时公社之间搞产量竞赛，一切可以当做肥料的东西都被搜刮一空，“当然农民寻找肥料的目光是雪亮的，厨房里吸收了油烟的墙皮，厕所里饱尝了粪味的茅草都被当作肥料撒进了田地。这样一来，肥料在农村成了极其可贵的东西。于是，在农村，一种劳动应运而生，在农村，我们称之为拾粪。……拾粪人左手挎一个藤萝筐，右手拿一把小铁锹，遇到屎就停下来，像工兵挖地雷一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连屎下一层薄土一起铲进筐子。被铲过屎的地面留下一块新鲜的伤口，这也是此处有屎的重要凭证。”
这里可以约略窥见郑在欢的语言师承，有相声演员的节奏，也有传统话本的文风，但是活学活用。打动我的倒不是这种冷幽默，而是他隐藏在写作背后的态度，在悲催童年之后保留的温情。是一个人长期饱受虐待之后，没有让自己也成为恶的一部分。
郑在欢对我的采访邀约颇为惊讶，“我那书都出了多久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要采访？”
是的，对于野生的力量，我们往往后知后觉。采访的时候，尽管我们相谈甚欢，但我仍然觉得，我频频流露的惊讶，也许是一种粗鲁的冒犯。写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文章最后选择了一个戏剧性的标题，送快递的，和领文学奖的，这种极端的矛盾冲突是读者所喜欢的，但是对那个被写的人来说，依然是粗鲁的、势利的、臣服于社会固有标签的。我只能安慰自己说，毕竟欢欢也是当过编剧的人，应该能理解，有的时候，戏码只好这样上。
跟郑在欢相处的这一下午，我收获颇丰。尤其是我们聊到，靠文学怎么解决生存问题。他坚持认为，文学是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牛的产品之一，他必须相信文学一定能很好地养活自己，才能对写作投入专业的态度和时长。不然文学就只是一个消遣，一个类似泡澡和打牌的消遣。
我想欢欢也不是不知道，很多写小说的人，除了那些网红和写网络爆款的，往往都另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高校教师、报社记者、出版社编辑、编剧、广告人……或者进入作协体制，接受规范。野生，并且永远野生的代价，他应该比我们都清楚。毕竟之前，他专心写作的那几年，都是靠女朋友养着他。有时候，两个人吵了架，甚至打了架，到晚上又抱在一起，因为无处可去。他目前这一段的专心写作，是靠之前当了四年编剧赚下的快钱在养着。爱写作的人，应该像《乐队的夏天》里那些爱音乐的人一样，靠做别的事情来养活自己的爱好。不用拿理想换面包，才可以保全理想的纯粹性。可郑在欢不想这样，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写作的人应该能、也可以能只靠写作，甚至是不投靠于任何一方的写作来赢得体面的生活。你得用理想换面包，这样你才会磨砺你的理想，用最顶真的专业态度去操持这一份理想。你应该赋予理想以专业水准，否则就是辱没了理想。所谓的业余和自娱心态，貌似恬淡，但那是一种认怂，是对现实的缴械投降。
这两种对待创作的态度，孰优孰劣呢？我难以判断。但相信奇迹的孤勇，从来都是创造奇迹道路上的唯一依凭。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从中国最底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孩，被最严酷的社会现实狠狠教训过，他选择相信后一种，比较不现实的那种，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让我感到鼓舞，继而是羞愧和进一步的鼓舞。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我听他说他做过的各种职业，怎么车书包、怎么做鞋子、怎么卖水果、怎么写房地产广告、怎么当编剧，听他说乡村的人们是怎样前赴后继地进入城市，然后又鲜衣怒马地回到乡村。乡村变了，乡人也变了。对这种变化，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只能被动地接受。我暗自担心过郑在欢在写作上还有其他的关要过，像他这样的写作者，当早年的经历用完，如何保持在创作上的持久？但他乐观之极，“我有很好的虚构能力。”他对经典名作也不那么以为然，他觉得名著头衔都是后人加的，不读也不是什么缺憾。“伟大都是隔着时间和距离看出来的，同时代的你就不觉得有什么伟大。”他反倒觉得所谓经典，多多少少困住了今人的写作，他们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模仿，他看不上这种模仿。
我必须承认我羡慕极了。像一个从来不知道写作的人那样去写作，就像一个从来不知道绘画的人在跳动的篝火边拿起木炭，在岩石上描画他白天看到的一只犀牛。这几乎是创作的最好状态，这种浑然天真，就是现代人最为缺少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元气的东西。
郑在欢起身打算离开的时候，我的几个朋友来了，摸出扑克准备打牌。我们邀他加入，他旁观片刻，对我们的寡打和牌技忍无可忍。他轻手轻脚地走了，“我要打牌，那都得是桌子上有钱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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