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13世纪早期的蒙古大军，欧亚大陆的古代史学家全都不寒而栗，他们文字下的蒙古军队仿佛燎原的野火，所到之处人马俱灭，寸草不生，以至于欧洲人因为恐惧蒙古军队，称其为鞑靼人（Tatars），这个词来源于塔尔塔罗斯（Tartarus），希腊神话中骇人的炼狱。
检视这段历史，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西征的蒙古军队真的以破坏为己任，去一地毁灭一地，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在13世纪建立元帝国和四大汗国，并设置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
因为历史的现实与我们思想中的概念不符合，所以有必要对于“蒙古西征带来了巨大破坏”这个结论进行分析和反思。有一种解释认为，蒙古西征的军队并不总是被视为压迫者和野蛮人。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以花剌子模为例，在蒙古军队到来之前，当地居民苦不堪言，不仅要缴纳重赋以支持在撒马尔罕周围兴建新的堡垒，并且要还支付其他地方招募来的士兵的军饷，当地百姓对这种负担早已忍无可忍，相对于蒙古军队，他们更加厌恶花剌子模本地的贵族。
大部分史书记载蒙古军队毁灭了花剌子模，然而，还有一些史书记载了“矛盾”的现象，比如耶律楚材的《西游录》，还有一些僧人都曾记载，在撒马尔罕陷落后不久，大量中国工匠和周围地区的工匠被征召到当地，与当地居民一起恢复生产，例如耕种农田、打理果园等等。
1240年的蒙古军队
也就是说，在军事征服之后，蒙古军队十分注重城市的重建，但由于他们野蛮破坏者的整体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一些古代史学家只强调了蒙古军队造成的破坏和灾难，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换句话说，蒙古西征造成的破坏并没有想象中严重。除了花剌子模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史书记载的数字、蒙古西征的政治手腕和西征后的管理三个方面来支持这一结论。
史书记载的数字蒙古西征的确是让被他们攻打的目标损失惨重，他们一路向西，追杀那些抵抗他们或是羞于投降的人。但是如果按照某些史书的记载，蒙古军队屠杀了大部分人，那么为何后来那些地方又快速恢复了生机？毕竟蒙古军队只负责打仗，不负责人口迁移，那些“屠杀”之后出现的人口来自哪里？似乎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些人只是在史书中“被杀掉”，而没有在战争中被杀。由此观之，史书记载的屠杀数字是可疑的。
1221年，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击了阿富汗和波斯地区，波斯的内沙布尔、阿富汗的赫拉特和巴尔赫都被征服，而中亚的梅尔夫则被夷为平地，城中所有人没有一个幸存。按照波斯历史学家的记载，蒙古军队只留下了四百名工匠带回了东方，让他们在蒙古宫廷中工作。据估计，这几次战斗杀死了大约130万人。类似的死亡数字也在其他史书中出现，这让现代学者们相信，蒙古西征使得中古时代的中亚丧失了90%的人口。
然而，据后来的波斯历史学家记载，很多被蒙古军队征服的城市很快得到了恢复，正如花剌子模一样，工匠们与当地居民一同重建家园，并向蒙古军队缴纳税赋。
1235年，窝阔台成为了大汗，发动了蒙古军队的第二次西征，这场战争的范围和烈度远超以往，在欧洲的东大门，蒙古军队攻击了梁赞（Ryazan）、特维尔（Tver），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遭到了破坏，最终轮到了基辅，这座城市遭到了彻底的洗劫。在弗拉基米尔，蒙古人杀死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家人以及东正教主教，至于当地赤贫的百姓，蒙古军队没有过多关注，也许对他们来说，只有穿金戴银的贵族才是主要目标。
我们丝毫不怀疑蒙古军队在战场上的嗜血和无情，但在占领一个地区之后，他们可能不像史书中那样对所有人赶尽杀绝。
蒙古军队的政治手腕与想象中杀人不眨眼的形象相比，真实的蒙古军队并非一群莽夫，他们不仅善于在战场上获得优势，同时也喜欢利用政治手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蒙古军队对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的诱降策略。
1241年，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冲向欧洲，一路攻打波兰，另一路攻打匈牙利平原。波兰国王和西里西亚大公（Duke of Silesia）亨利二世的联军被击溃以后，恐慌情绪瞬间遍布整个欧洲。蒙古军队向西移动，深感危险的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号召诸侯们勤王，但诸侯们摄于蒙古军队的威胁，全都按兵不动，贝拉四世只能逃往达尔马提亚的特罗吉尔（Trogir）避难。
当时连教皇格里高利九世也感到不安，他宣布任何参与保卫匈牙利的人都将获得与十字军相同的报酬，但仍然没有人敢去支援匈牙利。日耳曼诸侯和威尼斯总督有自己的算盘，他们担心如果出兵，不仅会惹怒蒙古军队，而且会使自己的国家防御空虚，索性对于匈牙利的求援充耳不闻。有人说，如果蒙古军队继续西进的话，他们不太可能会遇到任何组织起来的抵抗，欧洲的末日就要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军队放缓了进攻的节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遭遇到了抵抗，事实上，蒙古军队只不过对于西欧能够提供的东西提不起兴趣，至少在当时，他们更喜欢钦察草原，所以蒙古将领拔都警告贝拉四世，不要给钦察人提供庇护。贝拉四世为了自救，早已跟钦察人订立了攻守同盟，拔都的警告让贝拉四世左右为难。
当时的蒙古军队已经消灭了波兰和日耳曼人的联军，攻占了匈牙利的都城佩斯（布达佩斯），兵锋一时无两，甚至遥远的英国也受到了影响，一份史料记载，当时不列颠东岸港口的鲱鱼滞销，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买家已经被蒙古军队吓得不敢出门了。其实，蒙古军队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征服整个匈牙利，但是他们选择用另一种方式赢得胜利。
拔都给贝拉四世写了一封劝降信：“我知道你是富裕且强大的君主，你手下兵多将广，你独自统治着一个大王国。”这样的恭维完全是礼节性的，暗示着下面的话才是主题“让你自愿臣服于我有些困难，虽然这样做的话，对你的未来大有好处。”
贝拉四世很有骨气，没有臣服，于是蒙古军队放弃了其他的战略机会，一心一意地穿越达尔马提亚追杀贝拉四世。从对贝拉四世的诱降，到劝降，再到追杀逼降，蒙古军队一直在施展攻心计，让所有欧洲领主们明白，合作是一个好的选择，而抗拒则是危险且致命的。
这个计策显而易见是成功的，因为大部分欧洲领主，甚至贝拉四世自己的手下都不敢对他施以援手。蒙古军队在西征途中使用过多少次政治手腕，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少，因为蒙古将领们知道，他们的首领成吉思汗就是靠政治手腕，而非一味地蛮斗才统一了草原各部，所以，蒙古军队并非兵锋所指，人马不留，相反，他们总是意图用“擒贼先擒王”的策略瓦解抵抗，从而兵不血刃地达到目的。从效率方面来说，逼降对方贵族，也比屠杀士兵或是百姓更高。
成吉思汗
西征后的管理如果说蒙古西征是以破坏为主，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们就不会费尽心机地管理广阔的国土。从元帝国以及四大汗国的治国理念来看，很难想象他们会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到处破坏。以“金帐汗国”为例。1243年西征结束，拔都建立钦察汗国，欧洲人称之为“金帐汗国”。这个国家统治俄罗斯长达二百多年，通过册封、诏令、缴纳贡赋、承担军役等管理手段，将此前一盘散沙的斯拉夫各个小邦捏合进了统一的政治体内。
元帝国与四大汗国
钦察汗国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商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鼓励各公国进行商业贸易，对恢复欧洲东部的贸易起了巨大作用。
四大汗国由于幅员辽阔，为了方便贸易和联络，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置有驿站，使得东西方商品流通更为快速、安全。欧洲的商人、使节、游人频繁来东方，亚洲的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冲也都有西方商人的身影，可见贸易在当时四大汗国中占据重要地位。
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评价说：蒙古人几乎将整个亚洲连接起来，他们开辟了大洲之间的道路，使中国和波斯的交流畅通无碍，欧洲的基督教也能顺着商道来到远东。
从西征后四大汗国和元帝国的管理来看，我们无法想象一开始蒙古军队就秉持一种尽可能破坏一切的思路，道理很简单，首先，财富是由人创造的，大量杀伤人口，无益于经济的发展，也无益于蒙古贵族们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只有保留人口，保留收税的对象，他们才能衣食无忧。其次，如果蒙古军队一开始就屠灭了无数城市，那么从第一次西征1219年开始，到1242年钦察汗国成立，中间只隔了短短23年，钦察汗国治下的大量人口不可能凭空出现，所以，他们只是在史书中“被杀死”了，实际上蒙古军队没有对他们施加屠刀。
总之，从西征后蒙古帝国对国土的管理来看，蒙古西征的破坏性没有史书中那么夸张。
夸张蒙古西征造成破坏的三个原因实事求是地说，蒙古西征确实给陷入战争的百姓带去了灾难，但远没有史书中所说的那么夸张。这场征服战争一定会造成不可计数的死亡，但远没有达到毁灭性地步。从史书记载的数字、蒙古西征的政治手腕和西征后的管理这三个方面，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蒙古西征造成的破坏没有传说中严重。古代历史学家之所以夸张蒙古西征，有三个原因：
首先，蒙古军队的将领们，最后成为了帝国的管理者，他们是军人、商人、政治家，但不是学者，对于资助历史学家不感兴趣，对于那些想要流芳百世的领导者来说，资助历史学家十分重要，但显然蒙古贵族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其次，欧洲历史学家将蒙古西征与基督教的预言结合了起来，将其当做了造物主对欧洲人的惩罚，所以刻意夸大了蒙古军队的破坏性，一方面警醒世人，另一方面想靠着散步危机感达到传教的目的。
最后，蒙古西征虽然建立了好几个帝国，实现了有效的管理，但对于被统治者来说，蒙古贵族毕竟是外来户，当地人天然对其统治有抵触心理。夸大他们造成的破坏，有助于激发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保证本地文化的团结和延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蒙古西征确实给文明发展造成了破坏，但危害程度远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
参考文献：
《蒙古帝国史》雷纳·格鲁塞
《草原帝国》雷纳·格鲁塞
《蒙元王朝征战录》陈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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