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长篇连载。
分为《天子篇》、《诸侯篇》、《大夫篇》、《医家篇》、《阴阳篇》、《兵家篇》、《农家篇》、《墨家篇》、《纵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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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佣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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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5年或其他的某一年，晋侯的棺椁在众卿和诸大夫的窃窃私语中终于落定。
彼时，在晋侯的陵丘旁正耸立着两座同样庞大的墓冢，埋葬着两位从前在晋廷至关重要的大人物。
民间传闻：
这三座坟茔中其实各埋了一颗头颅，一个是先君的头，一个是某位游士的头，再一个是先君仇人的头——是一个名为“赤鼻”的少年，他两道眉毛之间的距离很宽，是干将之子。
晋人还说：
在十多年前，晋侯曾令干将莫邪为其铸造一把宝剑。
在尝试了很多年以后，一对雌雄双剑终于被铸成。干将把雄剑私藏了起来，把雌剑献给了晋侯，还嘱咐妻子说——如果晋侯查出来并处死了他，又如果妻子如今所怀的孩子是个男孩，就把这件事告诉未来的儿子。
之后，干将果然被晋侯杀死了，他的妻子果然也诞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赤鼻”。
又过了很多年，干将的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赤鼻。赤鼻寻得之前被父亲私藏的宝剑，准备赵晋侯复仇——而晋侯也梦见了有一个两眉间距很宽的人要来寻仇，于是在国中大肆查捕——赤鼻只得暂逃到深山之中。
在山里，赤鼻遇到了一名想要帮他报仇的游士，遂自刎把自己的人头和宝剑都交给了后者。而这位游士也未辜负赤鼻的信任，他拿着人头和宝剑假意献给晋侯，又蛊惑晋侯用大锅去煮这颗人头，并引诱晋侯到锅边查看，趁此时机一剑把晋侯的头砍进锅里，再自杀把自己的头也削进了锅里。
在翻滚的沸水之中，三颗人头均被煮得面目全非。
为此，晋廷上下只好修了三座坟茔把三个头颅分别安葬，民间遂称其这座坟为“三王冢”——如你所知，民间对君主的爵号常有混淆，以“王”称“侯”倒也正常。
以上场景还原自于《列士传》。另有版本把“晋君”改为了“楚王”，还煞有其事地称“三王墓”位于汝南北宜春县界。
上图为今河南省汝南县一带的“三王墓”，明显为后世附会，否则实在无法解释晋侯或楚王为什么要长途跋涉把墓地安排在这里——当然，文中的“晋君”或“楚王”若是战国时期的某位魏王或楚顷襄王倒还说得通，但显然与传说中干将、莫邪生活的时间存在出入。
就笔者个人看来：
《三王冢》一文之中的“晋君”之原型大概率为晋定公——在位于公元前511年—公元前475年，与传说中干将、莫邪所处时期基本吻合，且在位时间较长，能满足在位时处死干将又等到干将之子长达后复仇的时间限制。
至于具体情节应为民间某些好事者的凭空虚构，由此方能解释其中为何充斥着诸多不合逻辑的内容——比如，“客”将晋侯和自己的头颅削入锅中以后，晋宫的侍从们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将头颅捞出来，断不可能任其煮到面目全非的程度。
图为电影《铸剑》剧照，改编自鲁迅先生同名小说，故事原型正是《三王墓》——在剧情中，出现了人头在沸水中舞动、撕咬的魔幻情节，近侍们在超自然现象前长时间愕然无作为，算勉强解释了三颗人头为何煮烂后才被捞出。
不过，情节上虽为虚构，但也反映出三个客观信息：
其一，给“晋君”或“楚王”铸造宝剑的并不是晋廷或楚廷下属的专职武器铸造机构，而是从吴越一带聘请来擅长铸剑的士人；
其二，游士（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达“晋君”或“楚王”本人；
其三，游士愿意以无偿乃至自我牺牲的方式作“行侠仗义”之事。
以上三点在表面上似乎与墨家话题没什么关系，但却是讨论墨家诞生之土壤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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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官制的瓦解与官僚制的形成在春秋后期，原有的世官制逐渐瓦解。
彼时，以晋卿为代表的“开明奴隶主”逐渐通过雇佣的方式把组织架构中的职务委任给士人，士人也通过“委质”的形式对君主效忠，由此形成了官僚制的最早雏形。
在官僚制的基础之上，早期俸禄制也应运而生——即士人负责职务上的日常工作，“开明奴隶主”向士人支付实物报酬或变相报酬（如税负减免等）——说白了就是有点实权的诸侯或大夫付钱雇士人干活，和老板雇员工没什么区别，也确实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制度很有可能本来就源自于当时社会上雇佣劳动者的现象。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社会共识就此形成。
说到这里，估计一些朋友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按理说，这种雇佣形式似乎才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天然现象，但为什么在春秋后期才出现雏形，在战国时期才逐渐成型呢？
这无疑是对“天然现象”的一种误解。
在原始环境下，人类集群通常由一位首领领导——这自然是群居动物的天性使然——首领天然担任一些职责，如组织生产、裁决成员分歧、保卫集群等，也天然占有一些特权，如在食物上及交配上的优先权。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人类的儿童期被一直保留了下来。
图为动画片《多啦A梦》中主人公所在的一个儿童集体。
这一集体由胖虎、小夫、大雄三个主要成员组成，胖虎为其中的首领，也就是俚语中的“孩子王”。在剧情中，胖虎享有在一定程度内欺负成员的特权，如强占他人玩具或殴打他人等（注），但同时也有保护集体的责任。其中，前者在日常剧情中体现的较多，后者在剧场版中体现的较多，盖与日常剧情和剧场版在设置剧情冲突的侧重点有较大区别有关。上述儿童集体在人口流动性低的村镇及老社区中较为常见，“孩子王”是集体的组织者和特权者，其他成员为了能够加入集体而默许“孩子王”的一定程度的特权。
（注：《多啦A梦》的日常剧情多以“胖虎又如何如何欺负大雄”为主要矛盾点展开，因此对胖虎欺负大雄的情况有频繁刻画——但从其他情节来看，胖虎实际也会把自己的玩具或漫画借给大雄，从大雄处强借的零用钱也有偿还，可见其“特权”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
在发展到原始氏族公社的程度时，人类集群的首领逐渐出现专业上的分化，比如形成了军事酋长、大长老、大巫师一类的细分首领，其特权也是在细分职责之上天然存在的。
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各集群的首领逐渐转化为了本土的小贵族，一般规模的集群联合体的首领转化为了中等贵族，大规模的集群联合体的首领转化为了大贵族，所谓的“等级制度”就此出现。
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了西周世官制的政治逻辑：
在外爵制中，“天子-诸侯（诸监/邦君）-大夫”的架构本身就是一个超大集群联合体的各级首领的体现，自然天然带有对应的职责及附带特权；
在内爵制中，“天子-公-卿-大夫-士”的结构类似于“战争酋长、大长老、大巫师”的职责分化，天子承担最高决策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等重要职责并享受附带的特权，三公九卿及相关的大夫和下属士分别承担各自细化的职责并享受附带的特权；
又因为首领世袭的必然结果，导致负责各个职责的首领主要以世袭的方式接任；
最终，形成了所谓的“世卿世禄”（注）。
（注：西周世官制在整体上虽以世袭为主，但一些职位上并非绝对世袭，切勿一概而论。）
总而言之，在早期的社会制度下，首领之位会天然附带有特定的职责并附带有对应的特权，而这一特权足以补偿担任首领工作付出的工作量。
那么，西周时期就完全不存在俸禄制生存的空间了吗？
当然不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周天子想要整顿宗周地区的军事工作，自然需要调动西虢国的军事力量，也就经常需要西虢国的首领——也就是西虢公——的配合，如此一来西虢公就很有必要常住于朝廷所在的镐京以便工作交接。
可是，西虢公在镐京的日常开销从哪里来呢？
我们都知道，西虢公在周廷担任军政方面的职务肯定会享有附带的特权，比如在朝贡的资源分配中让西虢国占据有利位置，再比如在战争行动中让西虢军占据相对安全又容易获取战利品的位置，但这种特权并不能直接在镐京换成吃的、穿的、用的——或者说，西虢公想用上述特权弄来吃的、穿的、用的，就必须进行索贿、受贿等不良行为，这种行为在制度上当然是不能鼓励的。
结果就只有三个解决办法：
一个是差人从西虢国往镐京运，但运输成本又很高，很容易影响西虢公入朝参政的积极性；
一个是靠天子的赏赐，可一旦制度化以后如何定量又是个问题；
一个是天子直接在镐京一带划出一片“田”交给西虢公，让西虢公在这片区域内自行收缴财物以供自身在镐京的吃穿用度。
其中，第三者正是战国时期封君制及后世食邑制的原型，是俸禄制的一种补充制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世官制的环境下，君主到底有没有可能聘用一个世官体系之外的游士？
比如：
“老黄”是一个黄河下游的小邦的君主，主要负责镇守朝廷东北青铜运输线之中的一站。
在平日里，“老黄”的工作就是让大夫们巡视一下国中的农业生产情况和武备情况，再查看一下黄河是否稳定，周边的蛮夷方国是否踏实，等等。
上述工作一直由各个大夫世袭担任，大夫之下又是由各个士世袭担任，也就是“世官制”。
有一年，黄河突然发了大洪水，下游的邦国都被淹了。
这些邦国的幸存者们跑到“老黄”的邦国寻求庇护，有的是上百人，有的是几十人，还有的只有两三个人。
如你所知，我们的“老黄”是一位仁君，他拿出了积蓄周济这些灾民，又在退洪以后帮上百人的队伍“复国”，帮几十人的队伍在郊外开垦荒地作“邑”，帮两三个人的队伍安插在什么地方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批灾民中有三位能人：
第一个人叫“老王”，他的体魄强健，武艺高超，而且人还仗义、实诚；
第二个人叫“老张”，他是一个铜匠，掌握一些当地从来没见过的高超铸造技术；
第三个人叫“老刘”，他是一个水利专家，在修筑堤坝上非常在行——至于之前所在的邦国被水冲了倒也不是他的问题，纯粹是这次水灾百年不遇。
对于“老黄”而言，这三个人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他能否任用他们呢？
当然是可以的。
首先，“老黄”把这三个人都编入了自己的私人卫队，拿自己私人府库里的财物蓄养他们，又安排本国的姑娘与之建立家庭，算是让他们定居了下来。
在之后的日子里，“老黄”：
在训练军队时总要带上“老王”，时不时地让“老王”下场考核一下战士的技战术，并给予一些指导；
在巡查武器铸造时总要带上“老张”，时不时地让“老张”告诉那些世袭工匠怎么干能增加金属的坚韧度，再由“老张”作参谋检验成品；
在巡查水利时总要带上“老刘”，让他指出目前堤坝还有哪些加强的地方，又有哪些地方可以挖条水渠提高农业产量。
当然，如果原官员被找出茬的话，“老黄”很有可能找个什么其他理由治罪，腾出位置让“老王”、“老张”、“老刘”接班。
从以上的模拟场景中可以看到：
在世官制下，君主就算在制度上不便于委任世官体系以外的人员，但可以通过君主专制这一天然特权带来的非制度手段实现达到该效果。
有关这种非制度化手段为何没能转化为制度化，盖与当时的游士较少，君主没必要将其制度化有关。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在春秋后期逐渐形成的官僚制度实际是上述非制度化手段最终制度化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会在春秋后期形成制度化，原因更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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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的盛行与墨家组织的产生自西周末期以降，周王朝境内陷入了持久的兼并狂潮，具体表现有二：
一种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军事兼并；
一种是国中的内部兼并，比如君主与卿大夫的兼并，再比如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的兼并。
而失败者们大概率会被踢出上层统治者的行列，由此丧失“恒产”，并与无继承权的贵族子弟汇和成一个庞大的无产士人阶层。
与此同时，铁质农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得以普及，更多劳动力就得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有更多剩余价值得以被投入到市场中去，由此刺激了商业、手工业、矿业、盐业、伐木业、运输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最终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形成了区域性市场乃至雏形中的全国性市场。
如此一来，无产士人就会随着工商业的流动而四处游走，大约是从春秋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至春秋后期形成了社会上的普遍现象。
这些游士的归宿主要有三：
一是通过自身的价值被“开明奴隶主”纳入家臣体系乃至官僚系统内，甚至有些人会被君主直接聘用；
二是直接组织手工业、商业一类的生产活动，如弦高、干将等，生产中也自然会聘用一定数量的士人及普通劳动者为之工作——当然，他们的生产活动也要服务并依附于诸侯、大夫一类权贵；
三是因为自己掌握的知识而被求学的士人所拥戴，如少正卯、段干木等，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能得到诸侯及大夫的直接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讲：
士人在当时已然从贵族等级制度下的一级转化为了一种供诸侯及大夫购买的“商品”——或者说，士人是一种功能更广泛的“雇佣兵”，不只可以为雇主作战相关的服务，还可以提供社会治理、战略谋划、武器铸造、学术培训等一系列服务——而其中的佼佼者终归稀有，于是就成了“礼贤下士”的卖方市场。
到此为止，我们也就解释了在开头的内容中晋侯为什么能不远千里地聘请吴地的干将、莫邪铸剑，“客”为何能直接通达晋侯本人。
接下来则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
“客”为什么会以不计个人回报又甘愿自我牺牲的方式为赤鼻报仇呢？
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小说家在创作时就热衷于这类剧情。比如，《赵世家》中误录的“赵氏孤儿”故事，程婴牺牲其子、公孙杵臼自我牺牲以保全赵氏血脉，待赵武成人后，程婴并未选择成功带来的富贵生活，而是执意自杀以追随公孙杵臼。至于热衷创作这类剧情的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当时社会中确有士人慷慨赴死的社会现象，二是战汉时期大众在审美上也较为认可这种行为。
有关士人慷慨赴死的典型事件主要有三例：
一为“二桃杀三士”事件，公孙接、田开疆认为自身的武勇和功劳都不如古冶子，“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于是双双自杀，而古冶子认为“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也选择了自杀；
二为“墨者守城”事件，墨者钜子孟胜被楚国的阳城君善待，后来阳城君被楚王治罪出逃，孟胜则选择与83名弟子死守阳城君的城邑，理由是“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另有2名弟子被孟胜派去找田襄子，要田襄子继任钜子之位，而后这两位弟子也回程伴孟胜赴死；
三为一系列刺杀事件，士人会因大贵族的善待而承担自我牺牲的刺杀任务。
特别需要说明：
以上三个事件也不排除是用来掩饰某些政治运作的表象，也或者是战汉乃至两晋虚构的故事，但至少能够说明战汉以来的大众在主观上认为东周时期的士人确有慷慨赴死的精神。
至于上述现实中或虚构中的士人慷慨赴死的理由主要有三类：
一是对个人荣誉的追求；
二是对集体荣誉及利益的追求；
三是对大贵族赏识的报答。
就此看来，文学创作者以此为基础演绎出士人为了维护正义而自我牺牲的剧情也不是什么多奇怪的事情，而且剧情中绝对要避免有利益纠葛——《三王冢》中的“客”正是如此。
相信很多朋友在读到这里会发现：
至少在后世的大众观念中，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士人更为注重个人乃至集体声誉，并不像战国中期以来的士人极度追求个人利益。
那么，这一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我们实在无法确定上述事件是否为某种政治表象或虚构创作的结果。不过，《吕氏春秋》中所载的“墨者守城”事件的规模较大，前因后果较为详实，且并无政治表象粉饰的空间，想来还是比较可信的，所以更有分析的价值。
有关墨家，相比于其他百家而言有一个极其特殊的特点，即：
墨家是一个拥有明确组织架构及组织力的实体社团。
而像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农家、医家、阴阳家、五行家、小说家、纵横家则并无类似的组织架构及组织力，充其量是一个学派——但也没有具体的师承和划分标准，更多是考具体学士的个人倾向进行人为归纳——确切来说，应是古代的学科，只是与现代学科有很大差别。
图为动画片《秦时明月》中“诸子百家”形象。剧情中，“百家”被演绎为各种有明确组织的武功门派，盖与“百家”在现代汉语中并无准确的对应词汇，因此以门派为形式直观地进行表现。
而为什么墨家会形成明确的组织构架呢？
对此，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
假如，“老黄”是一个某大夫的庶子，他所在的诸侯国被他国吞并了，该大夫战死，嫡子及嫡系家族被他国收编以消化该大夫的领地，不过领地内的一些职务被他国安插了不少外来士人以作监管，“老黄”这些旁支也就失去了在本地任职的空间而游走他乡。
有一说一，“老黄”虽是庶子，但也终归是大夫的庶子，这么多年也是学有所成的——驾车、射箭、击剑、书写不在话下，礼乐、刑法及军事知识也很扎实，不过最擅长的还是农业领域，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是农家学士。
有一天，“老黄”来到的楚国，在某些机遇的促使下认识了某位楚国重臣。
这位朝臣在接触几次以后觉得“老黄”这个人还不错，又找了几个“老黄”的同乡问了问，这些人虽然不认识“老黄”，但都说他们家的名声还不错。
于是，“老黄”就被这位朝臣举荐到了楚王面前。
在楚宫，楚王和“老黄”谈了谈，觉得“老黄”确实是个人才，旁边的几个大臣也认可这一点，正巧北方有个县总是收成不好，就让“老黄”去当地任农业长官，看能不能解决收成的问题。
相信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都知道，“老黄”在就任时绝不可能孤身前往，而是要带一个小团队——包括文书、记账员、车夫、随从等人员，还可能有收的一些弟子们——因为政治是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官员有“自己人”的话办事总会方便很多。
等到了任上，“老黄”会尽快和县公及其他官员搞好关系，再和当地的大小贵族交际往来，还要时不时和当初举荐自己的朝中重臣们书信往来——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道墙”，和同僚们搞好关系对工作的顺利开展总是有好处的。
到此为止，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老黄”是否和当地的县公及举荐的朝臣形成了政治联盟？
严格来说并没有，但如果县公或朝臣因某一些原因遭到了楚廷的政治清算，“老黄”难免会被牵连——最终是否被划为同党则要看执法者的具体态度和“老黄”的运作结果。
由此可见，像“老黄”这类“官”在工作时免不了要和权贵拉上或深或浅的关系，这种关系客观存在但能否被定位一个集体却很难界定，总之是暧昧不清、云山雾罩，而且即使真形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也要在表面上摆出不是同盟的面子。
接下来，我们再做另一个假设：
假如，“老王”是某个诸侯国的铸造机构长官的庶子，他所在的诸侯国也被他国吞并了，一些铸造水准比较高的士人及嫡系亲属被编进了他国的机构里，“老王”作为旁支则被赶了出来。
在游历一番之后，“老王”在一个小一点的邑里尝试落脚。他告诉当地人自己会锻铁铸铜，起初大家不信，但听了“老王”的家族以后就觉得有可能是真的，于是给了“老王”一次展示的机会，在看了他的手艺以后也就给予了认可。
而后，“老王”在当地讨了个老婆，收了两个子弟当徒弟，然后一直靠给农人打造和修补农具为生，之后也逐渐开始给自耕农们打造上阵用的兵器。
由于“老王”的手艺确实不错，他的买卖也就在当地打出了名头，时不时地会接到周边“奴隶主”（或地主）的订单，有时是几十把戈，有时是一百多个箭头，有时三五把利剑。
在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王”的手艺再好，想要打造出好武器也需要上好的原材料，而优质的原材料并不是那么充裕，“老王”该如何保证稳定的供应呢？
方法只有一个，就是：
和当地经营铜、铁生意的“老张”搞好关系，最好干脆和“老张”绑定在一起。
另外，商品没长腿，想要收货或者发货都要用人运过去，“老黄”和“老张”要如何保证原材料和成品能够稳定的运输到位呢？
方法也只有一个，就是：
和当地经营运输的“老刘”都搞好关系。
当然，这种“搞好”并不像普通交朋友一样，免不了会涉及到一些利益分红和相互帮衬。
比如，“老张”有一天和卖木材的人因为占道争执了起来，“老王”赶紧带着两个徒弟前来助阵，并当众宣称“老张”是自己的好朋友，谁要是和“老张”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云云——作为铁匠，“老王”和徒弟无疑都有一身骇人的腱子肉，一下就把对面吓住了——“老张”为此非常感动，吩咐自己的小工们以后有啥事都跟着“老王”一起上。
再比如，“老刘”有一次接到了运输一批名贵衣料的订单，结果赶上战乱被一批乱兵给劫了，而这批货物又确实昂贵，愁坏了“老刘”。这时候，“老王”和“老张”凑钱帮“老刘”还了这笔债，并派出自己的徒弟和小工组成一支队伍协助“老刘”运一批兵器到前线，通过这次业务的利润帮“老刘”渡过了这场难关。
于是，“老刘”和“老王”、“老张”歃血为盟，表示以后三人无论谁有事都让徒弟、小工、运输工们一起摆平。周边的人也都知道这三个人很仗义，而且找他们做生意也稳当，所以有业务优先选择他们，平日里也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矛盾。
如此一来，“老王”、“老张”、“老刘”的生产团队在事实上就成为了一个在当地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武装组织。
从表面上看，“老王”、“老张”、“老刘”之间的联合是一种靠“江湖气”或“义气”为纽带组成的一个民间组织，本身并没有十分清晰的法统依据和组织架构，但这种组织的存在确实明确的、可观的、界限分明的——与“老黄”那种暧昧模糊的政治同盟有很大区别。
对比老黄”和“老王”的例子可见：
“老王”这类从事工商业的人员在组织上的诉求比“官”更强烈，因此更容易形成明确的类帮会组织——而墨家本身起源于“百工”、“方术”，当这类掌握有技术的游士达到一定数量时，就很有可能产生出明确的组织结构，而这一动力显然是儒家学士、法家学士、道家学士、兵家学士等并不具备的。
再综合“老黄”和“老王”的例子可见：
无论走仕途还是“江湖”，个人及集体的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士人对其有偏执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环境下的自然产物。
可是，这种对个人及集体声望的追求为什么只出现在春秋及战国前期，到了战国中期就荡然无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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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墨家篇（2）：礼贤与让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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