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哪家强？斯巴达雅典两不忘。公元前700到400年间，希腊半岛上小国林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斯巴达和雅典。强都是强，这两个城邦的制度和生活体验大不相同。
希腊南部有一条很窄的地峡，地峡西头是个较大的半岛，叫伯罗奔尼撒，地峡东头是个小半岛，叫阿提卡。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雅典在阿提卡，两家相距不算远。。
斯巴达与雅典的地理位置
斯巴达
作为一个城邦，斯巴达全民皆兵。在这里，男孩长至七岁就必须进入国家训练营，接受强制训练。到了二十岁，这男人成为公民大会的成员，加入军队，住在兵营里。士兵超过三十岁方可回家与妻子共同生活，但他还是要到营房与战友们一起就餐。如果这士兵侥幸活到六十岁，他才可以退伍养老。
斯巴达发展出这个一个苛刻的制度，有它特定的原因。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征服了邻近地区麦西尼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奴役了众多农民。这是斯巴达人的伟大胜利，但也给斯巴达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主要表现，就是斯巴达人在自己的城邦变成了少数人口。那时，斯巴达社会分成了四类人：第一阶层，斯巴达公民；第二阶层，作为斯巴达人养大的自由民；第三阶层，在斯巴达经商的外来人；第四阶层，出身麦西尼亚的所谓“黑劳士”。这四类人中，第一和第四层次最重要，斯巴达公民当然是主人，而黑劳士的身份是农奴，为斯巴达公民和城邦劳作服务。作为统治者的斯巴达公民为数不多，大约也就是一万人。黑劳士为数不少，远远超过斯巴达公民。根据古典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斯巴达人与黑劳士的比例是一比七。
为了维持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斯巴达建立起了一套极为严格的军国制度。一个婴儿出生之后，必须由城邦长老团加以检视，如果长老们认为婴儿身体健康，家人可以养起来，否则就必须遗弃。男孩满了7岁，就必须送到训练营接受锻炼。训练营里的孩童们有时饿饭，鼓励他们到黑劳士那里抢劫觅食，吃得到是荣誉，吃不到是耻辱。新兵培训结束，毕业典礼是任由他们出去祸害黑劳士。这样从一开始就建立斯巴达人对于农奴的血脉压制。
古希腊盔甲
斯巴达遗迹
作为职业战士，斯巴达公民终生都不得农作或经商。黑劳士耕种土地，收入的一半交给斯巴达公民。黑劳士很少暴动，一方面是斯巴达人严酷镇压，另一方面，黑劳士是农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奴隶，比如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住所、家庭，这在广泛实行奴隶制的古希腊，还不算是最坏的处境。有时斯巴达人到外地征战，还带上一些黑劳士以为辅助。
斯巴达实行双王制，两个国王地位平等，避免一人专制。战时，一个国王上前线领兵打仗，另一个国王看守家园。国王之下有长老团，经由公民选举产生，一共28名成员，必须是贵族家庭背景，年龄在60以上，当选后终身任职。
斯巴达妇女的生活也以城邦利益为第一要义，评价她们的最高标准就是他们的儿女是否为国尽忠。与古希腊其它地方的女人不同，斯巴达妇女也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这些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只有身心强健的母亲才能哺育出身心强健的儿童。
斯巴达女人结婚比较晚，二十岁左右，而当时希腊其它地方的女子十三四岁就已嫁人。斯巴达不让他们的女子过早结婚，为的是让她们在成长期间以国为家，同时也是认为成熟女人才能生出强壮的孩子。
另一方面，如果斯巴达男人过了适婚年龄还不结婚，城邦会以各种方式加以羞辱，比如过节时让他们转着圈跳舞，唱些自我批评的歌曲。这就是转着圈丢人了吧。斯巴达式催婚当然不是为了个人幸福甚或家庭幸福，而是为了繁殖人口，维持城邦的力量。为了国家利益，你就婚了吧。
斯巴达的军国主义政策说不上公义，但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卓有成效，助使斯巴达控制了黑劳士，也让斯巴达成为希腊半岛上最强悍的一个城邦。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与波斯开战，斯巴达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前480年的温泉关战斗中，三百斯巴达军人死战不退，虽然最终失败，但打击了波斯人的气焰。在次年的普拉塔亚战斗中，五千斯巴达军人和三万黑劳士民夫出征，起到了中坚左右，基本结束了第二次波斯战争。
从另一个角度看，斯巴达人显然也为自己的军国主义政策付出了极重的代价。在征服和控制黑劳士的过程中，他们也奴役了自己。
不管怎样，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后来成为西方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这个迥异于现如今中国那些画眉描眼的“小鲜肉”。
雅典
如果说斯巴达的特点是因循守旧，三百年如一日，古希腊的另一个著名城邦雅典则常常革故鼎新，顺应社会潮流。
在其历史早期，雅典的政治体制也包含王权、贵族、平民等几种因素。在后来的岁月里，连续的改革引导政治中心下移，使雅典成为最“民主”的希腊城邦。这一历史进程始于公元前6世纪初，那时许多雅典人陷入经济困境，负债累累，许不少公民质身为奴。有个出身贵族的雅典人，大号索伦，认识到形势的危险，大力推动改革。在索伦的倡导下，雅典城邦废除了现存债务，并禁止公民借贷时以人身自由为抵押。索伦又依照财产多寡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规定一二级公民可任职于政府，三四级公民不能出任公职，但他们拥有选举权。索伦的这些政策促成了雅典贫富公民之间的妥协与合作，使得雅典城邦有了较强的凝聚力。
索伦的改革为雅典赢来数十年的稳定，但此后城邦里的生活又开始动荡不安。公元前六世纪下半段，内部的冲突破坏了雅典的既存政治体制，野心家庇西特拉图与其儿子利用民众对贵族阶层的不满，纂夺政治权力，成为雅典的僭主。庇西特拉图父子应该算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组织雅典人修水渠，盖神庙，推动海外殖民，赞助狂欢节和戏剧活动，以种种举措维持民众对他们的拥戴。
继庇氏父子的独裁之后，贵族人物克里斯提尼致力于政治改革，主要是扩大普通公民的权力。由克里斯提尼主导，雅典公民被编入十个部落，这些部落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有平等代表权。在此之上成立了议会，五百个议员由十八岁以上的雅典公民选举产生。司法方面，由公民组成陪审团，断案定谳。另外又有驱逐流放制度，如公民大会认定某人权势过大，威胁雅典稳定，可由公民大会审定将此人流放国外，十年不得回归。克里斯提尼的政绩为他赢得了雅典“民主之父”的美誉。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伯里克利成为雅典的领袖人物。在他的推动下，所有级别的雅典公民，不论一二三四，都取得了在政府任职的资格。十位将军组成内阁，处理城邦的军政事务，对五百人议会和公民大会负责。公民出任公职可得报酬，这样比较贫穷的雅典人也可参与对城邦的治理。
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
雅典露天剧场
伯里克利，公元前五世纪雅典领袖
不过，即使在雅典民主的鼎盛时期，拥有公民身份的人也只是少数。雅典当时共有公民两万余名，只占城邦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城邦里的大部分人，包括妇女、奴隶和外来居民，都没有公民身份，无权参与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人所津津乐道的雅典民主仍是少数人的统治。
再者，雅典实行的是所谓直接民主，遇有重要事宜，就召开全体公民大会讨论决定。这种直接民主可以比较真实地反应公民意愿，但它有规模上的限制，不可能在更大的国度里实现。事实上，雅典的制度就已经很难扩容。那时雅典的城邦公民大会在露天剧场举行，会场共有约一万八千个座位，这大概已经是直接民主的极限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基本上是代议制，严格说来只是“共和”（republican），与古希腊的所谓“民主”（democracy）已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在现如今类似美国这样的政体里，不知有多少人、多少利益集团操纵甚至捏造民意，严重背离了民主的初衷。
再再者，民主的决定也不一定总是正确。苏格拉底是哲学家，聪明人，他被控蛊惑人心，由雅典公民大会判处死刑，被迫饮鸩而亡。
无论如何，雅典以其相对开放的制度，在二三百年间维持了发达的商务，雄厚的兵力，以及相当活跃的文化生活，与斯巴达并驾齐驱，成为希腊世界双雄。
然而，满则溢，骄则损。斯巴达和雅典发达之后，彼此看着很不顺眼，你瞅啥，瞅你咋的，最终走向战争，以两败俱伤收场，上演一出古典希腊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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