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小山富士夫(1900-1975)
小山富士夫先生的古陶瓷研究（下）
长谷部 乐尔（出光美术馆理事）
白瓷研究与定窑窑址的调查：洁白无瑕的白瓷是纯洁灵魂的象征。据说小山富士夫做陶时，最先着手制作的便是白瓷。根据满冈忠成的描述，那时的小山先生深深沉浸在烧造定窑风格的白瓷中无法自拔，甚至将制作失败的陶瓷碎片作为小酌的杯子。
▲图2 宋-金代 定窑 白瓷印双螭龙纹洗 山中商会旧藏
在古陶瓷的研究中，因以前烧制白瓷的窑厂信息难以掌握，对白瓷的研究也异常困难。比如说定窑，不仅有为古今所熟知的白定、土定、粉定、南定等各种称呼，对其也有诸多解释，但大部分阐述内容都比较暧昧。有一种青中泛白、白中透青的瓷器叫青白瓷或称“影青”，既有着朝鲜产的说法，也有产自有名汝窑的说法，解释异常混乱。
▲图3 南宋 湖田窑青白釉刻凤纹太白尊
打破这一现状的是来自英国的学者布兰克斯顿。他于1937年到景德镇旅游，在湖田窑址发现了散落的青白瓷碎片，于是便将景德镇是青白瓷产地这件事发表开来。小山富士夫读了其文章后不禁心生感激，于《陶瓷》12卷3号上发表了文章《影青杂记》。该文附上了布兰克斯顿的文章与翻译，同时详细叙述了唐、北宋、南宋、元等各时代影青的特征，并列举了出土自日本、中国、朝鲜等地的影青遗物和碎片，逐步探索影青的全貌。此文使世界对影青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
▲图4 小山富士夫 《中国陶瓷》出光美术馆出版 1970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陈万里、冯先铭等研究者的调查取证，证明了影青烧制于中国南部的大部分窑厂，至此，影青的出产地又产生了变动。小山知道此事后，在出光美术馆丛书《中国陶瓷（上）》中介绍了此事。但因当时来自中国的调查报告大部分内容简略，作品风格也与本国有较大差异，通过这些文献无法明确当时出土遗物的特征。影青的产地问题，也成了留给未来的专家学者的难题。
▲图5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
▲图6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二册瓷器
▲图7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中将定窑白瓷标注为吉州窑白瓷
关于定窑白瓷，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出产于江西省吉州窑的说法，但对这种说法的解释较为混乱。1935年，在伦敦举行的纪念乔治五世加冕25周年的中国美术展中，展出了数件来自清朝故宫的定窑白瓷，并将其产地认定为吉州窑，在发行的图录中也是这样说明的。这是当时中国古陶瓷界权威郭葆昌先生的说法，这个观点在之后便成了议论的要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移至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将大量的定窑白瓷作为吉州窑白瓷展出（之后被订正），令到场者大为震惊。毋庸赘言，台北故宫博物院定窑白瓷的收藏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图8 北宋 定窑柿釉金彩牡丹纹碗 井上恒一旧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
▲图9 北宋 定窑白瓷莲花纹皿 横河民辅旧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
如此说来，当时陶瓷界对定窑白瓷的研究长期处于暧昧状态，最大的问题便是没有判断的标准。想要探求定窑的真面目，必须通过科学的现场调查才可以。因此，小山富士夫于1941年春天来到了中国。古窑的发现在当时成了各国间的一个竞争点，小山之后记录说：“近些年欧美学者勘察了很多重要的窑址，想到不得不认可这些新闻文章，便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此行可以称为是对奥田诚一观点的实践，也展示了小山先生心中明治人的气概和自己迫切的愿望。
4月10日，小山富士夫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定窑窑址，虽然此次是在相关部门的管理下进行的调查，仅在窑址处滞留了1小时左右，但终于能将真正的定窑捧在手中，这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近年来，对定窑的现场调查变得容易了很多。在窑厂里，放眼望去满是堆积的白色瓷片，中国的学者将其挖掘研究，终于揭开了它的真面目。不知道在多年以后大家还能否记得，定窑白瓷曾在几十年间困扰着广大学者，这批学者花了十年、二十年阅读古籍，探寻古迹，只梦想着能站在这片土地上亲自揭露它的秘密。
青瓷研究和《中国青瓷史稿》：1930年，小山富士夫开始踏入古陶瓷研究领域的时候，因为中尾万三和大谷光瑞的研究，上林湖越州窑、郊壇官窑、河南临汝窑等相继被发现，米内山庸夫也发现了九严越州窑，陶瓷界对青瓷的研究热情突然高涨。小山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32年9月的《陶瓷》中。文章介绍了李济《安阳挖掘报告》第二卷中发表的隋仁寿三年卜仁墓的出土文物，并叙述了隋朝青瓷存在的意义。在文中可以看出，从历史意义上探究青瓷的想法，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研究模式。该文也引用了郭沫若先生对古代史的研究，在当时备受学者关注。
▲图10 中尾万三肖像 《中尾万三伝:中国古陶磁と本草学の先駆者》
1935年，《陶瓷讲座》第二卷、第三卷发表的 《中国青瓷史考》 引用了小山富士夫的各种理论成果以及大量遗物见闻，对青瓷的历史性展开了讨论。虽然里面包含有很多较为主观的见解，也有少许未整理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有跨时代意义的作品。记叙的内容和构成与之后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稿》很类似，文中引用的考古学的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均要点鲜明。《中国青瓷史考》是小山35岁时执笔的，描绘中国青瓷史的宏伟画卷。
▲图11 小山富士夫著 《陶瓷大系之青瓷》 1974年
▲图12 元 龙泉窑青釉贴龙纹折沿大盘及其包装木盒上的日本古陶瓷研究大家小山富士夫的墨书题签 小山富士夫旧藏
1943年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版发行的《中国青瓷史稿》与《中国青瓷史考》有着相似的构成，但《中国青瓷史稿》是一本全新的书籍，里面增添了许多新资料，删减了不合适的部分，引用了国内外各种学说，并伴有文字翻译，使得这本书细致而又易懂。从此书开头的自序可以看出，此书的观点是“根据古陶瓷分析研究该时代的思想与文化，进而观察历史的兴衰”。“尽可能地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道理”是此书的宗旨，这里说的具体的例子是指通过考古学的方式获得遗物，并以这些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中国陶瓷研究中困扰学者的一大问题是青瓷问题，小山富士夫贯彻采用考古学的手法，将青瓷的面貌逐步揭开，为陶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从对历史的探讨和文化的保护这两个观点出发，开始大规模探索各时代遗迹。在发掘现场饱受瞩目的便是陶瓷器的碎片，尤其是青瓷。《中国青瓷史稿》在这种情况下理所应当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学家中也渐渐出现了一批热爱古陶瓷的人。该书发行大半世纪后的今日，日本对青瓷的研究已达到了备受世界瞩目的超高水准，小山富士夫埋下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
▲图13 陈万里著 《中国青瓷史略》 1956年
▲图14 英国学者冈珀茨
▲图15 冈珀茨著 《中国的青瓷器》（CHIESE CELADON WARES） 1958年
▲图16 冈珀茨著 《中国的青瓷器》（CHIESE CELADON WARES） 扉页上献给小山富士夫的致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陶瓷研究学者对此书反响强烈。1956年，陈万里刊行了名为《中国青瓷史略》的小册子，为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958年，英国学者冈珀茨出版发行《中国的青瓷器》（CHIESE CELADON WARES）,此书以写给小山富士夫的献词为开始，全书基本上遵循了小山的学说，是欧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陶瓷专著。作为他主要作品的《中国青瓷史稿》让世界见识到了日本高超的研究水准，是世界古陶瓷研究的名著。
▲图17 《陶の诗人 小山富士夫の眼と技》 朝日新闻社 2013年
日本陶瓷研究：因整理横河民辅藏品步入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小山富士夫虽然以中国陶瓷为主要研究方向，但对日本古陶瓷的关注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根据《瀬户发掘回忆》一文中的叙述，1925年小山富士夫在瀬户学习陶艺的时候，经常去古窑参观，并醉心于枯叶色的古窑瓷片。在这之后有了去日本各地古窑址进行研究的机会，发表了大量有关古窑址的研究文章，但多数因为窑址所在地研究者的利益关系，在介绍窑址的同时，他大都是在详细介绍各地古窑研究者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再依据窑址和遗物的情况做出客观的叙述，少有自我主张的表述。其晚年在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陶瓷》便充分的体现了他脚踏实地的严谨治学作风。
▲图18 唐 三彩兔
▲图19 唐 蓝彩兔子 东京国立博物馆
▲图20 唐 三彩凤首壶 冈田美术馆藏
▲图21 唐 三彩枕 东京国立博物馆
▲图22 唐 三彩炉 东京国立博物馆
在此背景下，正仓院三彩开始备受藏家重视。关于正仓院三彩，奥田诚一最先在文章中介绍过，而小山就此开始研究议论是于1938年在《陶瓷》上发表了《对大维德爵士“中国说”的反驳》。1932年，英国陶瓷协会年报中刊载了大维德爵士写的关于正仓院三彩的论文，小山富士夫将其翻译后，对大维德爵士文中所述“正仓院三彩皆由中国制作”这一说法持反对意见。1946年，《座右宝》上发表的《正仓院三彩》一文，总结概括了在此之前的各种学说。在战后社会最混乱的时候，正好看到刊载在《正仓院宝物图录》中的正仓院三彩，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蓬勃的希望。“不管如何，日本也只能再一次站起来了”，配在图旁的这一段率直有力的标语，令人发自内心地感动。
▲图23 小山富士夫著 《骨董百话》 1977年
▲图24 唐 三彩马 日本原首相池田勇人旧藏 小山富士夫著 《东洋古陶瓷》 1961年收录 《东瀛遗珠》
在此之后，《世界陶瓷全集》（河出书房版）等书中刊载了多篇关于正仓院三彩的论述，随着和正仓院三彩同类的绿釉、三彩陶的遗物和碎片在日本各地被发现，正仓院三彩的产地是日本这个说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积极关注该研究的楢崎彰一于1998年整理的论述中表明，这些彩陶釉的出土地，在全国共有约2500处。以小山富士夫为中心的研究团体受到了宫内厅的委托，从1962年开始，历时3年，对正仓院三彩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并于1971年发布了名为《正仓院陶器》的报告书。自此，正仓院三彩的各种问题得到了解决。
▲图25 正仓院三彩钵
▲图26 奈良三彩五口瓶 8世纪 奈良市药师寺东院出土
在日本陶瓷的研究中，小山富士夫经常说的一个词是“六古窑”。1947年，小山与佐藤雅彦等人前往福井的越前古窑进行了实地调查，在那时的报告书中，叙述了以下内容：
“瀬户、常滑、信乐、丹波、备前，被称为日本的‘五古窑’。在日本制陶初期，即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有着‘五窑之外，别无他窑’的说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在“五古窑”的基础上加入了越前古窑，便开始以“六古窑”来命名。其实小山在数年前便对越前古窑多有关注，一直将其和“五古窑”并称“六古窑”。
先不论“六古窑”的起源，小山富士夫赋予其“六古窑”的称呼，不仅给古窑的存在塑造了一个大众印象，还想要依此来增强人们对日本陶瓷史的研究热情。确实，除了瀬户古窑，备前、信乐等中世纪古窑的具体状态是什么样的，在当时尚不可知。这说明，日本中世纪的陶瓷研究尚且处于黎明时期。正是因为有了“六古窑”这个响亮的名字，才使日本陶瓷更具魅力。
从1954年开始，本多静雄、楢崎彰一等人对猿投古窑进行了调查，明确了奈良、平安时代曾存在灰釉陶制作一事，中津川、渥美、美浓东部、珠州、加贺等地也接连发现中世纪古窑，“六古窑”的存在意义变得更加淡薄。但换句话说，“六古窑”这个称呼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从喜爱陶器的老人口中听到“六古窑”这个词，便能感到小山富士夫已经将自己的心意充分地传达了出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小山富士夫在陶瓷器研究领域非常活跃。不仅持续着对古陶瓷的调查研究，同时还进行着海外调查、演讲、组织指导展览会、现代陶艺的相关研究、执笔出版各类文书等各种活动，其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尤其是1953年付梓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16卷（河出书房版），此书以小山为主编撰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虽历时数年，但此书一出世便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在古陶瓷研究领域的超高水准。
▲图27 乾隆款 窑变釉火焰红瓶 山中商会经手 私人收藏
▲图28 明嘉靖 红绿彩八仙庆寿图罐 山中商会经手 私人收藏 《东瀛遗珠》
1965年，小山富士夫受邀来到中国，在1个月的时间里，同冯先铭一起参观了南北各地的窑址和博物馆，笔者也有幸同行。此行颠覆了小山对中国古陶瓷的认知。他在回国后曾感慨说：“至今为止，我们的研究都如废纸一般啊！”当然，小山富士夫所表述的并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这是一直想要推进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学者发自内心的、愉悦的话语。昨日的结论在明日便会成为旧论，这才是做学问。小山毫不犹豫地更改了以前写过的中国陶瓷史，开始了新的研究。出光美术馆的丛书《中国陶瓷史（上）》便很好地表现了他这种治学的态度。
1973年，小山富士夫就任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1975年出任《世界陶瓷全集》（小学馆版）企划及监督等。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离开古陶瓷研究。
以上只是小山富士夫研究经历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他对外国的陶瓷也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论文。比如在中国陶瓷领域，小山富士夫曾调查研究过宋官窑、磁州窑、辽代瓷器、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等；在朝鲜陶瓷领域，对高丽青瓷、李朝陶瓷、高丽茶碗等进行了研究。除此之外在对越南、泰国陶瓷等的研究上均走在时代的前沿。开拓未知世界，是小山富士夫平生专注和热衷的事情，也正因如此，才得以在东洋古陶瓷的研究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图29 长谷部乐尔先生与金立言（2000年访问温州博物馆）
说明：本文原发表于《陶の诗人--小山富士夫の眼と技》(朝日新闻社、2003年)。感谢日本古陶瓷研究硕学长谷部先生欣然同意翻译为中文。译者:刘阳(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编辑)。监译:金立言(佳趣雅集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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