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社交平台,但凡就女性权利的问题产生争议时,论战一方经常被另一方扣上“中华田园女权”的帽子。被贴上“中华田园女权”的一方,大概率会被全网围剿。

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该如何看待)(1)

因为“中华田园女权”一词,在新媒体环境中,是个“如假包换”的贬义词。什么是“中华田园女权”,它跟真正的“女权”有什么关系?

什么是“中华田园女权”?

“中华田园女权”最早缘自何方,如今已很难考证。若从字面看,大概率与“中华田园犬”有莫大的关联。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华田园”的背后,具备两层含义:发源于中国本土,并具备“只打嘴炮”而不“身体力行”做出实际成效的空谈性“田园”特征。

一言概之,“中华田园女权”是对我国互联网上盲目且偏激的“女权主义者”的蔑称。

“中华田园女性”群体,大多具备以下过激的特质:

  • 极端仇恨男性,在谈论男女不公的话题时,将炮火不加分辨地瞄准全体男性;
  • 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想承担义务,因生理劣势而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应在社会地位、家庭权力、两性关系、工作环境等方面获得“特权”;
  • 仇恨一切带有传统特质的性别符号,痛恨为婚姻/家庭牺牲自身个人利益的家庭型女性(譬如称自己亲生母亲为“婚驴”);
  • 态度极端、言辞暴戾,过度恶化中国女性生存环境....

她们将“服从于”男权社会体制——相夫教子、家庭主妇型的女性统称为“男权女/女奴”(甚至是婚驴)。

于是乎,本与其毫无瓜葛的女性们惨烈遭到她们的攻击(譬如papi酱),甚至一些温和理性、倡导两性平等的女性主义者,也成为了她们的“叛徒”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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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证明,“中华田园女权”群体,普遍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她们看来,只要无差别“贬低并抨击男性”,就能拔高女性地位。

我个人猜测,“中华田园女权”偏激的背后,正是其过往受歧视压迫(重男轻女的生长环境、失败的婚恋经历甚至性侵等)的经历,而“激发出来”的强烈的复仇心态,当大众在讨论男女不公等问题时,她们只会“按部就班地”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一股脑转移到所有男性身上。

那怕抛开那些过激的表达,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丝“女性至上”、“事业优先”、“女性自己决定是否生育”的诉求。

为什么会有“中华田园女权”?

“中华田园女权”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开来,与新媒体信息流动速度快、互动性强和即时性等特征有很大关系。

原本这一“毫无存在感”的女性群体,因为“女权”而被“栓”在了一起,并“拧成了一股绳”。

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保持“团结一致”,极度排外,根本就听不进去其他异见(即便对方是毫无攻击性的温和派,也会受到无差别攻击)。

冷静地说,这也许是她们自带的“可以理解,不能认同”的“自然保护机制”。

随着“中华田园女权”的声音越来越大,来自大众的反对声音很多。和“中华田园女权”一样,一部分“反对者”开始对整个女性主义群体破口大骂、冷眼嘲讽,甚至“问女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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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这一部分“闻女色变”的男性,往往都是“生殖焦虑者”。(关于这一话题,我会在后续进行讨论,鉴于其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做赘述)。但不管怎么说,“中华田园女权”四面树敌的情况却是事实,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华田园女权”不应该被滥用

随着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华田园女权”群体的过激发声,有不少人提出疑问:中国“女权”是不是有“矫枉过正”之嫌?

我国女性的地位确实在提升,但跟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2010年的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显示:

  • 女性劳动收入偏低,收入和土地收益等方面的性别差距明显,中西部农村妇女的教育和健康状况有待改善,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仍面临较大障碍;
  • 女性家务劳动负担依然较重,平衡工作和家庭存在困难,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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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当下的中国女权“矫枉过正”,是一种无知的体现。

“田园女权”的过激行为,无疑给我国合理争取女性正当权益的人群造成了反噬。但凡她们露出一点为女权发声的苗头,就会被迅速扣上“中华田园女权”的帽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张男女平权、倡导两性平等对话的女权主义者们,必然会受到社会大众和舆论的的疏远甚至是敌视,“女权”运动最终只会不了了之

实际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女权运动”,同样也是采取了相似的应对策略。即妖魔化女权主义者,将她们刻画成鲁莽易怒、丧志理智、怨气朝天、只知抱怨的扁平人物形象。

  • 将讨论家庭暴力的女权主义者称之为整天一副受虐者的模样,控诉男人和社会的“医院女权主义者”;
  • 将女权主义与“仇恨男人”、“仇视婚姻”与“痛恨家庭”等同起来,那些单身女性被描绘成“痛恨男人者”、“鼓励离婚者”和“憎恨儿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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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女权妖魔化、污名化的做法,首先否定了女权主义者为女性发声的资格,严重干扰了大众客观看待女权主义者所要真正表达的意愿和诉求

同时,也让女权主义者因丧失勇气和信心而不敢轻易发声。


总的来说,“中华田园女权”缺乏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素养和认知,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

一些人是非不分、脏话连篇、言语暴戾,甚至有刻意“收割”女性之嫌。她们不是真正的“女权”,更没有资格充当“女权主义”的开拓者。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田园女权”的干扰,而借此来对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进行嘲讽,她们更不应承受“中华田园女权”的污名。对于那些默默奋斗在女性事业上的女权主义者们,我们应该报以最大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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