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玄枵
达尔文曾说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者，就是能够根据一切变化调整自己的人。其实，早于达尔文至少两千年的战国时期，《楚辞·渔父》中就这样写道：“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人做到了最高境界，不会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而早于《楚辞·渔父》不知道多少万年的阴阳、五行、八卦思想，无一例外地演绎着变化之道。这无一命中了中国文化的内核。
中国人的做事法则，就是“变”。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一切文明，都与“变化”二字有关。
《道德经》辨证地观照世界；中医以变化之道把握病在六经的运行情况，以变化之道灵活因人、因症论治；中国的文学艺术向来崇尚灵动飘逸美，即变化之美；中国的庖厨烹饪绝不称量，而是合度而为，火候之掌握，用料之轻重，用时之长短，全凭领略。我们生活在一块变通的文化土壤上，对于变化之道，早已无师自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合宜则美，正如西译“关系”，不可直译为“relationship”，而只以汉语拼音“guanxi”表之，其中韵味，得意者自知。
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要想长久地发展，就须识时务。识时务者，是俊杰。中国的哲人们为了培养俊杰，可谓是花了大功夫的。
孔子一辈子可归纳为三个字：识时务。先孔子在鲁学而有成，后逢内乱而游列国，这是“识时务”，没有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教条”所束缚；后游历十四余年，道不成，则归，这也是“识时务”，撞了南墙就及时回头；而后晚年不再坚持“矢志不移”，而是发奋编书，教以忘忧，做同样有意义的事情。
孔子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生不逢时，学而未习，便改其道而行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志同道合的学子们切磋琢磨，乐观精进。在无人认同他的时候，仍然发着自己的光与热，将自己的价值挥洒到极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显然是一位懂得变化之道，具有强大适应能力的“俊杰”。
孔子的追随者荀子也是如此。荀子在《修身》一文中说道：“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这正与《论语》的“君子不器”之主张相吻合。欣赏孔子的庄周先生也曾有悟：“御物而不御于物。”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与道家哲学两道归一了。
儒家培养君子，君子从学，最重要的是懂得变通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像当年的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儒家思想，其实秉承于《易经》。
《易经》之三义，周旋于简易、变易、不易之间。天下万事，有定数自有变数，有变数则有定数。变与定之间，君子伺机而动。所以，八卦之首的“乾”，号召君子处世学龙。龙，依据所处时间与空间之变动，或潜，或惕，或跃，或飞，用一句话来形容，便是：纵浪于大化之中，来往自如。
中国古老的文明，以“道法自然”概括最宜。道瞬息万变，法别无定法。所以，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合乎“道法自然”之“礼”。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人曾问：中国人繁殖力何以如此之强？其实，这与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唯一拥有连续文明的理由是一样的。中国人口之所以繁衍，中国文明之所以连续，在于中国在东方。东方生风，风以“变化”为特点。
中国深谙《易经》益卦“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之理，可谓是取自于“木曰曲直”之道。东方属木，木可弯曲、卷缩，又可伸展、伸直。这一点，荀子《劝学》中亦有提及“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正是因为木能屈能伸，颇通变化之道，故它的适应力很好。适应力好，则自然生生不息。
木是五行之中生发力量最强的，它最初由一颗平平无奇的种子破土而出，扎根于地，然后四方周围，参天而上。这一点，养一棵植物自然便知。永远不要放弃一棵植物，即便是它的叶子全然腐烂干枯了，它还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活。
我们生于中国，一个文化如此丰厚，文明如此成熟的国度，的确是很难得。作为中国人，也应当如一棵木一样，深深汲取文化土壤中的养分。中国的文化尚变通，按理来说，中国人应该是最深谙变通之道，最能适应时代与社会变化的人。
但，事实是，很大比例的人不懂变通。中国的父母培养子女，现在的主要趋势和三十年前一样，还没有变。十年前，我的父母希望我端上铁饭碗，宁愿砸十万元给我谋得一个公务员的职位。“铁饭碗”，是我们那代人最高的心理期许。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父母们砸锅卖铁，宁愿两点一线上班到六十多岁，也要把孩子送到大学的校园，拿到文凭。试问，985和211是多少父母对孩子的理想预设？
在这种心理的暗示下，催生了一大批以提分为主要目的的培训机构，学科培训火到了极点。为什么这些提前教学，填塞知识，刷题的教育机构可以受到那么多高学历父母们的拥护？明知道这种功利性的学习不一定是正确的（实际上是绝对不恰当的），还有争先恐后，花费高额的学费成为他们的拥趸。这与传统追求“铁饭碗”的心理有何二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上技校，职校，成为蓝领工人而已。所以，宁愿逼着孩子，推着孩子往前走，也不愿意让孩子将来落于人后。
上职校，成为蓝领，朝不保夕就落于人后了？是的，在大多数父母看来的确如此。但是，如果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就会看到，以后的蓝领工人，大部分重复无意义的劳动将势必被机器人所全揽。就算是蓝领工人，也是凭知识、技术和能力说话的。我们国家的高级蓝领工人，其社会地位与待遇也势必变得愈来愈好。而做了白领，干着脑力活，一旦朝九晚五混日子而不思进取，不为公司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也必然面临失业的后果。
真正的人才，一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他能始终保持学习能力，不断挑战自己，根据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成为永远不被时代淘汰的人。
教育应该培养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是做题机器，拿到文凭后就躺平的人。教育，不能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教授知识上面，而是要在学与思，学与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填塞知识并没有意义，因为一个形成了主动学习力的学生绝对具有主动汲取知识的能力。教师的精力，应当重点用在为学生创设一个又一个的情境，还原现实，展望未来，让学生在不同地情境中变通知识，应用知识。
作为教育的参与者，父母应该让孩子时不时地进入社会这所大学熔炉中，深思而后洞明时代的环境，明白自己的处境，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纵浪于时代的大化之中。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瞬息万变。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瞬息万变的。一个人要想更好的生存，绝不可能一个饭碗端一辈子。淘汰是常态，失业是常态，正如变化是常态一样。所以，一个人也应具备应变力，才可以适应时代，保全自我。
切忌以自我为中心，被淘汰了，只能找自己的问题，而不能责怪他人的不公平。不被认可与欣赏，也不一定是坏事。强大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认可你，你还能不怨不怒。
当今的时代环境，并不友好，老师和家长的耐心差一些，言语苛刻一些，行为冷漠一些，同学与朋友也急躁一些，攀比心重一些，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旦受到了言语嘲讽，产生了心理不平衡，不少学生会走极端，一蹶不振的有，自残自杀的也有。
有人说，要培养孩子的钝感力。其实，敏感并不是坏事，需要做到的，是在敏感于人事时，知而不言，知而不怨，虽怒而不詈，这样才不会因人之过失而妨碍自己的身心，即老子所云：宠辱不惊。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父母，就不应该给孩子创设一个精致美好的成长环境。相反，要“粗糙地”长大，“恶劣地”长大，在很小的年纪就体验过“大风浪”，对现实了然于胸，自然在受到外界“小风浪”时岿然不动。他强大，那是因为他已经很好地适应了环境。
适应时代，并不意味着盲从。时下教育风气下，不少家长心驰于外，不定于内，必然会时刻以外界之标尺度量自我。身处内卷，很少有人能做到不随大流，不受影响，这是由一个人对于“归属感”的追求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同时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能在群体中保持特立独行姿态，不因群体盲从而突破底线的人，才是值得尊重的人。
2019年底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在新冠病毒的裹挟中艰难而缓慢地进行着。在这样的境况下，朋友发来了多地人心动乱的视频。我看后不置可否。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世风日下时，人心犹易动”。绝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修行不坚定，畏于奥，必然在奥灾频发时心为所动。
虽说天心难移，但天风可以不正，人心不可不正。一旦心心相动，形成一种消极的能量场，那人力就难为了。唐代哲学家刘禹锡的“天人交胜”，是我比较赞同的天人相处姿态。人要适应自然，不是一味顺应自然。人需要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在与大自然相交应的状态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合宜的姿态，而不是在自然骤变时怨天尤人。
无常，本来就是道的本质。尽人事的同时，要明白未知与不确定才是生活的真相。始终保持这样的认知，人还会焦虑、惶恐、不安吗？
当今越来越不稳定的时代环境对一向追求稳妥的中国人来说是一项挑战。我们需要，且能够做的，是根据处境灵活地即刻调整自己的姿态与策略，让自己在短时间内适应大环境。在不可预测的未来社会，我们的孩子更需要这项能力———应变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