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倭国朝廷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比较重要的时期？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古代中国，君王可以把赐姓作为赏赐，平民使用家族的姓氏，日本的姓氏，只在贵族阶层内流通继承。与隋朝廷相通的倭国，还没有发明文字，因此在交流时需要通译转述，通译转述或使用意译，或使用音译，倭王的姓、字和号，转换成假名可以得アメ、タリシヒコ、オオキミ。アメ汉字写作天，オオキミ一般写作大王，意为天子。
5世纪末，倭国朝廷颇具规模。在中央，官僚等级分为十二等，从高到低以德仁义礼智信的顺序排列，在地方，八十户设一级，长官为“伊尼翼”，十“伊尼翼”归一个“军尼”管理。在东夷中倭国的分量大大增加，《北史》载“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仰之，恒通使往来”，五世纪末的倭国的统治地域、军事实力以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南史》中《倭国传》载“倭国，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详北史”，“事详北史”是否能够说明《南史·倭国》部分的写作时间晚于《北史》呢？今天是难以判断的。
李延寿分著南北朝史，《北史》的《倭国传》重点记载了隋代倭国来朝记事，《南史》则是记载江左历代朝廷接待倭王朝献和除绶的记事，他这样安排不仅是避免重复，还保持了南北朝史各自的体系。
古坟时代古坟时代，顾名思义以古坟著称，年代跨度为公元300-公元700年。一般采用三分期，把古坟时代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今天发现的古坟数目在20万余座，主要分为圆坟、方坟和前方后圆坟三种，除此之外，还有帆立贝式坟、双圆坟、双方坟等，其中前方后圆坟最具有代表性，大阪府的大仙陵古坟是最大的前方后圆坟，坟丘长525米，5世纪（古坟时代中期）是古坟规模发展至最大的时期。
3世纪后半开始，西日本逐渐出现前方后圆坟，最古老的前方后圆坟为石塚山古坟。早期的前方后圆坟主要依托地形，利用自然形成的山丘筑成，以丘陵隆起的部分为坟顶，斜面削平，棺从丘顶的竖穴中纳入。
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早期的前方后圆坟分布在濑户内海以及汇入濑户内海的河流沿岸。4世纪前期，关东地区的古坟不断向东边推进。至5世纪时除了畿内的大型前方后圆坟之外，各地方也建造起大型古坟。5世纪初期，古坟内出土随葬品中军事物品较多，5世纪后半，古坟中出土了大量日本本土制造的须惠器和铁制工具。
6世纪是前方后圆坟的衰退期，出现了大量的群集坟，由密集的小型古坟聚集而成。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地区，出现了在墓室施彩绘加雕刻的装饰古坟（主要集中在九州）。6世纪建造古坟所需劳动人数，随着坟墓规模的缩小而减少，转而对技工的技艺和审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化二年（公元646年）颁布薄葬令，地方豪族不再能建造大型坟丘。佐贺县菜畑遗址和青森县垂柳遗址中都发掘出了绳文晚期的土器，日本的水田耕作的历史可以推进到绳文晚期，此时稻作技术尚不成熟稳定。
弥生时期弥生前期（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日本农具依然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为辅。弥生中期，日本改良版的铁锹和铁锄，使耕种效率大大提高，高床式的仓库为粮食储备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耕作农作物是弥生人生产方式之一。
都出比吕志把早期农业生产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绳文晚期到弥生中期，弥生中期水田耕作面积扩大，第二阶段为弥生后期到古坟前期，农具与武器从木石材料置换为铁器，都出举了缠向遗迹和古照遗迹的例子来说明该时段水利设施以及冲击平原的开发，第三阶段为古坟中期到古坟后期，制作成U型头的铁锹和锄头使开垦洪积台地更为容易。
古坟中期的大和王权已经具备本土制作铁器的技术，农作技术的提高使收获的事物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古坟中期的超大古坟需要以千计数的劳动力，工事活动持续一年，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网野善彦认为在种植之外，狩猎、捕鱼和采集依然在不进行农作的地方广泛存在。
网野对稻作国家论的批判，提供了稻作之外的视角，渔获和山林狩猎在生产生活中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大陆移民为日本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铁器技术主要从朝鲜半岛流向日本，朝鲜半岛上的匠人把铁器制作技术带去了日本，奈良县上锅古坟中出土的铁板的形状大小与新罗古坟中出土的类似。
古坟时代的两种陶器：土师器和须惠器，土师器为赤褐色，须惠器为青灰色。土师器采用日本列岛的传统做法制作而成，工具较为简单。须惠器收到了朝鲜半岛南部陶器制作的影响，出现于日本古坟中期，使用辘轳和烧窑技术，烧制温度更高。金银制作的耳饰，铜制的手镯，用金银装饰的大刀和马鞍，显示着金工技术的进步。
今天只能看到8世纪编成的《日本书纪》，纪记二书从后世的立场对上代历史进行润色美化的色彩浓厚，古坟时代的生产关系缺乏当时的记载，只能从后世的文献中去推测，因此文献史家依然需要批判地看待纪记中的部民记事。
从古坟的建造可知，阶级已经出现了分化，古坟是统治阶级首长们的坟墓，古坟时代是首长制社会。为首长服务的是“部”，“部”的古训为とも，也可以写作“伴”字，纪记中关于天孙降临的部分，“部”和“伴”的用例形成对照。
部民制中与王族最为亲近的部是从旧时的“伴”转变而来，部制则是受到了大陆移民的影响下设立的。部的职能与首长集团的需求紧密联系，主要可以分为生产部门和服侍部门，生产部门负责生产衣食起居所需要的物品，服侍部门中有照顾统治者生活起居的，也有履行安保职责的。随着统治集团的扩大，部内部又出现了名代和子代。
名代、子代在历史文献中表述不详细。井上光贞于《日本古代史的诸问题》中提出名代、子代是皇室的私有民，薗田香融在《日本古代财政史之研究》中写道：子代是抚养皇子的，名代是为后妃设置的，大桥信弥在《论究日本古代史》中认为子代是豪族的屯仓，名代是皇室的屯仓。
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这个体系的模型可以画作同心圆。在对外关系中，同心圆主要分为两层，内层为藩属国，外层为王朝势力影响力有限的周边国家，处于核心区域的中国能够辐射到的是距离较近，往来便利的国家，因此历代王朝的注意力多投注在活跃于国境的部族上。
《后汉书》中记录的夫余来朝一事可作佐证：“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扶余王到洛阳（公元136年），受到了汉顺帝的高规格的接待，热闹非凡。扶余王受到的优待不仅限于此，扶余人上层喜好厚葬，有杀人殉葬的习俗，上层葬礼要上百人殉葬，扶余王的葬礼最为隆重，使用的是汉朝位置准备的玉匣。
扶余是与汉代玄菟郡相近，汉朝廷给扶余的好处不可谓不丰厚，以重宝招揽之。当然，扶余受了汉朝重宝并不意味着放弃侵扰汉郡。扶余于安帝永初五年进攻乐浪郡之后，归附于汉朝，度过了一段和平安乐的岁月，于桓帝永康元年再度起兵进攻玄菟郡，扶余在此役中被玄菟太守孙域击败，遂恢复朝贡。扶余两次寇边，都是趁汉朝廷内乱发生时行动，即便如此，汉朝依然接受了扶余的朝贡，并赐予宝物。
高句丽进攻汉郡的行动力较扶余更强，因此骚扰汉郡次数更多。汉朝边境的诸部族手工生产不及汉朝，格外珍爱汉朝的赏赐。除了实物，封号同样被周边部族看重。王莽初年击败了高句丽，随即把高句丽从“高句丽王”贬为“高句丽侯”，“于是貃人寇边愈甚”，高句丽对自身封号被降格表示不满。以寇边作为报复。
建武八年时，高句丽向汉朝廷遣使，光武帝恢复了高句丽王的封号。授予藩王封号是皇帝的权力，周边部族想要获得封号，需要先朝贡，然后由朝廷授予封号，这个身份是由中国王朝赐予的。倭王权远居海外，王朝鞭长莫及，因此在中日两国的朝贡关系中，倭王权主动向中国王朝进贡。
从有史记载的倭国第一次朝贡（中元二年）开始，截止至隋大业六年，一共19条向中国王朝朝贡的记录：东汉2次，曹魏3次，两晋共2次，刘宋9次，隋代3次。从汉代至隋代，时局稍稳，倭就会与中国王朝来往，通过建立朝贡关系，打通学习的渠道，吸收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视角中，朝贡是明确了上下分别的宗属关系。
总的来说，倭王权于大业三年向隋朝廷递交了国书，在国书中倭国大王自称为“日出处天子”，从杨广的角度看，倭国是自己的臣属，无怪乎杨广对此大为不悦。在倭王权的自己的视角中，自己是尚不成熟的国家，孤悬海外与大陆交通不易，倭国向南朝宋的9次朝贡的热情似乎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遣唐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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