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第七季在播出后数次因辩题涉及社会议题而引发公众讨论。图为《奇葩说》第七季导师薛兆丰、蔡康永、刘擎与主持人马东（从左至右）。 （资料图/图）
“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期节目录制结束后，导师和嘉宾退场，刘擎走到席瑞身边，鼓励他说，“打得挺好的”，接着又提醒他，可以在辩论时补充8小时工作制的合理性和历史由来。
那是《奇葩说》第七季的第8期节目。席瑞选择的持方是——不该回——同导师刘擎一样。最终的结果是56比44，认为“该回”的正方胜出。这期节目连同第7期“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被称为《奇葩说》这一季的“996”辩题。它们在节目中引发了“应然”和“实然”的辩论——即我们究竟应当追求“8小时工作制”的愿景，还是屈从于“不回消息就有可能会失业”的现实。现场观众投票结果都是——选择实然的正方胜利。
这两期节目播出的节点，刚好遇上了“拼多多员工猝死”悲剧的发酵。节目播出前几天，席瑞去了位于北京东五环附近的公司，和编导沟通工作，顺带聊起了这两期节目。“我们那一周节目有两道辩题，一个是《成年人的崩溃要不要藏起来》，要藏，赢了。《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要不要回》，要回，赢了。我还算是一个没有在真正意义上996过的人，当时都感觉到有一点抑郁。所以我就说，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宣传，能让播出后大家轻松一点，而不是在两期节目看完之后，觉得我们的人生好丧。”
节目的编导都是席瑞的好朋友。当时他们打了一个赌——节目播出后，公众舆论是支持应然的多，还是支持实然的多。而舆论的风暴比想象中更难以预料——当周的节目一经播出，便迅速成为《奇葩说》第七季播出以后最出圈的两期节目，导师刘擎一段“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发言更是迅速登上热搜。节目中许多站在“实然”立场的选手和嘉宾，尽管不一定是自己选择的持方，仍然在互联网上受到猛烈攻击，甚至被称为“精神资本家”。
“下班后的消息要不要回”这期节目中，身穿绿色小西装的席瑞也被认为是说出打工人的心声——无数弹幕感叹“席瑞在发光”。他认为这道辩题传达的是——我们已经不配享有一整块休息的时间，而只能被迫学会在随机的时间碎片里，安排自己的欲望。“它让你每时每刻都在为工作待命，而待命是最消耗和折磨的状态。你不知道这条消息会不会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于是从下班开始，我们就开始焦虑，每隔几分钟，我们就要掏出手机检查一下，甚至洗澡、上厕所都得带着手机，连睡觉都不敢开静音。”
2021年1月底，南方周末记者与席瑞就“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奇葩说》的社会性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以下是席瑞的自述。
“为什么要不断加高‘独立女性’的门槛？”
“我是一个独立女性，我该不该收彩礼”那道题，首先辩题就让我很愤怒。我认为这个辩题就不应该存在。
其实它和996那期是同一轮的录制。“下班后的消息要不要回”，我选择的是“不要回”。那道题我写了很久，因为我觉得那道题不管怎么表述、怎么打都会输。应然和实然，大多数观众肯定还是会选实然，因为生活中他们是这么做的。你要通过我一段五分钟、十分钟的发言就把人影响了，这太难了。
我认为“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这道辩题有两个问题：首先独立女性和彩礼这两件事就没关系，但我能够理解导演组的用心，他们又想谈论女性，又想讨论彩礼，因为当下互联网中对二者有非常多争议，这个题目就以这个面貌出现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真实地对“独立女性”这四个字感到不舒服。“独立女性”这种提法，并不是一个女性奋斗到今天的阶段性成果，在社会语境中，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父权规训引导下的设置，是对整体社会女性所设置的框架和枷锁。因为只有“独立女性”的说法，没有“独立男性”的说法，说明社会默认了男性天然是独立的，女性要独立就必须达到什么条件。
拿到这个题，我的第一个想法是papi酱因为孩子跟丈夫姓被骂那件事。我当时就想说，是什么让我们在社会中不断地分裂女性，不断给女性划分三六九等，然后不断地抬高“独立”的门槛和砝码？在我眼里，“独立”就是形容人的，怎么还有性别之分？当一个女性达到某种标准、成为她所认为的独立女性之后，居然会有某种道德上的高尚感，这是让我觉得非常奇怪的。
其实《奇葩说》到第五、六季的时候，我自己也有隐隐感觉到，当我们在倡导一些超越性的价值，用大家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则和价值观时，往往不讨喜欢，因为它超越了现实原则，包括我在第六季发言时就发现，很多观众都会说不接地气，飘到天上。我发现“不接地气”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什么叫“不接地气”呢？
你只要说现实原则不是很好，很多人就会说你天真。其实，我在这季《奇葩说》一直有一个隐隐的观念：无论何时何地，人总是有选择权的，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就去塑造，如果连身边的小世界都改变不了，谈何改变你所面对的大世界呢？
戴锦华老师在讲《八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她说我们现在对人性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太多人认为趋利避害才是人性，但她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性，舍身取义也是人性。
席瑞在《奇葩说》第七季中。 （资料图/图）
《奇葩说》是对社会症结的观察
《奇葩说》第七季播出后，网上许多人在讨论这个节目是否陷入了困境。在我看来，现在节目有一些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第一个是怎么设置议题。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的议题不能越界。但在已有的界限中，这么多年下来，谈论的内容多少有点重复，这对于新观众来说是好事，但对老观众而言可能就得不到新东西。
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定程度的审美疲劳。《奇葩说》能最早创立观众投票非常好，当我们自以为是地觉得讲的就是真理，我们就很容易不顾观众，节目的魅力很快会萎缩。但是观众的审美模式也会固定，这样反过来就导致我们的辩论范式日趋固定了。一辩就是讲段子，二辩一定要先笑后哭来点煽情，三辩就是上价值，它会形成一个固定化的模式。比赛是有输赢的，在这个影响之下，辩手们一般会选择比较稳当的方式，一般不敢轻易尝试新风格，尤其是去挑战观众已有的审美经验。
虽然我觉得现在的《奇葩说》，无论是段子的好笑程度、金句的密集程度还是道理的深刻程度，都远超过最早的两季，但是它可能不如第一季、第二季有灵气，那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变得像一个工业化生产的精细化工艺品。但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把以前小众、先锋的思想努力变成一种社会共识，才让大家没有了惊艳感，从社会意义上来看，或许，“不惊艳”也是对《奇葩说》七年来的社会贡献的承认。
第三个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像两种自由话语的比较，一场辩论听下来，真正的分歧或许不是最后的价值主张，实际上是在讨论哪种方式能更好地达成这种主张。
那几期节目播出之后，许多网友说，《奇葩说》上很多观点是危险甚至有害的。我从来不认为一种观点在辩论赛中赢了，就一定是社会大多数认可的，比如下班后的消息要不要回。
如果我们设想观众只能被动接收，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输出的观点一定要准确无误。如果是这样的话，未免太高估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定位，也未免太不相信观众的判断力。我一直认为辩论好在我们把这些观点都放出去，让大家自由地在其中找到路径，很难说有哪些观点是完全没有任何启发意义的。
作为辩手，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舞台上一定有我不认同的观点，和我认为有害的观点。但我能尽力做到的就是打赢它，打到我的传播度更高，我的观念更有理有据，让大家感觉我比他说得更有道理。如果我打不过有害的观点，不能苛责有害的观点不许说，我们的任务是一直与这些有害的观点搏斗。因为今天就算《奇葩说》不说，公众号也会说，毒鸡汤也会说。舆论场里从来不缺乏那些有害观念，甚至是有害观念的信徒。而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一直跟它们进行搏斗。
有些网友批评某一方的辩手是“精神资本家”。让我疑惑的不是有人会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而是为什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为他们辩护的人，可以取得这么多的认同？《奇葩说》的打开方式，应当是把它视为对这个社会的症结的观察。
我也看到好多人在说，谁的人生是轻松的呢，我们必须要顶住压力。还有一些人说，社会发展就是有人铺路的，爷爷奶奶为爸爸妈妈铺路，爸爸妈妈为我们铺路，我们就得为后人铺路。我看到这些话时好痛心，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生来就觉得自己是铺路的，有人生来就把自己当工具。
《奇葩说》更像是把矛盾呈现出来。好歹它把矛盾呈现出来，才给了刘擎老师那段发言，在社会上引起的激荡。那期播出之前，我去了公司找几个编导聊天，我们还在赌公众是支持应然还是实然的多。热搜是不可控的。刘老师那段话上了热搜之后，我心想上得好，这不就是我们在抢夺话语权的过程吗？这不就是需要有知识分子，需要有人站出来，喊一句不合理吗？这个社会，应该让那些不好的options（选择）消失。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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