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乡下人的悲歌》剧照，这部电影的原著是一本讲述典型美国寒门学子故事的超级畅销书，被认为解释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原因。 （资料图/图）
1998年，17岁的田雷从家乡江苏沛县出发，前往四百公里外的南京上大学。他正赶上大学扩招时代的开端，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涌进南京大学的校园，其中不乏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同学。这个来自县城的青年第一次开始困惑：为什么我不会打篮球？为什么他们都会各种乐器？为什么上海来的同学目标是出国留学，而我却想着回老家做公务员？
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出生于迈阿密的安东尼·杰克漫步在哈佛的校园里，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在一个有钱人主导的大学校园里，当一个穷学生意味着什么？
这个黑人穷孩子后来投身于美国寒门子弟的研究，而已经是华东师范大学法学教授的田雷，成了安东尼著作《寒门子弟上大学》（下称“《寒门》”）的译者。他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寒门子弟在大学中都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不仅是经济上的“穷”，更多的还是文化上的“困”，而后者则往往不为人们所知。
在此之前，田雷翻译了《我们的孩子》与《娇惯的心灵》两本教育专著，前者关注美国教育中越来越滞缓的阶层流动，后者则聚焦美国精英大学学生越来越脆弱的心理状态。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翻译“教育三部曲”的过程，是一个法律学者重新认识美国社会的过程，平等的表象被打破，底层的艰辛、教育的不公浮出水面。
“作者关切的是美国青年，但我们能否分辨出哪些问题是美国特有的，又有哪些是更为普遍的？这些美国故事能否帮助我们来反观自己？”作为一个初中孩子的父亲、一位有11年教龄的大学老师，田雷关注中国的教育制度。在这次访谈中，他谈及小镇做题家、985废物，谈及身边隐形的寒门子弟。
2021年8月21日，田雷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道：“如果有一类学生因为无法融入大学环境而无法获得高等教育的收益，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教育不平等。翻译这本书的过程，经常激发起我的思考以及为人师者的责任感。”
《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美] 安东尼·杰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
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想象中高很多
南方周末：你曾经有在美国精英法学院读书和访学的经历，你观察到的美国寒门子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田雷：美国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指的是家里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大致能对应“寒门子弟”。一般而言，他们从小拥有的文化资本非常匮乏，凭借自己的努力打开精英学府的大门。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的能力或许要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强，也更努力，因为他们从起跑线就落后。
但是，这些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同学相差很大，精英大学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一种陌生的文化环境，难以融入。《寒门》有段精彩的描写，四名女大学生正在兴致勃勃地讨论自己爱喝的咖啡品种，其中一个女孩却说，自己这辈子只喝过一次手磨咖啡，这让她的三位朋友感到十分震惊。这个女孩是一个小文化环境中的“冒牌货”，她缺少能和同辈交流的谈资，也无法负担起这种谈资的花销。他们也不熟悉教育系统的规则，不懂得为自己争取机会和资源。比如说，寒门子弟与教授的交往总是困难重重，他们设想中的学校就是上课、做作业、复习，然后考试，许多人甚至不清楚教授的“办公室时间”（教授为学生拜访预留出来的时间）是什么意思。他们虽然进入了大学校园，但却显得格格不入，不懂得如何去表现自己的优秀，不知道如何同资源分配者沟通，甚至认为这些不重要。
南方周末：前些年中文互联网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寒门再难出贵子”，那么美国的“寒门困境”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吗？
田雷：“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说法很流行，但流行的说法未必准确，它是对焦虑的表达。其中有一个误判，就是觉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低了。但事实上，中国社会代际之间的受教育程度一直在提升。上个学期我在班里做了一个调研，想弄清楚有多少人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结果是在五十多个人里，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超过60%。在华东师大这座沪上985的法学院本科生中，过半数学生的父辈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复旦的陆一老师对此有过专门的研究，她告诉我，“第一代大学生”在985大学的比例目前为六七成。如果以“第一代大学生”作为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比大家想象中要高很多。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社会流动性的误判？
田雷：我有一个切身的观察，那就是大学里学生和学生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现在上一门课就会建一个微信群，但真正的学术互动并不因此增多，一门课上完，也许这个群就消停了。我给大一的学生上课，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出去待一会儿，15分钟后回来，我发现班上是安静的，学生和学生之间很少聊天、不说话，也没什么打闹嬉戏。至于家庭出身和背景，在当前的校园文化里，大家往往觉得这属于隐私，有些类似美国对于同性恋的处理一样，不能问，问了就是一种歧视。
没有深的交往，困难学生在我们的校园里也许就隐形了。对于大学新生，你看女生，有时候还能从穿着打扮上看出来她的家境，男生似乎从表面上真看不出来。
《寒门子弟上大学》关注的是这些在流行叙事中被隐藏起来的“多数人”。这些孩子虽然在教育上完成了向上流动，但他们能不能融入到新的系统？作者安东尼·杰克就指出，他们会面临种种困难，从最基础的穿衣吃饭问题，到和同学老师的交往，再到参加校园文化活动。这本书虽然在写美国故事，却时常让我产生共鸣，因为在身边也能发现相似的问题。
经济的穷，文化的困
南方周末：美国的“第一代大学生”面临的哪些困难，是中国学生所没有的？
田雷：《寒门》刚出版，但我还是收到一些反馈，书中有些情节令读者有些匪夷所思，比如在美国春假食堂关门时穷学生就要挨饿，或者穷学生为同学打扫厕所，这种情况至于吗？几年前，一位曾在北京某所非常好的大学当学工老师的朋友告诉我，学院给贫困生的助学金每年都用不完，因为贫困生很少见了。
在美国，大学学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近我看到不止一本书在反思这个问题，其中有一本叫《贷款陷阱》的书，专门探讨美国的学贷问题，认为美国过于高昂的学费摧毁了一代年轻人的未来。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学费不高，我们大都是公立的、国家的大学，而且越好的大学，学费越平价，同时奖学金资源越丰富。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种体现。
还要考虑到文化的因素，就是有没有来自家庭、父母的支持。在《寒门》中，有的没上过大学的家长听闻孩子要远赴他乡上大学，第一个反应甚至是“你要抛弃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去读大学。如果将场景移到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你能考上清华北大或任何一所985，父母砸锅卖铁，甚至举全村之力也要供你上学。
所以谈教育从来就不能就事论事，教育问题背后有其社会和文化的语境，进而言之，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也要有这种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说，美国精英大学有些学生是真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穷，而在中国，我觉得绝对的穷在我们的985大学中可能已经被消灭了，这些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当地时间2021年1月16日，名为“达芬奇的债务”在纽约中央车站展出，来自美国2600张真实的大学毕业文凭被作为展品的一部分，向观众表达了大学教育成本之昂贵。 （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那又有哪些共通的状况？
田雷：《寒门》把美国寒门子弟分为两类，一种是“寒门幸运儿”，其实就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他们在高中阶段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了昂贵的私立学校，提前接触到了精英的文化环境，高中就类似于他们的大学预科；另一种就是“双重贫困生”，他们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穷人，也是文化意义上的陌生人。虽然他们通过奋斗进入了好的大学，但是缺乏对于上层文化的适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文化冲击”。
虽然我们未必能对经济的那种穷感同身受，但文化的困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想一想我们本土的流行语“985废物”，其实就是对于“双重贫困生”的一个本土注解。很多人没法适应大学带来的文化冲击，于是就躺平了。如果这么说，美国也有常春藤废物，那些与精英大学文化格格不入的寒门弟子，很容易到了大学就报废。是他们不努力吗？显然不是，只是他们的努力不被他们所在的文化环境所识别，不被资源分配者所承认。如何帮助这样的学生获得成功，培养为“精英”，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南方周末：他们的跌落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制度，有更深层的原因吗？
田雷：前几年有一句话很流行：“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编者注：在第12版《新华字典》对于冒号的用法举例中，这句话已更改为更契合时代的新版本。）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很魔幻。以前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是“教育改变命运”，但后来我们发现，教育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绩优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曾经是一种进步，但现在弊端已经暴露无遗了。
换言之，你很难说是学校创造或拉大了不平等，但学校确实把这种可能不平等的分配系统正当化了。
不平等是整个时代的大问题，而且它非常复杂。在美国教育中，不平等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不平等。中国可能就不一样。例如“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小镇是落后的，相对于高校云集的北上广文化资本匮乏。美国即便有，也不会是小镇做题家，因为大学都在小镇，反而市中心是穷人聚居地。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来自上海闵行的第一代大学生，和一位来自某个西北省份小县城但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来到上海的一所985大学，哪一位学生更能适应新环境？我觉得大概率是上海的这位“寒门”。这说明发生在我们大学里的可能不是美国式的不平等，而可能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是省际之间的不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自己的实证研究。
说个小事，2017年《我们的孩子》出版后，我曾经了解过这本书的销售状况，一度在某个网店的2000册中，超过1500册的都是发到北京上海，我当时仿佛看到了北上广家长的那种教育焦虑。
《我们的孩子》，[美]罗伯特·帕特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
促进教育公平的举措，结果可能有违初衷
南方周末：翻译这三本书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田雷：我们那一代人研究美国，是从它的宪法开始的，比如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作品。而且那一代的西学学者，一开始对于美国的制度也往往有一种仰视的姿态，当时的大学校园，最好的未来就是考GRE，到美国留学。
翻译《我们的孩子》有偶然的因素。我所主编的“雅理译丛”拿到了这本书的版权。这次翻译于我是一次“启蒙”，我翻译这本书时已经不是任何意义上崇拜美国的学者，但其中揭示的社会图景对我也有深深的震撼。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孩子》里面有一个数据，美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未婚生子的比例，在2010年左右达到了70%，这个数字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
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寒门》，都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梦”和美国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
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宪法判决就是关于教育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其宣告了教育领域内的种族隔离是违宪的，此后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又开启了校车运送制度，也就是把黑人的孩子从自己的社区送到白人学校上学，反过来也让白人学生进入黑人学校。这就是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的busing问题（校车制）。有趣的是，这一举措的原意是促进种族平等，但却在执行中得罪了大量美国中产阶级家长，甚至美国保守主义在1970年代的兴起也与这番折腾有关。想想看，你要把上海徐汇区的小学生送到闵行，然后把闵行的学生送到徐汇，即便学校资源没有差异，家长能同意吗？英语有个词叫“unintended consequences”，指“不在预计之中的后果”。一个促进教育公平的举措，它所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有违决策者初衷的。
南方周末：理解美国的教育状况，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田雷：中国和美国之间有相似也有差异，各自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作为大学老师，我现在就很不理解大学的保研制度，这套制度的理由当然就在于绩优制，以绩点来分配资源，看起来很公平，但现实中问题却很大。首先是太多学生去竞争太少的名额，高度内卷，据说绩点都是要靠小数点后两位来分胜负。其次是这套游戏是胜者通吃的，排名第10名的拿到了资格，第11位以及之后的就是失败者，但他也许就输在小数点的后两位上，这是否就意味着他大学生活的失败？还有一个因素，我也发现在这场竞争中，胜利者往往都是靠着先发优势，也即一开始领先的往往就可以把这个优势保持到最后，所以慢一点开窍也是失败。竞争保研成为几乎唯一的游戏规则，一方面是同学之间成为竞争者，而不是一起学习的同学，另一方面也夺占了通过考研来实现学校跃升的途径。
对我来说，教育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教育公平的实现非常困难，美国的成功方案未必能照搬到我们这里，我没有能力提出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案，但我们可以不断观察比较，通过美国反观自己，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又有哪些坑我们要躲开，在理解我们自己的同时，也理解美国社会。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俞靖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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