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佩宜，任职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摘选自《田野的技艺：自我、研究与知识建构》
传统人类学的主张，认为田野工作是透过学习当地语言、长期与当地人一同生活，慢慢进阶理解当地文化，甚至“成为当地人”（becoming natives）。如果我只是个“白人”，那就很难真正进入当地文化脉络去思考，也不可能做出好的人类学研究。这样的“理想”在近年受到许多批评，我也不再天真地认为透过一年多的田野工作有“成为当地人”的可能；但或许尽量“去白人化”是我该努力的目标吧？当下我也只能朝着那漫长而忐忑的路走下去，看着办了。
当地人如何看我
虽然不再超级在意“白人”的称呼，但那样的刻板印象却是我每天生活直接面对的。从进入村子的第一天开始，我是谁——当地人如何看我，而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田野的实际课题。我翻了田野日志，回想起数天前，经过几番波折，连系、等待，终于到了搬入村中的日子。
我被安排暂住于牧师家，那是村中最“高级”的住宅，为南岛语族常见的杆栏式建筑。一楼充当幼稚园，二楼是居住空间，包括客厅和几间卧房，因为大儿子在外地工作，有一间空房能租给我使用；牧师夫妇英文流利，也解决了我初期语言不通的问题。
刚把行李搬进去，对面邻家的年轻媳妇就过来打招呼，热情地询问。我很开心地接受她的善意，罗莎琳是村中少数能自在讲洋泾滨的女人，我在田野前自修过所罗门洋泾滨，因此基本沟通无碍。聊没几句，她说：“你衣服拿给我洗。”我愣了一下，不确定这句话的意思。她解释：“我可以帮你洗衣服。”我急忙说：“不用了，我自己洗就好。”
她再度表示没关系，让她洗就好。我还是推辞了，觉得很尴尬。在所罗门群岛雇工很便宜，从殖民时代开始，当地人就常受雇于英国、澳洲等外国人，担任打扫、煮饭、园艺等工作，同时，广东移民来的商人很快地都开店当老板，雇用当地人当店员。
“waetman”一词在洋泾滨里有个同义语，是“mista”，源自英文的“Mister”（先生），即反映了殖民的权力对等关系——白人被尊称为“Mister”或“boss”（老板），而当地人则是“house boy”或“house girl”（男佣／女佣）——这样的权力结构在所罗门群岛于1978年脱离英国殖民而独立后，依旧难以改变。在城里，人口比例低的非原住民普遍经济阶级高于原住民，几乎每户都聘了当地人帮佣。或许罗莎琳因此觉得我也会请个“house girl”吧？
然而我对这样的阶级结构感到很不舒服，同时，作为人类学者、从事田野工作，不就是要和当地人过一样的生活，才能进入当地的脉络？因此我压根不考虑请人洗衣服，很快转移话题，免得不好意思。
白米饭和泡面“大餐”
我希望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因此决定搭伙，房东家吃什么，我就跟着吃。午餐时间到了，牧师太太煮了白米饭，还有泡面。
当地卖的泡面是最阳春的那种，只附了一小包调味料，有几种口味选择。她另外还炸了地瓜条，我超爱吃炸地瓜薯条，闻到味道食指大动，但发现白饭和泡面是给我和牧师太太的，炸薯条则是给牧师读小学的儿子和女儿。面对看来有点奇怪的一餐，我不太确定要怎么吃：是要扒白饭，还是吃泡面？人类学者学习能力最强，所以我按捺着，想先看状况再拷贝“正确礼仪”，很快发现泡面是“一道菜”，用来配饭吃。
当下觉得这真是非常有“创意”的吃法，但不合我的口味，只能客气礼貌地吃一些，同时看着薯条流口水。我发现小朋友似乎很想吃我的那份，就建议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于是我也吃到了薯条，觉得很欣慰。接下来好几餐，牧师太太还是煮了白饭和泡面给我，我感到颇为难，虽想当个不挑嘴的好客人，但又很纳闷：为何每餐都吃这个？
后来我还是忍不住探探牧师太太的想法，终于搞懂了，他们以为“白人”一定不喜欢当地食物，地瓜很廉价，而白饭和泡面都是进口食品，牧师太太为了特别照顾我，于是每天准备“大餐”伺候。我赶快解释，只要照平常煮就好了，不要麻烦，我什么都可以吃，食量也不大。
摄于2003年8月，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阿拉。 图／美联社
“白人”洗衣服
因为没有自来水，这里家家户户都在屋檐下摆了盛接雨水的容器，一般多是原本用来装石油的大铁桶。不同的容器干净程度不同，最干净的雨水用来煮饭洗碗，其次用来冲澡和洗衣。傍晚时我提了桶水快快冲了冷水澡，然后问牧师太太在何处洗衣。牧师家的洗衣用水就在门前的方形废弃冰柜中，村子里没有电，冰柜是他们先前住在城里时用过的。于是我把脏衣服和肥皂、刷子放在菜市场买来的藤编篮中，开始在门前洗衣，其实也不过是内衣和T恤、长裙罢了。
不一会听到大声笑闹和叽哩呱啦的声音，抬头一看，屋前路边聚集了很多人，大家正在“参观”我洗衣服。妇女们指指点点，兴奋不已，她们七嘴八舌问了牧师太太，牧师太太急急地讲了什么，似乎有点紧张，但大家又很快笑成一团。我有点吃惊，心想是否犯了什么禁忌，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难道在Langalanga洗衣服要偷偷洗，不能给别人看到？还是女人的衣服要偷偷洗？
看我一头雾水，牧师太太很热心地翻译和解释。原来刚刚几个妇女从田里回来，看到我在门口洗衣服，她们觉得很新奇：“看，白人在洗衣服耶！”因为牧师家位于村中主要道路旁，从学校回家、从田里回来的人大都会经过，于是聚集了一群人，像看马戏一样开心。有人问牧师太太怎么让我自己洗衣服？她怎么没帮我洗？于是她急忙解释，是我坚持要自己洗的，可不是她怠慢。另外她也顺道八卦了我中午不爱吃白饭爱吃地瓜的怪事。
我松了口气，幸好不是做了什么蠢事，只是打破了当地的刻板印象。她们第一次看到“白人”洗衣服的事情很快就传遍村内，连续好几天，我都是在众人围观和大笑的状况下洗衣服。幸好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人们只会在经过时和我打招呼：
妳在洗衣服阿？（Koe sau kaleko o gi?）
对阿，我在洗衣服。（Eo, la kae sau kaleko gi.）
这也是我很快就学会的“实用会话”。人类学田野工作强调学习贴近当地人的生活与思考方式，关键的工具就是当地语言。在文化的研究上，许多概念必须要透过母语，才能精准地呈现，因此学习当地语言对深度了解当地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在实际使用的层面也是如此。
虽然曾受英国殖民，目前义务教育的小学课程也有英文，但大部分村民鲜少使用英文。所罗门洋泾滨是各族间的通用语，然而村中女性多半不愿意说。村民的对话都是以Langalanga语进行，因此若只会英语和洋泾滨，往往只能鸭子听雷。我在进入田野前已经先自修过所罗门洋泾滨，田野初期进行的基础家户调查需用到的简单问句“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几个小孩？年纪多大？”等，以洋泾滨和大部分成人沟通不是问题，但真正要研究当地文化，不学当地话是不行的。
“去海边”是“上厕所”的意思
Langalanga语是所罗门群岛八十几种语言之一，使用的人口大约五千人，这么小的群体可没有现成教科书或语言学资料可用，一切得自己摸索。我一到村子就开始寻找能教我Langalanga语的老师，牧师太太立刻自告奋勇。首先是简单的招呼与问候，早安、午安、晚安，这个容易，但接下来她立刻要我跟着重复长长的句子，结果听到句尾时早就忘了句首，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样教我实在学不来。幸好过了一周，找到了理想的老师——塞勒斯。
第一次见到他就印象深刻，他个子矮小，光着脚，留着像雷鬼歌手的发型，穿着自己手染的波西米亚风彩色T恤，但讲话非常温文，与造型截然不同。他是村中少数能说流利英文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公认懂得深奥而古典的Langalanga语的人；大家认为我应该要学习最正确、最优美的Langalanga语，而他是最恰当的人选了。于是我开始每天早上到老师家的走廊上课，下午则做基础家户调查，有空就背单字和句型。
由于没有课本，双方都没有经验，塞勒斯与我一起摸索，幸好在研究所上语言学时打好了底子，倒也顺利愉快。犹记国中英文课时老师教我们背每日一句，从实用的句子入手，我也把这招带进来。那么要学什么实用对话？很快地我发现要先背好下面的句子：
你要去哪里？（Koe la I fe?）／我要去海边。（La kae la I asi.）
你刚刚去哪里？（O io mae I fe?）／我刚去了海边。（Lau io mae I asi.）
每天平均要进行上述对话四至五轮，每轮遇到五到六个人，大家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因此我每日总共重复二、三十次这套对话，背得滚瓜烂熟，作梦都会梦到。的确，这里的海景很不错，落日尤其迷人，但不是我超爱“去海边”。其实在Langalanga语中，“去海边”是“上厕所”的文雅说词。
Langalanga是靠海生活的民族，聚落临海而建，如厕处自然选在海边，让海水带走所有不要的东西。一般村民都是走到村子南边的红树林，选择隐密处如厕，男人一区，女人一区。现在比较有钱的人开始学城里的做法，在海边盖“小厕所”，有门有墙，甚至还有马桶，但没有冲水功能，要自己舀海水冲掉。
无论去哪种“厕所”，都得往海边走。我住的地方离厕所距离两百公尺左右，上个厕所可是大工程，半夜要去的话就惨了，还得找伴拿手电筒摸黑去，因此我精密的算好饮水与如厕时间，降低跑的次数。每次去厕所，一路上大家总是问候个不停，“你要去哪里？”就和台湾人问“呷饱没”来打招呼一样，大洋洲很多地方流行问“你去哪里”。
摄于2000年6月，所罗门群岛首都荷尼阿拉。 图／美联社
“溜溜罢了”
刚开始我对于这样的问候觉得很新鲜有趣，而且使用频率很高，很快就能流利地背出那几句对话，假装一副好像学会Langalanga语的样子，很有成就感。而且有些人听到我说“去海边”，还很赞赏那是优美的Langalanga话，而非粗鲁地回答“去上厕所”（kabara）。
然而一阵子之后觉得有点厌烦了。距离厕所太远，每次来回都得不断问答，让全村都知道我要去上厕所，或是刚刚解放过，实在是很没隐私！而且小孩子发现这是我们唯一能“沟通”的语句，更不放过这么好玩的事，他们特别爱问，没完没了，然后笑成一团。
有一天，我忍不住和塞勒斯抱怨此事。“你也可以回答别的阿。”他说。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真是死脑筋。就像在台湾，路边欧吉桑随口问“呷饱没”，也没必要认真回答“我从早上忙到现在都还没空吃东西快饿死了”。但在这个人际互动密切的小村子里，乱答很容易拆穿，要如何不撒谎地回答？“就说你溜溜罢了。”（Liliu mola.）
于是那成了我最喜欢的制式答案。而这个问候语的小困扰，再度成为我一窥当地文化的窗口。我对于这样的文化差异感到很好奇，什么样的文化特性，会以到过哪里、或要去哪里作为相互问候语？（同样地，为何传统台湾人爱问“呷饱没？”）后来我发现，“liliu”（走走、溜溜）在所罗门群岛是很重要的一种人的移动：无目的、休闲性的闲晃，但具有建立并维系人际网络，以及交换资讯的功能。而Langalanga的问候语也是有重要文化意义的，一个人去了哪里，是连结人、地方和历史的记忆机制。
在Langalanga文化中，人在地景上的作为——旅行迁徙、建造房屋、开垦农田、种植作物、命名地方等——都是个人力量与能动性（agency）的展现，祖先的迁移尤其是当地历史记忆的核心。在反覆练习问候对话时，我完全没预料到看似简单的语言学习第一课，竟启发了我对Langalanga文化认识的重要突破，而人与地景的关系后来也成为我博士论文探讨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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