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雕砖俑（元代出行仪仗俑）

元代出行仪仗俑，陶器，元代，80件。男俑53件，高31.7-34.9厘米；女俑17件，高28-29.1厘米；马俑6件，高26.9-27.2厘米；驭马俑2件，高29.4厘米；车马俑2件，高35.8-36.9厘米、长63.9-66.5厘米。2007年焦作市中站区靳德茂墓出土，现藏焦作市博物馆。

元代出行仪仗俑

2007年5月，焦作市中站区许衡街道办事处东王封村靳家村民在迁移祖坟时，发现了靳德茂墓。市文物工作者立即对其进行了发掘，在长8米、宽6米、深7米的墓道底部，共出土珍贵文物84件（套）。其中3件元代酱釉瓷罐；1套（2）墓碑、志（现存靳德茂墓保护区；80件（套）彩绘人物俑和车马俑，组成了一支庞大壮观的出行仪仗方队。其排列顺序为：两辆轿车居中，轿车为单马驾驭，两车之间有一马俑和一驭马俑，车厢左右两侧为单马和驭马俑；车前为两排仪仗男俑，前排9件，后排7件；车后为两排侍女俑，前排9件，后排8件；左右两侧分纵向两列持物男俑，左侧内列10件，外列9件，右侧内列10件，外列8件。这些陶俑制作精美，彩绘色泽艳丽，人物俑着装端庄、华丽，面部风韵，表情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虽历经700余年，保存比较完整，为研究元代政治、历史、文化、风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53件彩绘男俑，分别为：扛伞俑4件，背椅俑2件，单手持物俑23件，双手持物俑2件，持巾俑8件，提盆俑2件，叉腰俑1件，提物俑3件，扛物俑4件，提壶俑2件，持拂尘俑1件，持鞭俑1件。

17件彩绘女俑，分别为：捧摇钱树俑2件，捧金元宝俑2件，捧酒坛俑1件，捧蒙巾盒俑1件，捧黑盒俑2件，捧杯俑1件，捧红盒俑1件，捧瓶俑2件，捧书卷俑1件，捧红礼包俑1件，捧金盒俑2件，捧炉俑1件。

彩绘陶马俑6件； 彩绘蒙古族驭马俑、汉族驭马俑、蒙古包顶车马俑、汉式车马俑等。

蒙古族驭马俑

这组出行仪仗方队，有70个身份不同的人物俑、1个蒙古族驭马俑、1个汉族驭马俑、6个动物马俑和1辆蒙古式、1辆汉式车马俑组成。人物塑造生动逼真、比例匀称，有的活泼饱满，有的端庄肃穆，具有很强的写实感；陶马姿态各异、形神兼备；整个队伍人物俑、驭马俑、车马俑、马俑排列组合主次分明，疏朗有致，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又和谐统一的生活出行场景，充分展示了元代陶工高超的智慧和精湛的艺术塑造才能。

陶器是随着史前人类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出现的，而陶俑的出现至迟在商代已开始，并且是作为陪葬品应运而生的，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愚昧时代用活人为主人殉葬逐渐被取消的一种特殊的替代品，是人性自然升华的一种标志，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

陶俑以人物俑和动物俑为主。人物俑分男俑和女俑，其中有奴仆俑、伎乐俑、天王俑、仪仗俑、武士俑、文吏俑等等；动物俑有鸡、马、狗、猪等家禽、家畜类，也有狮、虎、骆驼俑等。陶俑作为替代品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墓葬随葬器物的种类，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陶俑随葬在秦汉至隋唐时期盛行，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从出土的陶俑来看，无论是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还是数量、质量等各个方面，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秦俑坑出土的兵马俑堪称首屈一指，最为壮观。秦俑制作运用塑、捏、堆、贴、刻、画等技法相结合，把人物俑、动物俑的造型特征，揉合于艺术形象，奠定了中国陶俑制作的基本规范。

汉代，丧葬崇尚“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习俗，厚葬之风盛行，陶俑随葬种类增多：既有侍俑、乐舞俑、杂技俑、胡奴俑、镇墓俑，也有各种动物俑；这一时期，焦作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这从大量汉墓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在众多的随葬器物里，以造型宏大、古朴，制作规整，装饰华美，彩绘丰富的陶仓楼最具代表性，数量超过百余座，其中更以多层及连阁式陶仓楼为代表，集储粮、居住、防御为一体，是汉代庄园经济的真实写照，是汉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缩影，也是汉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伴随着陶仓楼出土的还有许多陶俑，多为墓主人、背粮俑、抬粮俑、奴仆俑及狗、鸡、鸭等动物俑，也有杂技俑、舞蹈俑、镇墓俑等，说明汉代陶塑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隋唐王朝以宽广的胸怀、开阔的思路、兼收并蓄的气度，吸纳外来文化，创造了盛世文明。《旧唐书·舆服志》：“······王宫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煽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这里的“偶人”指的就是“俑人”，随葬的陶俑不但数量、种类繁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组合和特色，而且在造型、制作、彩绘艺术上精美绝伦，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由于王公贵族官僚的相互竞攀，所使用的陪葬明器的数量、品种、规格，都大大超过了官府规定的标准。盛唐时期，唐三彩的盛行，极大丰富了陶塑产品，彰显了唐代社会的开放和创造精神。唐俑承继了秦俑的写实、汉俑的写意，将写实与写意完美地结合起来，既重视作品的整体效果，又注重把握作品的神韵，从中折射出唐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

元代为蒙古族人所统治，因民族的差异，蒙古族本身并不用陶俑随葬，元代的典章制度中也没有陶俑随葬的规定，随葬陶俑只在汉人和少数契丹人墓葬中出现。元代墓葬发现较少，随葬陶俑就更少，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纸质明器非常流行，逐步取代了陶俑；另一方面也因为蒙古人流行墓葬深埋。元代陶俑多为黑陶、灰陶，其陶质坚硬细腻，从已知的材料来看：四川华阳元墓出土陶俑10件；西安玉祥门外元墓出土陶俑15件；西安南郊曲江池西村的元京兆总管府奏差提领经历段继荣夫妇合葬墓出土陶男女俑、马共32件；西安曲村的耶律世昌夫妇合葬墓出土包括陶俑在内陶质明器95件；户县秦渡贺氏墓出土陶俑82件。而河南元代墓葬出土随葬陶俑的也不多，洛阳文物二队在洛阳道北发掘了一座元延祐四年墓葬，出土陶女俑2件、武士俑1件、陶马2件。从为数不多的元代墓葬出土陶俑来比较，当以焦作靳德茂出土的排列有序的大型仪仗方队俑为最具代表性，其中彩绘驭马俑参加了2010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这是该馆继2004年举办“走向盛唐”展览后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以中国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也是汇聚全球各地的元代艺术精品的一次划时代展览，之后又在内蒙古博物院参加了归国回报展。

宋金元时期，随葬陶俑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镶嵌于仿木结构砖室墓壁的杂剧、散乐、表演民间社火节目的雕砖俑与壁画、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相伴出现。此种杂剧、散乐雕砖在中原一带比较盛行，始于北宋，盛于金，元代仍很流行，它是继汉代百戏、唐参军戏逐渐演变而来，它集唱、念、做、打并综合各种技艺，奠定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形态，这个时期，焦作也正处于这一区域。1982年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在墓室东北面嵌有两幅画像砖，左边一幅是由六人组演奏乐器的散乐图，右边一幅是五人侍女庖厨图；西北面嵌着五个杂剧人物。1991年温县西关宋墓，出土了10块杂剧散乐人物雕砖。2007年，河南焦作小尚宋冀闰壁画墓，壁画有“侍女劳作图”、“庖厨图”“饮酒图”等八幅。2011年焦东墓地宋代二十四孝壁画墓。1973年修武史平陵出土的金代人物画像石棺。右侧棺板为杂剧表演场面，共12人；左侧棺板为行孝故事。1973年焦作王封乡王庄邹复画像石墓，画像石所刻内容包括散乐图、温酒图、侍奉图、祭祀图、孝行故事图等。1975年，武陟县小董金墓，在其西北壁和东北壁各有一幅人物雕砖组成的画面。1978年在焦作市中站区老万庄金代壁画墓，2号墓出土一件彩绘木棺，左侧绘“刺马盗血图”、“鱼精闹书馆”，右侧绘“狩猎射獐图”、“执剑降妖图”，木棺现存于焦作市博物馆。1987年，焦作马作村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2号墓，出土了蔡顺拾葚救母、赵孝宗舍己救兄等行孝雕砖故事。1989年焦作电厂金墓，墓室正面北壁中央镶嵌有刘殷哀泣得粟、郭巨埋儿奉母、江革行佣孝母等行孝故事。1992年，修武大位村金墓，出土的砖雕俑分男女侍俑和杂剧俑两大类。焦作元代许衎墓，1964年发掘出土男女彩绘陶俑41件，现藏河南博物院。1978年对该墓进行了再次发掘，发掘了许衎墓志（现藏焦作市博物馆）和戏剧雕砖俑，随之改变了对墓葬年代的判断。1973年发掘的西冯封元代雕砖墓，共出土杂剧、乐舞等雕砖俑26件，现藏河南博物院。宋金元时期，焦作地区大量的雕砖俑的出土，不但是随葬陶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陶塑艺术的补充和升华；而且更重要的是杂剧雕砖俑，再现了这一时期杂剧和民间文艺表演的真实情景，为研究古代戏曲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焦作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

郭继宾，焦作市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