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长平之战真是白起的胜利吗？不如说商鞅军事变法，战胜了胡服骑射，战役靠将帅指挥，战争打的是后勤供给
战国时代，列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时间持续延长，春秋时期以一鼓作气的车战决胜负的战争形式，被战术多变的步兵、骑兵多兵种协同作战方式所代替，我们以秦国、赵国的长平之战为例，历时三年而后决，但战争仍未停止，如果加上后来的邯郸保卫战，实际上这场战争持续时间达五年之久。
在这场战争中，赵国以轻骑兵立威，秦国以步兵为主，从两国军力上来讲，各有千秋，秦国有战神白起，秦昭襄王善于识人用人，绝非等闲之辈，而赵孝成王也既非无谋之君，赵国统帅赵括绝非史书上所说的纸上谈兵之辈。
其实赵国长平之战的失败，并非仅败在军事指挥上，也并非败在某一个将领上，而是赵国的整体国力败给了秦国；长平之战，这场战役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背后国君运筹帷幄的能力，打的是军事统帅指挥战斗的能力，但对于持续三年多的两国战争来说，打的就是后勤供给，打的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赵国军队崛起于赵武灵物的胡服骑射变法，此后赵国才有力战四邻并成为战国中后期唯一能够与秦国相抗衡的国家；而秦国崛起于商鞅变法，自那以后，秦国屡胜山东六国，被世人称之“虎狼之师”。
在长平之战后期，赵军面临粮草不济，兵源和后勤供给不上，被迫临阵换将的窘境，反观，整个长平之战期间，秦军从来没有出现过粮草短缺的局面，数十万秦军远征他国在域外奋战，后勤补给却源源不绝，因此，秦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长平之战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与其说，长平之战，秦昭王与白起的胜利，不如说是商鞅变法最后的胜利，赵孝文王与赵括的实力，到不如说是胡服骑射只侧重军事改革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弊端；长平之战其实就是商鞅变法成果，特别是军事变法成果的集中体现。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商鞅的军事思想：
商鞅的农战思想（战法必本于政胜）商鞅入秦之初就说服秦王以霸道治国，以“治富强王”作为施政的基本路线，商鞅认为，秦国若想在战国争雄中胜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要想赢得战争必须先实现国家富强，而“农战”政策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
- 农业是强兵的基础和后勤保障
在《大秦帝国》影视剧中，商鞅入秦之初，吸取秦献公晚年与魏国石门大战因粮草不济，后勤供给不上，明胜暗败的教训，清楚地认识到战国时代的战争，军队不仅仅是两国在战场上的较量，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只有达到“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国家才能适应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商鞅针对秦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制定了重农抑商的战时经济政策，对民众善加引导，提倡战时为兵，闲时务农，既能战斗，又能生产，同时采取措施确保民众乐于农事；而农事的根本是开垦土地，战国时期土地正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商鞅为了提高秦人开垦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出台了20多种政策，主要包括，整治吏治，提高朝廷官员的办事效率；他提出“百县之治一形”、“无宿治”的原则，将全国郡县政令，由中央统一下发，减少徇私舞弊的可能，杜绝官吏主观臆断空间。
商鞅为了防止官员勒索百姓粮食的可能，他统一国家的赋税制度，根据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产量来计算田赋，在官吏上断绝游学士子求学的途径，禁绝官吏为罪犯提供保护的可能性，在官吏阶层最大可能地防止出现渎职枉法，压制百姓的情况，从而减少农业生产的行政阻力，提供农民积极性。
其次，商鞅减少秦国贵族阶层和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的特权，他推出“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等措施，从消费的终端上断绝了不必要的社会娱乐存在，从而解放出大量的从业人员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去。
同时，商鞅还注重提升良好的社会风气，建议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要以身作则，亲力亲为，杜绝除了“农战立功”之外的求官爵，从而“令民归心于农”，极大地提高了秦国下层民众对“务在垦草”政策的认同。
再次，商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认为虽然“商贫”会导致“国削”，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才是国之根本，因此在国家发展顺序上，特别是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秦国，推行抑商政策，是其不二的选择。
商鞅通过调整税收形式，以宏观调控的手段减少商业可获得的预期收益，将商人引导到农业生产中去；商鞅抑商并不是灭商，而是根据秦国战时发展状况，做出的权宜之计，他将商与、官、农并列，足以见到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但只是暂时优先进行发展农业而已。
此外，商鞅为了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还通过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在政策上进行引导，在法律上进行强制，威慑极个别仍不愿意从事农业生存的民众。
战国时期“战争”才是强国的必经之路商鞅不但是法家名士，也是兵家圣手，他的改革不但是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更是军事以及全方位的彻底改革，在其变法之前，秦军战绩是败多胜少；商鞅变法之后，秦军胜率直线上升，史书曾有齐技击不敌魏武卒，魏武卒不敌秦锐士的记载，由此可见，商鞅对秦国军事的影响。
商鞅认为农业是富国基础，而军事战争才是强国之路，战争不仅是一种对外扩张的手段，也是维护国内统治稳定的一种方式。在军事战争中，商鞅首重谋略，其次才是军队阵型和作战方式。在具体的战争准备上，他强调在战略、战术上重视敌人，谨慎战争，最好能做到屈人之兵，不战则已。
在战争中，商鞅认识到，即使拥有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后勤供给能力，也将无济于事；我们对着商鞅的军事思想，再回首看看长平之战，其实战争是可以预测的，长平之战中，到最后成败阶段，双方打的就是后勤供给，相对于源源不断的秦国增兵，而过分强调自给能力的赵国军队，最终因为缺粮而陷入困境，从而导致覆灭。
商鞅的治军思想（壹、赏则无敌）在长平之战中，秦军虽然三年不归，却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这不仅依靠的是秦国尚武的文化传统，也不仅仅依靠的是兄弟之义、袍泽之情，而是秦国赏罚分明的治军思想；商鞅变法时，在军事上以法令的形式明确的秦军的责任，利用秦人勇武善战的精神，极力推行军功授爵，从而提高秦军的士气以及奋战到底的无尽动力。
战场上实行残酷的刑罚
商鞅为了解决治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上，面对血与火的考验，士兵会出现贪生畏战的现象，他提出了重罚与重赏相结合的措施，使得士兵不畏艰险，勇于对战，将服从命令与舍生忘死的精神融合在一起，打造一支在战场上勇往直前，不畏牺牲，奋战到底的军队。
为此，商鞅针对战时需要而建立了一套严酷的战场军事法令，他强调重刑轻赏，先刑后赏；此外，秦军军阵中还使用各种识别标志，将帅通过金、鼓、旗、铃等联络工具向士兵传达自己的意志，使秦国士兵绝对服从统帅的命令，对违规使用标志或者不按规定执行者，都规定了死刑。
在长平之战中，白起是后来才领军的，为了确保秘密不被泄露，秦王规定“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由此可见，商鞅在军法制度中对士兵纪律的约束是相当重视的；除此之外，军队要想获胜，光靠重罚，光靠军纪严明是不行的，还必经拥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昂扬的士气，这就是激励机制。
商鞅在军中推行“什五连坐制”，将士兵团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从而形成战斗力的整体合力，在同伍之人中，或者同一连队之人，若有人在战斗中阵亡，同伍之人，必须杀死等量数量的敌人，才能被免罪，否则整个连队将被斩首；这就减少了秦兵因个人原因贸然出击而导致战斗失败的可能性，提高秦军战术的整体性。
此外，商鞅对将领叛国投敌的行为，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一旦发生这种事件，不仅自己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家人，将领级别越高受到的惩罚越重。在战场上，秦国的军事刑罚基本上以死刑作为唯一的惩处手段，使得秦军能够自觉遵地维护军法，严格遵守，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强于六国战斗力的原因。
- 利用军爵提升士气
长平之战的统帅白起，一生征战无数，歼灭和斩首敌军高达百万人之多，但长平之战中，白起却对四十万赵国降兵采取了“尽坑杀之”的处理方式，白起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军事上和粮食上的考虑外，更多的还是考虑到了商鞅制定的军功授爵制度。
在商鞅变法初期，就制定了“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并制定了详细的爵制，即使是宗室贵族若没有军功，也不得为属籍；不同的爵位除了政治待遇不同外，经济上待遇也差别明显， 例如在饮食的差别上，普通士兵仅能吃糙米果腹，爵位高的士兵可以吃精细粮食，菜品丰富，食量供给大，这对于在战场上靠体力以命相搏的士兵而言，其诱惑力不言而喻。
此外，士兵晋升爵位后还有一定的豁免权，对于出身于奴隶阶层的人，爵位可以瞬间使他们摆脱奴隶身份成为平民阶层，这对于奴隶阶层而言诱惑力是巨大的；在如何晋升爵位的措施上，商鞅有具体的规定，例如，普通士兵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斩首越多者，赏级越多，也就是说，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是秦军士兵战功的重要依据。
因此，长平之战中，是爵位巨大的利用驱动下，秦国士兵竞相追逐敌人首级，正是因为秦国军功授爵制的得到彻底落实，那么四十五赵国降兵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君主制军事思想（君主才是军队最高统帅）白起在长平之战中任军事统帅，因战获功，爵至武安君，后又因战获罪，被秦昭襄王赐死；史书上关于白起的死因，记载的是，白起因秦王不采用自己正确的战略，担心兵败辱国而拒不接受秦王命令去攻打邯郸，惹怒秦王被赐死的。
其实，这件事体现了商鞅军事思想中的“权制独断于君”，白起违背秦王意志，拒不领命参战，外加在长平之战后擅自坑杀四十万俘虏而断绝了秦国与赵国政治和谈的可能性，白起的最终命运是早已注定了。
白起之死的导火索就是违背君王意志，在“权制独断于君”的秦国，白起在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却敢于违背君王意志的军事将领存在的，这是秦国君主绝对不能允许的；商鞅是如何实现“权制独断于君”的呢？
- 秦国实行文武分制，弱化武官权力
随着商鞅变法在秦国深入地进行，他认识到奴隶时期盛行的文武合一的职官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秦国的战争要求，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战场上对于职业军官需求愈发迫切，于是他实行文武分制的职官制度，表面上看这是职官专业化所要求的，其实更多的目的是将权力集中在君王的手中，分而治之。
商鞅改革军事官制度，重视从基层选拔军官，又以法令制度的形式对高层军官的职权加以约束，秦国在武官序列上，没有出现像中原诸国那样大将军的职务，在和平时期，秦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是国尉，只有征发、训练、以及军队后勤工作等权限，即使在战争时期，国尉也没有领兵作战权。
秦国战时军队的统帅是由君主临时任命的，对将领领掌军的印信勘察制度要比六国严格的多，大军出征时，必须持有君王的另一半虎符才能调动军队，若遇到十万火急之使，例如烽火紧急之事，要调动超过50人以上的士兵，就必须动用虎符，在如此细致的调兵程序监控之下，弱化武官对军队的控制，使得秦王牢牢的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
商鞅认为要实现国家的“治”，“权”只能君王一人独掌，在军队的培养上，军人必须忠于君王，必须忠于国家，确保将士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正是在“权制独断于君”的思想指导下，秦国变法在君主的强力推行下，取得如此成功，变法的结果也使秦王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各种权力均集中在国君一人身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也不例外。
白起作为秦军统帅，在军中拥有巨大影响力之后，却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违背秦王旨意，秦王的绝对权威被白起冒犯，白起在功成名就之后，忽略了自己在秦国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外加上，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权制独断于君”的坚信，白起的结局便已注定了。
小结从以上叙述可知，商鞅的上述变法思想都得到了基本落实，取得了良好效果，在经济基础上削弱旧贵族特权，强化王权，建立高效的行政体系，大力加强农业生产，确保农业产出数量，同时又以治吏为前提，以限制商业、增加农业生产为目的，以愚民为手段，各种环节，环环相扣，不仅为秦国军事经济体制打下基础，更为秦国大规模对外战争积蓄了必要的战略经济、战略后勤、战略物资的储备。
正是商鞅的农战变法，给秦国创造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并且支撑着强大的后勤供给能力，当秦赵两军对垒时，当赵国对是战是和还在争论不休时，秦国却君臣同心，一边斡旋邦交，一边全力支持长平前线，胜负不得而知。
商鞅军事法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是农战思想，而农战思想根本就是国力的比拼，秦国在统一兼并战争中，无不依靠强大的国力来征服六国，拖垮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六国，即使秦国在完成统一之后，仍然注重“农战”思想，北击匈奴，南臣百越，修建万里长城，这避免耗费国力。
由于秦国长期习惯于国力的比拼，习惯于以强制强，秦国将领熟知“战法必本于政胜”，却忽略了对战术的影响，一旦战争对手发生改变时，这些固守商鞅军事思想的将领们便无所适从，例如面对农民起义时，面对项羽、刘邦采取灵活多变战术时，熟十万秦军固步自封，最终灰飞烟灭。
参考文献：《商君书》、《战国策》、《左传》、《资治通鉴》、《先秦两汉经济史稿》、《后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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