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梁实秋的《看云集》。在此之前十年，也即1974年3月，台北志文出版社已先出版了梁实秋的《看云集》。两书内容不同而书名完全相同，这在梁实秋众多著作中可是一个特例，在现代文学版本学上也值得一提。
皇冠版《看云集》无序。志文版《看云集》有序，开宗明义，说“人到老年，辄喜回忆。因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阶段已过，路的尽头业已在望，过去种种不免要重温一番”。而书之所以“题名为《看云集》，无非是借陶诗‘霭霭停云’之句聊以寄意云耳”。这篇序如果置于皇冠版《看云集》卷首，也完全合适。因为两书都是“回忆旧游”的寄情文字。
以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成就和交游，这两本《看云集》自然颇多珍贵史料，大有看头。且说皇冠版《看云集》里《旧笺拾零》的一节“徐志摩的一封信”。梁实秋告诉读者，这是徐志摩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是民国二十年夏写的，由上海寄往青岛”。此信已经收入最新的《徐志摩全集》第六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却既缺了抬头，又错了写信日期，还有好几处误植。信的内容如此重要，有必要据手迹重录一次：
实秋：
前天禹九来，知道你又过上海，并且带来青岛的艳闻，我在丧中听到也不禁展颜。下半年又可重叙，好的很，一多务必同来。《诗刊》二期单等青方贡献，足下，一多，令孺，乞于一星期内赶写，迟者受罚。太侔，今甫，一多诸公均候。
志摩 二十八日
(原信仅三处有标点，其余标点由笔者酌加)
凡是喜欢“新月派”诗文的读者，一定会对徐志摩此信中所说的令他“在丧中听到也不禁展颜”的“青岛的艳闻”产生兴趣，这“艳闻”是否涉及当时在青岛大学文学院执教的几位“新月派”名家？梁实秋对此作了解释：
信里所说的艳闻，一是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虽然结果不太圆满，一是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好家伙，果然有“艳闻”，不但有，竟然还有两件！“艳闻”不是“绯闻”，虽然都是关涉男女情，“绯闻”往往是无中生有，“艳闻”一般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所谓“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系指戏剧家、曾任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时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与话剧演员俞珊的结合，可惜后来两人劳燕分飞。所谓“古井生波而能及时罢手”，梁实秋有点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其中必定大有文章。
“古井生波”何所指，不必大费周章，烦琐考证，在皇冠版《看云集》里就能找到线索。书中另一篇长文《再说闻一多》的末尾，梁实秋公布了闻一多从未发表的佚诗《凭藉》，正是一首“古井生波”的情诗：
“你凭着什么来和我相爱?”
假使一旦你这样提出质问来，
我将答得很从容，——我是不慌张的，
“凭着妒忌，至大无伦的妒忌!”
真的，你喝茶时，我会仇视那杯子，
每次你说那片云彩多美，每次，
你不知道，我的心便在那里恶骂：
“怎么？难道我还不如它？”
书中同时刊出《凭藉》手迹，署名“沙蕾”。梁实秋对这首诗的解释是这样的：
我再在这里发表一首一多从未刊布的诗。这首情诗写得并不好，有些英国形上诗人的味道，只是有一个平凡的conceit而已。但是这首诗是他在青岛时一阵情感激动下写出来的。他不肯署真名，要我转寄给《诗刊》发表。我告诉他笔迹是瞒不了人的，他于是也不坚持发表，原稿留在我处。梁实秋当时主张不发表《凭藉》，一是认为闻一多此诗诗艺并不怎么高明，只是一个普通的有点牵强的“比喻”。这自可见仁见智。二是提醒闻一多，即使使用“沙蕾”的笔名，笔迹仍将为《诗刊》编者认出。他是想为闻一多隐瞒这段恋情。出乎他的预料，徐志摩还是从另外的渠道也即张禹九之口，获知了闻一多的“艳闻”。问题的关键是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对哪位女性产生了感情，以至“古井生波”，写下情诗《凭藉》?
不妨简略回顾一下闻一多1930年间的创作实况。当时他已经埋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将近三年不写新诗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足二三年，未曾写出一个字来”，却在1930年12月初“花了四天工夫，旷了两堂课”，诗思泉涌，写下了令他自己也“高兴，得意”的长诗《奇迹》。《奇迹》发表于1931年1月上海《诗刊》创刊号。闻一多很看重《奇迹》，20世纪40年代编《现代诗抄》，还特意选入了经过修订的《奇迹》，与被公认为是他代表作的《死水》《发现》《飞毛腿》等诗并列。
与《凭藉》一样，《奇迹》也是一首不折不扣的情诗。徐志摩以为《奇迹》的诞生，是他新编《诗刊》，不断向闻一多催逼诗作的“神通”所致。梁实秋认为不然，他在《谈闻一多》中明确指出：
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他写信给我说:“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所致……”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段话与梁实秋对《凭藉》的说明如出一辙，正可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进一步坐实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执教期间的这段情感纠葛，这段爱情的“奇迹”。至于令闻一多产生情愫的这位对象，也就差不多呼之欲出了。
当时与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文学院共事的教师中，仅有一位女性，即教授国文的方令孺。方令孺(1897—1976)是安徽桐城人，家学渊博，又留学美国，中西文学均有造诣。她也是闻一多学生、“新月派”年轻诗人方玮德的姑母。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等文中回忆，当时青岛大学教授中有好饮者七人，即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梁实秋本人。他们经常觥筹交错，乐此而不疲。“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 方令孺既为闻一多下属，又是青大“酒中八仙”之“何仙姑”，与闻一多接触日益频繁，两位作家也就互相爱慕，日久生情。现存闻一多文字中直接提到方令孺的仅有一处，即1930年12月10日致朱湘、饶孟侃信中所述：“此地有位方令孺女士，方玮德的姑母，能做诗，有东西，有东西，只嫌手腕粗糙点，可是我有办法，我可以指给她一个门径。” 评价不可谓不高，期望之殷，也是溢于言表。
作家名人之后，往往对父母的情感生活讳莫如深，甚至垄断资料，干涉阻挠研究者的研究，以求维护父母的“崇高形象”，这个“通病”很普遍，很严重，真该好好治疗。其实，作家也是人，探究“作家私生活之真实情态”，正是为了更全面更真切地研究他的创作。这丝毫无损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反而有可能对他的作品作出新的解读、新的阐释。就这点而言，应该感谢闻一多之孙闻黎明，他并不回避祖父的这段情感纠葛，在《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初版）和《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初版，此书由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审定）中尊重史实，两次公开提到方令孺。传记中评述《奇迹》时称“有人揣测，这诗大约与方令孺有关”。年谱中介绍《奇迹》时，更点明梁实秋所说闻一多“‘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大概是先生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尽管用词是“大约”和“大概”，十分谨慎，已属难能可贵了。
与《奇迹》一样，闻一多情诗《凭藉》系为方令孺而作，当无可怀疑。随着《凭藉》的公之于世，闻一多的新笔名“沙蕾”也得以确认。到了1935年3月22日，“新月派”女作家凌叔华在她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第六期发表署名“沙蕾”的新诗《我懂得》，也应出自闻一多手笔：
我懂得您好意的眼神,
注视我,
犹如街灯注视夜行人,
仿佛说:
别怕,尽管挺着胸儿迈进,
我为您:
驱逐那威胁您的魔影。
《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创刊于1935年2月15日，“新月派”和“京派”作家群是该刊作者的主力，包括胡适、陈西滢、杨振声、沈从文、孙大雨、朱光潜、李健吾、卞之琳、常风等名家，“珞珈三女杰”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更不会缺席，还发表了徐志摩和朱湘的遗作。凌叔华与闻一多的文字之交可以追溯到徐志摩编辑《晨报副刊·诗镌》时期，因此，凌叔华主编的《现代文艺》刊登闻一多的诗作本应在情理之中。“沙蕾”既为闻一多笔名，《现代文艺》上只出现了一次的这位神秘的“沙蕾”就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创作了《我懂得》的“沙蕾”只能是闻一多，存在另一位“沙蕾”的可能性应可排除。抗战爆发后，上海《南风》等杂志上出现署名“沙蕾”的诗作，那就确实是另一位青年诗人沙蕾了。
《我懂得》与《凭藉》在内容上也有相通之处。对话体的《凭藉》不满对方犹豫着不愿接受“我”的爱，《我懂得》则是对方鼓励“我”为了爱“挺着胸儿迈进”。也许《我懂得》写作在前，《凭藉》写作在后，《凭藉》表明闻方恋情已经开始降温了。完全可以这样推测，《我懂得》也与《凭藉》一样，写成以后未发表，后来凌叔华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索稿，闻一多就以这首同样署了“沙蕾”笔名的小诗应命。时过境迁，如果《凭藉》原稿仍在闻一多手头，也会一并送交凌叔华刊登的吧?
值得注意的是，方令孺1931年1月在《诗刊》创刊号发表《诗一首》，被陈梦家誉为“一道清幽的生命的河的流响”，“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诗是这样的：
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
不要再献给我：
百合花的温柔，
香火的热，
长河一道的泪流。
看，那山岗上一匹小犊，
临着白的世界；
不要说它愚碌，
它只默然,
严守着它的静穆。
全诗格律谐和讲究，与闻一多的《奇迹》《凭藉》等情诗对照阅读，内中深意不是也大可玩味么？两位诗人就这样各自用诗表达了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
闻一多这场“古井生波”的恋情无疾而终，双方都克制自己，理智最后战胜了情感。闻一多为此留下了《奇迹》《凭藉》和《我懂得》三首情诗，不能不说是闻一多新诗创作史上意外的可喜的收获。后两首不但是《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失收的佚作，而且几乎是闻一多新诗创作的绝响。离开青岛大学以后，闻一多仅仅创作了未完成的《八教授颂》。爱情结束了，一代诗人也停止了爱的歌唱。
附 记
不久前南京吴心海兄告知，当年苏州有位新诗人，也名沙蕾(1912—1986)，原籍陕西西安，回族，著有诗集《心跳进行曲》和《夜巡者》、中篇小说《热情交响曲》等。他从1932年到抗战爆发，先后任上海《金城》月刊文艺主编、湖北省建设所科员、湖北省财政所科员、汉冶萍砂捐所所长等职。因此，凌叔华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时，这位苏州沙蕾可能也在武汉。换言之，写作《我懂得》的沙蕾，尚不能完全排除苏州沙蕾的可能性，上海《南风》上写诗的沙蕾就是这位苏州沙蕾。特记之,以备进一步查考。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陈子善 著
本书从作者不同程度涉猎的作品版本、集外文、手稿、笔名、书信、日记、文学刊物和文学广告、文学社团、作家文学活动、现代文学文献中的音乐和美术十个角度，每个角度选取三至五篇长短不一的论文，试图以个案研究的心得，具体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面向，进而探讨这些发现和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所可能起到的作用。也试图用一系列例证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魅力。
本书编辑 | 郑越文
本期编辑 | 陈沛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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