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居住在湖上(我曾居住种福街)(1)

过去南宁有一条街叫种福街,街名颇具劝人向善从良的佛气。1959年,我和哥哥姐姐随着爷爷奶奶就住在种福街6号,当时我5岁。

我们家原来住在兴宁路145号,隔壁是彩虹照相馆,再过去一点就是新华街、西关路、百货大楼。当时我们家人多屋窄,尽管当木匠的姑父帮我们加盖了阁楼,但还显拥挤。于是我奶奶和我父母商量,想再多租间房子。后来在种福街找到了一间私家房,跟房主洽谈好后就租下了,弟弟妹妹们则继续随着父母住在兴宁路。

种福街不长,共有31号门牌,穿过与之平行的大同街就到了邕江。街的东端是醒汉街和崇德街南一里,西端是水街(也叫宣化街)。周边的街道有西华街(也叫棺材街,因街上有两家棺材店而得名),崇德街(狗巷)、石巷口、自由街(打铁街)、甘棠街等。

和睦的街坊

我们住的种福街6号共有4户人家,房子有前后进。前进是二层,后进是三层,中间有天井、集体厨房、厕所、洗澡房。一层住着两家老住户,一户姓李、一户姓何。房东姓劳,住前楼,我们住后二楼,房东的女儿住后三楼。对于我们新租户的到来,他们都很热情地招呼、作自我介绍,小朋友们也过来和我们拉拉手,好像早已认识了一般,很快就融入一起了。

这里的小街小巷,虽说多是贫民,但不影响我们苦中作乐。在我们家的天井,有几个特大的瓦制金鱼缸,里面有几十条漂亮的金鱼,有长尾飘逸的黑牡丹,粉底大红斑的大突眼,还有多种颜色的珍珠鳞等,这些金鱼都是房东两个儿子负责喂养的。金鱼每年都有一两次产卵期,产出来的鱼卵就像珍珠一样挂在水草上。我们每次都很好奇而又期待地看着金鱼怎样出生、长大,趣味盎然。房东这两个养金鱼的儿子,很喜欢游泳,经常下午一放学就带上钓鱼竿去河边游泳兼钓鱼,回家时总会带回一两条半斤以上的头小身大肉厚的边鱼。当时一直困惑,为啥他俩带回来的总是边鱼呢,也不好意思问,只能猜测是他们投下的鱼饵是最容易吸引这种鱼吧。房东家有很多图书、玩具和棋类等等,如玻珠棋、象棋、军棋、国际棋、飞行棋、有线广播、无线耳机。房东小儿子也在博爱路二小上学,比我大一届,名叫阿顺。他经常把家里的玩具拿出来跟我一起玩,我有空也主动找他一起耍。他有个哥哥在一中读书,直接在学校应征参了军,所以他们是光荣之家,每年八一前夕都能享受拥军优待。一次,阿顺拿了两张八一节优待的灯光球场电影票,邀我一起去看,我跟奶奶打过招呼后,兴高采烈去了(当时家教严,外出必须要让大人知晓)。那天的电影是《沙漠剿匪记》。当时的小孩都喜欢看打仗或者反特的片子,所以我们都觉得这电影好看。

我们这条街不属于交通要道,不会有大车经过,就连单车也都很少,所以很多小孩子都放心地随意在家门口或路中间玩耍,跳格、跳胶、踢毽子、捉迷藏、踩高跷等等,我的踩高跷玩得挺溜呢。小伙伴们在家总有不少的家务事要干,但一旦有伙伴招呼“出来耍喂”,大家都不含糊,设法溜出家门,躲开大人的视线先痛快玩一阵再回家干活。总之,我的童年很有乐趣,至今仍念念不忘。

我曾居住在湖上(我曾居住种福街)(2)

晒相技术精湛的阿辉哥

我们隔壁4号门牌是一家棉胎社(南宁市棉毡厂前身),再过去是2号门牌,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晒相亚辉哥的家了。辉哥叫彭少辉,可能是患有家族遗传病的缘故,他和大姐小妹的身材矮小。小孩子天性好奇,听说隔壁有几个小矮人,我们就探头探脑地偷看了几回。其实,亚辉哥也知道我们在偷看他,但他司空见惯无所谓。久而久之,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还经常跑到他家门口玩耍和乘凉。亚辉哥与母亲和姐妹同住一起,属于私家屋,两层楼房,一楼前堂作铺面,名字叫“南宁桃园冲晒室”。我在他们家隔壁住了8年,从未见过阿辉的姐姐、妹妹下楼及出门,只是偶尔在前楼阳台露露脸晒晒太阳而已,是名副其实的深闺大姑娘。亚辉哥的妈妈个子小巧玲珑、精明能干,把整个家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尤其是她们家的小楼梯,更是每天都用抹布擦得一尘不染。因亚辉哥一家身体状况比较特殊,所以他们请了个亲戚来当保姆,负责做饭及外勤。

亚辉哥为人豁达、开朗,对街坊们很友好礼貌,街坊邻居们都喜欢到他的铺面与他聊天。尤其是小年轻们,饭后闲时,都喜欢到亚辉哥的铺面或门口的石条凳子上坐坐侃侃。我的姐姐曾叫亚辉哥帮晒过几回相,照片晒好后,亚辉哥说街坊不收钱,在姐姐的坚持下,他才收下了工本费。他的技术很精湛,帮姐姐晒的那些照片,有黑白的、化白的、还有上彩色的。其中有张彩照,他加上了鸳鸯、双飞燕、荷花、柳枝、诗词,中间是我姐姐的化白小照片,左上方是《祝你健康》的贺词,右下角还标注:南宁桃园冲晒室,冲晒室上方有个,左下角是“彭少辉1963.5”。这些照片,都被我姐过塑保存至今。五六十年过去了,还是如此清晰,质量完好如初。有人说亚辉哥的晒相技术精湛,可以与照相馆的师傅相媲美,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还有一回,我姐的工友恳求我姐带她们来晒相,顺便看看亚辉哥到底长啥样(她们是上海来南宁罐头厂的支边人员)。我姐要求她们保证不能嘲笑亚辉哥的长相,得到保证后,才将她们带去。那一回共去了七、八个人,亚辉哥过后还专门感谢我姐如此照顾他的生意。其实,很多人慕名而来,并不是为了一睹亚辉哥的尊容,更多的是为了晒几张高质量的照片,留待日后纪念。传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种福街是条不出名的小巷子,但凭着亚辉哥不俗的手艺,带来了生意的红火与热闹。

在六十年代中期,街道在一三五晚上都要开会学习。我们种福街开会的地方就在4号棉胎社门前。棉胎社双门面,地方够宽。开会前,亚辉哥就叫人从他家里把电线电灯拉到会场。主持会议的是贫协主任和街道小组长,亚辉哥负责读报和作会议记录。每次开会和学习,亚辉哥都是积极地参加并热情地做好义务工作。

在1968年七、八月份的武斗中,南宁有几十条街在爆炸、火烧、水淹中消失了,种福街也不复存在。亚辉哥及家人逃了出来,在民权路与中山路交叉处(现在的邕江大桥北七岔路口)开了个档口,继续为大家晒相服务。

打麻纲

时光不知不觉地过去,大家都在渐渐长大。到了1964年,我们这一片街道赋闲在家的家庭妇女,包括放学后的学生,都掀起了一股打麻纲的热潮。我奶奶见打麻纲这么热闹,就跟别人买了一架麻纲机,然后又照着样板自己动手做了两架,让我们几姐妹一有空在家就和她一起打麻纲。

打麻纲很容易学,刚开始要放平麻纲机、准备好所用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一般都要用水泡过。麻纲机与操作人员的坐凳要拉开两尺左右的距离,凳子稍往后挪。拿一根麻,绑在麻纲机滚筒中的其中一根竹杆上,右手拉着麻,左手将滚筒轻轻打一下,机子就开始转动了。拉麻绳的右手不断地震动拉着麻绳,左手配合着均匀地摻充麻纲的原料,所补充的麻料要符合所打麻纲的规格(大中小会有所区分)。麻纲机在右手的拉扯和转动中,一边吃着不断补充的原料,一边逐渐形成捻度,等拉到一定的长度,右手轻轻地拉一下麻绳,然后快速地将麻绳往麻纲机一甩,打好的麻纲就迅速地绕到了麻纲机滚筒中。如此来回操作,直到麻纲机绕满为止。麻纲机绕满后,要把麻纲从机器上一圈圈地顺着手势退到地上或者簸箕中,再拿去晒或者晾干,最后绕成3-5斤一个,粗纲则可达十几斤一个犹如水缸大小,故产生了麻纲(缸)这一形象叫法。如果是青苎麻,用车捻的话,规定是一斤一个,所以苎麻加工前就要分成每份一斤,这样加工的时候就好控制重量了。

我曾居住在湖上(我曾居住种福街)(3)

在我们水街一带,有市麻缆厂(市民族服装厂前身)、市麻线厂(市灯泡厂前身)和解放路麻缆社等,打麻纲的品种有青苎麻、黄麻、波麻、精洗麻等,大小粗细不同的规格加工费也不一样。比如青苎麻中的粗线,是鞋厂制鞋所需的专用规格,每斤加工费为4毛钱。另外还有一种手捻的,加工完成后,拿到工厂经专业人员检验后,视其精细程度和质量分别给出每斤3-6元不等的手工费。这类精细麻线是用来直接制作蚊帐的,这一类蚊帐,凉爽透气舒服耐用,市面上不容易买到。大多数普通人还是喜欢打一毛钱一斤的黄麻纲,毕竟打这种麻纲钱来得较快。手脚麻利的家庭妇女,一天可打十斤左右。我家隔壁有个叫阿玲的,效率奇高,有过一天打十五斤的记录。十五斤的酬劳是一块五毛。当时在工厂学徒一个月工资十五元、大米0.142元一斤、鸡肉0.86元一斤,每天能打超过十斤,收入算是相当可观的了。

1965年以前,家用电灯尚未普及,大部分居民家中还是靠煤油灯来照明。每到晚上,我们便约上三五个小伙伴,把麻纲机扛到街边路灯下,边打麻纲边说笑,每晚打一两个小时,大概也能打出几斤一毛钱一斤的黄麻纲。如此一来,学费、过年添新衣跟补贴部分家用的钱就挣出来了。我记得,斜对面街(崇德街南一里2号),有个单亲爸爸,两个儿子分别叫大娃、二娃,娃俩都在西大读书,全靠自己老爸每天打麻纲来供读。

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中逐渐成长。

江边往事

我从繁华喧嚣的兴宁路搬到了近江的种福街后,邕江边是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这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在六十年代,因道路交通尚不发达,所以航运的生意很是红火。当时邕江停泊着很多大小不一的货轮驳船,装载着大量农、林、牧、副、矿产及建材等货物,在邕江大桥至北大路河段的各个码头吞吐中转。岸边堆满了一座座小山似的沙石砖头等基础建设所需的原材料;还有石油、橡胶原料、白糖、粮食等等也都堆在岸边。北大港口是南宁总港码头,大多是用汽车运输到火车货运站。而水街码头、石巷口码头及醒汉街、崇德街南一里沿岸,都是人力板车(当时脚踏三轮车还未普及,所以大多是人力木板车)每天来回穿梭,源源不断地把来自四面八方的水运货物,拉到火车货运站,通过火车把来自广西各地的商品货物输送至全国各地。

由于邕江大桥(一桥)没有落成,1962年政府在石巷口码头与西园宾馆码头处各修建了一条水泥路的轮渡码头。于是两码头隔岸相望,每天又多了很多来来往往的供需货车及宾客车,邕江两岸又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石巷口码头也就愈加车水马龙、愈加繁华。

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大多数是小企业单位的工人及无固定工作的居民,虽然也有些国家公职人员或国企干部,但为数不多。在来来往往的板车运输中,难免会有一些被损伤或散落的货物,一些老人跟未上学的小朋友,经常将这些零散物品捡回家用,就好比农村人捡稻穗、拾荒一样。也有个别贪小便宜使坏心眼的,用磨尖的钢管捆绑在一个小布袋口上,盯上最后一辆拉白糖或者大米的木板车后,便跟在车后面迅速往麻袋一戳,白糖或者大米就顺着钢管流入他自己的小袋子。当然这样的小偷小摸一般不会造成太大损失,往往到手斤儿八两战利品后就抽回钢管收手了。货物在交接时,短了些斤两,货主也不太在意。

六十年代初,大多数居民晚上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在水街码头,经常停放着很多装满煤油的油桶。有些油桶因为盖子拧不紧,存在溢出或者渗漏现象,这样就会吸引那些拾荒的老人和小孩用破布去吸干渗漏出来的油,再将布里的油拧至家中容器里。聚少成多,不该浪费的资源我们都会充分去利用,这样也可以为家中省下买煤油点灯的钱,这也是我们儿时拾荒经历的缩写。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勒紧裤头腰带、半饥半饿的日子,我们全都经历过。家中都是平分饭菜。星期天,哥哥姐姐们都会跟邻居们坐轮渡到河对面平西村挖野菜和摘白头翁回来做糍粑、过铁桥到槎路摘豆捻果等。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也到了应该读书的年龄,慢慢地来到了十多岁。六十年代的北大码头、水街码头、石巷口码头上,许多装载河沙、卵石、砖瓦的轮驳船等着靠岸卸货。当时,只要人够勤快、有力气、肯干活,每天一块两毛八的挑沙工、泥水活或者是其他计件算酬劳的工种,选择还是相当多的。

我跟过我哥去水街码头挑砖头。当时挑的是红色多孔砖、每块重7斤,我每次能挑4块,我哥每次8块,加上泥簸箕的重量,每一趟也得挑个30斤左右。我们把砖头从船上往岸上挑,这叫做卸船。挑着这三十斤重的担子,走在那颤颤巍巍的搭板上,开始是有点害怕的。但看见我哥和其他大人们都能从容地走过去,我咬咬牙,也跟着慢慢过去了。来来回回挑了很多回,那天的工钱是计件的,多劳多得,我哥分给了我两毛钱,他自己也留了点,其余就上缴给奶奶了。当时两毛钱对于我而言算是非常大的收获了,因为那个时候,1分钱相当于一个簸箕大,两毛钱等于20个簸箕了。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是光荣,有收入,也算是乐在其中。

我曾居住在湖上(我曾居住种福街)(4)

当时,我们的饮用水是要到水站挑回来的。我们家离水站不远,就在路口过去一点的西华街口。一分钱一个水牌一担水,一毛钱则可以得12个水牌,相当于批发,为了省钱,我们往往都是买一毛钱的。有时候我也帮着去挑水,但因年纪小,一个水牌分两回挑,一次挑半担。洗衣服洗菜我们都是到石巷口的水排上洗,水排是一种用杉木板和大汽油桶绑扎而成、漂在水面的木排,大概有40平米左右,水排中间有个四方孔,孔周围和水排四周都可以洗东西。到水排处洗衣服和洗菜,既省钱又洗得干净。有的大人洗东西时,还带上小朋友,给他们在四方孔处学游泳。小朋友们将手扶住四方孔的边,便开始用脚拍打水面玩耍,有时水花把旁边人的衣服都打湿了,骂上两句后倒也相安无事。记得我们班有个姓莫的男同学,他的父母是我们家隔壁棉胎社的职工,他也经常去石巷口水排游泳。有一次,他在四方孔玩水玩得差不多了,身上穿着条三角裤,就趴在水排上晒太阳睡觉。身旁的人问他:白仔(因他皮肤很白,所以花名叫白仔),你干嘛在这里睡觉晒太阳,白仔说:我太白了,想晒黑一点。此话惹笑了在场的人,又有人接着说:你就是天天晒,晒上一年也不会黑的。

我曾居住在湖上(我曾居住种福街)(5)

在六、七十年代,每年的端午节赛龙舟,从北大码头到水街码头再到石巷口码头直至六角亭,这一段的邕江两岸是最热闹的,河边都会站满观看比赛的人群。

1964年7月,邕江大桥通车的那一天,大半个南宁市的人都出动了,北岸的往江南走,江南的往市区走,两边人潮终于融汇在一起。我们几姐妹和同街的一大帮玩得来的小伙伴们,排着队兴高采烈地跟着人潮涌过桥的另一头,直入平西村,在村里的甘蔗地边和蔬菜地边,到处都是兴奋的市民。我只记得那一天,平西村的菜地都被踩踏平了。

庞贵有了好归宿

每到夏天,南宁的天气炎热,一到傍晚,街坊们便拎着竹椅、铺开凉席,摇着蒲扇坐在家门口乘凉,聊天中总少不了提到一个人“痴庞贵”。庞贵其实不痴,只是智力发育迟纯。他估计是五十年代初出生,个子瘦小,其貌不扬,经常衣冠不整,独自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语,又经常做出用鼻孔吸烟、赤脚踩灯泡等匪夷所思的事情,活像“济公”在世。由于他常常游荡于街道,城西一带半个南宁市的居民,提起”痴庞贵“无人不晓。

庞贵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大同街。1961年我在博爱二小(现壮志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彭贵与我是同班同学,但他读一年级很多年了。传言有一次,彭贵抓了一只拳头大的小鸡,三两下就把鸡毛拔光,然后直接将小鸡放嘴里面咬着吃,当时有几个女同学目睹了这一切,当场吓跑了。九十年代我曾遇见彭贵一次,当时我们班几个同学去青秀山玩,在青山塔旁看见他。同学们问他是跟谁一起来的,他回答是跟单位一起来搞活动的。这时我们才得知是街道办把他分配到了市福利院,看到他很认真严肃地跟同学们对话,衣冠整洁,完全没有”痴“的神态。同学们心里很是宽慰、替他开心,毕竟他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1967年6月15日,我们全家搬离了生活了8年的种福街。现在街道荡然无存,但街坊的情谊还在。如今,我们种福街十几个童年时的小伙伴组建了种福街街坊群。虽然大家都来到了奔六、奔七的年龄,但大家至今仍每天都在相互问候,时不时聚会见面,追忆过去的老街,昔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仿佛这条老街从未离开过我们。大伙相互关怀勉励,让这一份珍贵的情谊,源远流长……

作者:杨灿芬

20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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