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翻开《毛泽东诗词集》，便会发现，其实真正能与毛泽东作诗唱和的，只有这三个人，南社领军人物柳亚子，文坛泰斗郭沫若，还有一位便是毛泽东少年时期的曾同窗5年的同学周世钊。
图|毛泽东
毛泽东曾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词《七律·答友人》，诗歌的内容如下：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备：嶷，读（yí）。
这首诗跟毛泽东的其他诗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古典神话传说，奇特瑰丽，由景到情，情景交融，虚实结合，自然婉转，全诗既流露出对妻子杨开慧的怀念之情，又寄托了对对欣欣向荣的祖国的感奋之情。
图|《毛泽东诗词集》
那么，诗中的友人到底是谁呢？引起很多人的猜测。
直到1963年12月《毛泽东诗词集》出版后，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毛泽东诗词集》中这首诗关于“友人”的注释为：答周世钊同学。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此诗“友人”的注释说：
“《七律·答友人》这首诗表达作者对湖南的怀念之情和美好祝愿，友人即周世钊。本诗作者手迹原题为《答周世钊同学》，后改为《答友人》。”
周世钊（zhāo），字敦元，于1897年生于湖南宁乡的东湖镇，距离毛泽东的家乡很近，所以他们也算是老乡，他和毛泽东的故事，要从1913年说起。
图|周世钊
1913年，周世钊考入五年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他被编入毛泽东所在的班级。第二年，第四师范被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他和毛泽东又被分到同一个班级——本科八班，还结识了对他人生产生深刻影响的老师徐特立。
当时，毛泽东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是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第一师范，在学校时，待人谦和，态度端正，言行一致，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异才”、“智囊”。毛泽东博览群书，有着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胆识，他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志向在那个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世钊能结识毛泽东，并与他成为挚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周世钊为人老实敦厚，同样是品学兼优，喜好专研老庄哲学，他的诗词创作方面颇具造诣。他非常敬佩他的老师徐特立，在学习上和为人处世上都向徐先生看齐，徐先生对他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后来他决定追随徐先生，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
图|徐特立
周世钊和毛泽东不仅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他们还在同一张桌子上自修，就连宿舍也是同一个。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探讨爱国救亡。久而久之，他们成了彼此最熟悉的人，周世钊眼中的毛泽东是有理想抱负、待人温和、有自己思想的一个人。
在第一师范时，毛泽东和周世钊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没有哪个学生和老师不知道他们俩。1917年，毛泽东在学校学生会改选中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同时，他兼任研究部部长，周世钊则凭借他扎实的诗词创作功底被选为文学部部长。
这对好朋友的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谁也不逊色于谁。在学校组织的“人物互选”活动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敦品、自治、文学、语言、才具、胆识这六个方面都获得全校师生的好评，最终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评分在全校575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据说，毛泽东和周世钊的票数远远超过其他同学，且只有他俩的票数超过40。
图|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和周世钊陪伴彼此度过整整五年的时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诗歌创作，让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光更加美好。毛泽东总会在诗兴大发时，提笔写下所见所想，然后将其整理成诗词，送给好友周世钊，这段时间，毛泽东赠送了50多首诗词给周世钊。
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1911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但后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中国又陷入了一段黑暗时期。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进步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视野打开，思想进步，青年们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图|新文化运动
1918年4月，为声援新文化运动，蔡和森在长沙宣布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一开始，萧子升被推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之后，萧子升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后来，周世钊为了积极支持和协助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加入新民学会，并同毛泽东、陈书农等人一起被选举为评议员。
周世钊在学校期间，深受老师徐特立的影响，所以他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周世钊便成为长沙修业小学的一名教师。毛泽东和周世钊的理想有所不同，他在毕业会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不断在探索中国的新出路。
1919年4月，毛泽东和周世钊在长沙相遇，周世钊在得知毛泽东没有安稳的落脚点后，便提出让他去自己所在的修业小学居住，毛泽东没有拒绝这一邀请。于是，毛泽东来到周世钊任教的学校，在周世钊的宿舍住下了。
图|蔡和森
当时，很多学校的教师资源缺乏，经常是一位老师教授几门课程，有时候甚至班主任、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是同一位老师。修业小学也不例外，当时急需一位历史老师，由于历史课不是主要课程，所以一周只有6节课，其余时间比较自由。
周世钊知道此时的毛泽东需要一份能给他带来收入的工作，以解他的燃眉之急，并且也不会影响他的革命活动，周世钊就让毛泽东留下来，学校也为毛泽东提供了宿舍，就在周世钊隔壁，虽然条件简陋，但至少解决了工作和住宿问题。
毛泽东有课时就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没课时就忙于革命活动，晚上要么读书写字，要么在为《湘江评论》写稿。湖南的冬天严寒，周世钊早早就睡下了，可每当他半夜醒来时，便可以看到从木板的缝隙中透进来的烛光，他知道毛泽东肯定还没睡下，还在工作。
图|《湘江评论》
毛泽东就是个“工作狂”，他对待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严谨，虽然历史老师只算是他的一份兼职，但他却从来不这么认为。刚开始，由于没有相关的教学经验，他会虚心地向周世钊请教如何备课，如何上好一堂课，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职责。
在毛泽东的历史课上，他经常宣传爱国思想，跟学生们讲述历史上的关于爱国人士的故事，他希望新一代的中华儿女从小就有一颗爱国之心。学生们也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历史老师”，因为他的课堂生动有趣，也很有教育意义。
毛泽东也会经常跟周世钊探讨当前的教育问题，在传统的课堂中，老师有绝对的权威，学生规规矩矩地坐在讲台下面听老师唱“独角戏”，师生之间很少有互动，学生也很少有表达自己观点和看法的机会。
图|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和周世钊则不同，他们非常不赞同这一点，他们鼓励学生们积极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为此，他们还提倡学生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每周创作一张壁报，后来他们给这种壁报取名为《小学生》。
在长沙《大公报》的推出下，《小学生》正式面向社会，对于报刊《小学生》，《大公报》是这样介绍的：
“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学着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修业小学出版了《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
是的，这个时代需要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不管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是小学生，不管商人、工人，还是农民。
图|《大公报》
毛泽东在生活上是个十分简朴的人，比起物质生活的享受，他更追求精神世界的富足。在修业小学时，他在大冬天还盖着很单薄的被子，碰到霜冻天气，大晚上冻得难以入睡，实在受不了时，就抱着自己单薄的被子去投靠隔壁的周世钊，两个人相互取暖总比一个人暖和。
1919年12月，毛泽东在湖南开展“驱张（敬尧）运动”，号召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周世钊和同学们一道积极参加示威游行。此次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何叔衡主办《湖南通俗报》，周世钊应邀任编辑，为该报撰写些抨击时弊、宣扬新文化的文章。
图|长沙文化书社故址
第二年，在北京的毛泽东听闻周世钊的母亲因病去世，他十分担心周世钊过于悲痛，因为对于亲人逝世这件事，他也经历过几次，固能理解周世钊此时的心情。忙于革命活动的毛泽东没办法赶回长沙安慰周世钊以及悼念其母，便提笔写了封好几页的书信寄他：
惇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除了安慰好友周世钊外，还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并希望周世钊能够和他一样，积极参与到革命运动中去。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人生理想，他也想留在毛泽东身边，跟毛泽东一起战斗，周世钊也有他想完成的梦想，于是，他谢绝参加毛泽东、蔡和森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发展工作。
图|毛泽东写给周世钊的书信
周世钊和毛泽东一样，都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只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毛泽东深知只有革命这条道路才能挽救中国，而周世钊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
1921年5月，得知东南大学正在招收特别生，周世钊觉得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报名参加了，考入东南大学教育学院。1922年，周世钊转入东南大学的文学院，着手研究中国文学。
1927年，周世钊从东南大学毕业，他选择从南京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沙，在好友的介绍下，他来到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教书。而此时的毛泽东则正在筹备南昌起义，游走奔波于各个地区，他们在长沙匆匆见了一面。
虽然，周世钊和毛泽东选择了不一样的救国道路，但他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毛泽东选择拿起枪杆子捍卫中国，而周世钊坚信笔杆子同样是救国的利器。
图|毛泽东在长沙时与周世钊（右一）的合影
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处于抗日战争阶段，周世钊始终保持着他的初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实施“教育救国”的主张。抗日战争后，他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留在长沙授课。在这期间，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他自编国文教材，选用爱国人士以及爱国事迹方面的内容，收效良好。
1947年，周世钊回到他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他一生的挚友毛泽东，以及对他影响至深的恩师徐特立，这是他“教师梦”开始的地方，所以他选择回到这里，继续实现自己的“教育救国”主张。
1949年，周世钊暂代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在解放军即将解放长沙之际，他积极组织学生保护学校，以及为迎接长沙解放的活动。
图|解放长沙
8月，长沙迎来了全面解放的好消息，整个城市洋溢着欢天喜地的气氛，作为毛泽东的母校的师生们更是欢欣鼓舞，激情洋溢地唱起了赞美毛泽东的歌：“东方红，太阳升，一师出了个毛泽东......”周世钊听到学生高昂的歌声后，内心无比喜悦，但他考虑到当前的局势，建议学生们把“一师”改为“中国”。
为了庆祝湖南解放，当年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教师们联名给毛泽东寄去贺电，半个月后便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周世钊看到回电后热泪盈眶，他明白虽然自己和毛泽东20多年没有联系，但毛泽东心里还惦记着自己，自己的教育事业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因而备受鼓舞。
图|湖南第一师范
1950年国庆之前，毛泽东托人传达自己的邀请，他邀请周世钊和王季范前往北京参加国庆典礼。9月30日，周世钊到达北京时，正逢毛泽东会见湖南其他客人，就没第一时间见到毛泽东。10月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他，周世钊等这一刻等了太久了。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周世钊对此有什么打算，表示当前吸收的共产党员很少，建议周世钊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周世钊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采取毛泽东的建议，加入民盟。
周世钊曾经向毛泽东表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毛泽东对此有不同的见解：“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入党。有以下两个理由：你在党外，第一你的工作会方便些，第二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还要大些。你看如何？”
周世钊听后说：“主席说得有道理，那我就不入党，就在党外，不入党也可以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鼓励他回去做好教育工作和政协工作，以及民盟的工作。
图|1950年国庆典礼
就像毛泽东在书信中所说的那样，周世钊是“真能爱他，又能于他有益的人”。尽管多年以后，他们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依然坦诚相待，见面时无所不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0月，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周世钊一想到当时的中国连自主造一架飞机的能力都没有，就对此次决定产生疑问，他曾多次问毛泽东：“有胜的把握吗？”
图|哈哈大笑的毛主席
毛泽东坚定地说：
“我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有人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胜利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周世钊的顾虑被打消了，他很赏识毛泽东的胆识和魄力，相信抗美援朝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然，后来《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也证明了这一点。
图|毛岸英
在抗美援朝战中，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壮烈牺牲了，周世钊十分理解毛泽东失去儿子的心情，但他还是忍不住地问毛泽东：“毛岸英同志在战场上牺牲了，如果您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
毛泽东听后摇了摇头，缓缓地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我不能只派别人家的儿子去打仗，而不派自己的儿子去战场，这样就对不起人民大众。”
在别人看来，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先，但只有周世钊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心情，他深深地被毛泽东的回答所打动。
1955年，毛泽东到长沙考察工作，便约周世钊见上一面，两人相约去爬岳麓（lù）山。此时，毛泽东已经60多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坚持步行爬上山顶，拒绝工作人员准备的轿子。
周世钊见此情此景，还有身边的挚友，诗兴勃勃，他心中感慨万千，欣然赋诗《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其中写道：“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毛泽东收到老同学的诗作，也心潮激荡，并作和诗《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其中有一句：“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图|毛泽东登山
周世钊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直至70多岁时还参加各种教学活动，或者教育演讲等。有一次，他在全长沙市几百位语文教师学习毛泽东诗词大会上说自己最敬佩的人是毛泽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周世钊写的很多的文章中看出来。
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书信、诗词的往来是最多的，据说书信电报有21封，毛泽东赠与周世钊的诗词都有50多首，可见，两人的感情至深，远远超越一般人。周世钊生前将他们之间来往的书信等物件保存得非常好，因为那是他们几十年友情的见证。这些物件在周世钊逝世后，遵照他生前的遗嘱全部交给了中央档案馆。
图|周世钊
1976年，周世钊病重，毛泽东得知后，从北京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赶到长沙，不幸的是，还没等医生抵达，这位以“教育救国”为毕生信仰的老先生就告别了这个世界，临终时，这两位有着几十年友谊的挚友也没能见一面，这可能是周世钊临终的遗憾吧。
同年9月，一代领袖毛泽东于北京逝世，或许，这两位挚友在天堂可以见上一面，一起谈诗论赋，谈笑往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