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比坏的东西还要坏。而要想揭露那样的愚蠢，不能正经八百地展开争论，因为那就等于是将那愚蠢提升到与我们对等的地位。对于愚蠢，就应该用玩笑去应对。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站在愚蠢之上。”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特约撰稿 何豆豆 发自北京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
全文约2920字，细读约需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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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日·门泽尔不光是被广泛承认的“捷克影坛大师”，他更是天才导演，天生的电影人。这话并不含吹嘘之意，毕竟他凭借《严密监视的列车》获得196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时候，才刚28岁。该电影以二战为背景，用大量喜剧和性的元素展现了残酷的话题。
2020年9月5日，伊日·门泽尔久病后辞世，享年82岁，他的妻子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了这一消息。门泽尔出生于1938年2月23日，学生时期在布拉格电影学院专攻导演电影，毕业于1962年。这个“捷克电影新浪潮”的发起地，除了让很多导演崭露头角，也贡献了一批震惊影坛的作品。作为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之一，门泽尔成长于破碎的时代，从满目疮痍中走来，他站在历史的中央，用镜头记录了现实。
在为数不多接触过门泽尔的中国媒体的记述中，他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上海电影节时会不停地抠弄展板上的字画，会时不时把脑袋藏在话筒下面；在韩国当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时与影迷合照，他会做鬼脸、吐舌头，极尽搞怪本色。看到这些曾经鲜活的画面不禁让人莞尔，老爷子年届古稀仍奔赴全球电影的盛会，这种高昂的精力背后是对电影事业的终极热爱。
如果说每个创作者的生涯中都有里程碑式的节点，门泽尔的《失翼灵雀》无疑是他作品列表中的分界线。捷克在1960年代初期进入了改革活跃期，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在顺应变革的趋势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活跃的年代，最快被人嗅到的往往是文化领域多样性的气息。熟知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一群年轻导演，于短短五年间在捷克将这股浪潮推到顶端：高产、高质、获奖无数、得到国际认可。批判、尖锐但又不乏嘲弄是这一批电影人共同的特点，捷克电影在1963至1967年来到了属于它们的“黄金时代”。
《失翼灵雀》
1968年初，“布拉格之春”爆发；同年8月，苏联军队进入布拉格，终结了这场民主化运动，电影繁荣也被一同碾碎。伊日·门泽尔随后拍摄了《失翼灵雀》，这部政治讽喻电影首映后即遭到禁映，直到1989年才得以重新问世。1990年，该片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1968年之后，很多电影人受到影响，一部分去国外搞创作，一部分直接转了行，有人失去工作，有人失去生命。门泽尔也被迫承诺自己“不会再拍电影”。他曾对记者说：“当时我认为不能所有人都逃跑。而且在我的电影中批判理念的武器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具体生活。如果舍弃这些流亡，那我还能剩下什么呢？”
门泽尔在电影《反复无常的夏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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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门泽尔，赫拉巴尔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门泽尔的大多数电影甚至可以说最好的电影都改编自赫拉巴尔的小说。某种程度上，门泽尔是最能走进赫拉巴尔内心世界并且找到最恰当的影像去表达他的文字的人。比如1984年的影片《雪花莲节》、1985年的《我的甜蜜家园》以及2006年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赫拉巴尔是捷克著名文学家，49岁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门泽尔与赫拉巴尔相差二十多岁，可谓忘年交，他们首次合作的影片《严密监控的列车》获得了1967年第四十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门泽尔曾说：“我总是仰慕赫拉巴尔对人的观察能力，笔下人物栩栩如生，是一种对人物的真实透视且毫不妥协，但他仍是热爱众生。”也基于此，赫拉巴尔是门泽尔拍电影的素材库，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丰富的小人物和故事，后者能够通过这些故事看到更深刻的社会现实并成功影像化——不光是多线叙事的能力，门泽尔对多种人物的展现，以及批判政体、隐喻现实的能力更是不容小觑。
莫逆之交的深厚不光表现在艺术创作上的合拍，赫拉巴尔辞世后，门泽尔为了拿到《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版权不惜打了十年官司，还揍了一家电影公司的老板。这番波折的原因其实说来很简单，赫拉巴尔在世时，尽管表示还是希望门泽尔来拍摄该小说，但门泽尔认为自己已经拍了他太多小说而拒绝了改编权。版权在另一位导演手中两年后到期，落入一家电影公司，该公司老板找到门泽尔希望他在一个期限内开拍，但没有做好前期准备的门泽尔失约了，版权又流入一家私人电视台。几次错过，最终拿到版权，电影获得大奖，门泽尔算是完成了对已故老友的交代。
生活在混乱的年代，赫拉巴尔和门泽尔的合作也因为现实不断被打破、重组。由于曾支持过“布拉格之春”运动，赫拉巴尔一度被列入黑名单。1970年代，他去小镇隐居，完成了一系列作品。这系列作品风格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大多是父亲母亲、小镇农庄生活以及更侧重自身内在的题材。1980年代，门泽尔和赫拉巴尔的合作再度开启，《雪花莲节》和《金黄色的回忆》两部轻喜剧问世。现实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电影中是温馨有趣的童年往事、平行线下的蒙太奇，更加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两人的合作可以说是捷克电影发展史的缩影，每一部作品的诞生背后都是电影环境和制度条例的变化。
《雪花莲节》
赫拉巴尔的大多数作品都在描绘底层人民众生相，尽管是法律专业毕业，但他没有从事相关工作，反而干过铁路工人、仓库管理员、包货员等，这些经历都和他的文学创作息息相关。他从未去刻画一个伟大的、强者式的人物，但每一个小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是战胜苦难生活的英雄。能和门泽尔等其他改编自己小说的导演合作愉快，是因为赫拉巴尔尊重电影创作的形式和逻辑，不会干涉过多，完全信任拍摄者。
《金黄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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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导演和编剧，门泽尔生前还做剧场演出、演员。2002年台北电影节时，影评人闻天祥曾问过门泽尔为什么做这么多工作，得到的答案是，那段时间里，他们这些创作者最重要的是挖掘民族的故事，当要很好地展现这些故事时，什么工作和形式都愿意尝试。
尽管电影在得到国际认可上一帆风顺，但创作路途上的艰辛却一言难尽。门泽尔也曾经历让创作者最为胆寒而折磨的审查制度。回忆当年，门泽尔认为虽然难过，但不是最痛苦的。在他看来，审查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的专利，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审查。他把审查比喻为“那个不让未成年人做一些事”的父母，而成年人就该有自己的判断。“不幸的是，这个社会还没有成人。”
门泽尔曾经在采访中说，他记忆中捷克近25年来没有禁映的影片。如果发行公司足够有勇气和自信让自己的电影去和观众见面，那就可以大胆去影院放映。门泽尔认为审查制度有一定好处，可以阻止一些烂电影上映，更多是一种过滤作用。毕竟在巴黎影院看到一些电影后，门泽尔也曾发出“这么烂的电影也能上映”的惊叹。
在门泽尔眼中，他在电影中的幽默表达来自捷克这个民族的历史。“一直被其他民族统治，一直喜欢拿自己开玩笑。”他认为捷克人擅长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严肃的事情。门泽尔深受卓别林影响，从小就看他的电影。他从卓别林身上参透了喜剧的奥秘，也掌握了喜剧的创作方法。门泽尔曾经说：“好的喜剧应该是谈严肃的事情，如果一开始就太严肃对待，最后会变成荒谬可笑。”
很多时候，他选择用爆笑喜剧的方式去讲述最残酷混乱的事件，有影评人曾说他的电影让“我们不禁悲伤地笑了”。他手执导筒，记录脚下土地的每一寸荒谬，戏说每一个人物的荒诞人生，对于同胞命运的处理，他辛辣却又充满无限的悲悯和同情。
“愚蠢比坏的东西还要坏。而要想揭露那样的愚蠢，不能正经八百地展开争论，因为那就等于是将那愚蠢提升到与我们对等的地位。对于愚蠢，就应该用玩笑去应对。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站在愚蠢之上。”
也许这就是他电影中的终极奥义，也是上帝赋予天才的无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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