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数千年连续不断有据可查历史的国家，这得益于我国延袭千年的史官记事制度。那么，史官制度是如何起源的？在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中，史官制度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变迁？而这一制度又是如何对王朝至高无上的皇权起到制约作用的？
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华文明不仅是连续不绝，没有断裂的文明，而且是有据可查的文明。我国历史从商朝开始就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之后差不多每年的史实都有文字可查，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要感谢中国沿袭千年的史官记事制度。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件北宋初年的故事来讲述史官记事制度。
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在皇宫的后院弹鸟玩，接到禀报说，侍御史张霭有紧要的军国大事，要求立即觐见，赵匡胤就传旨召张霭来后院，没想到这个张霭啰啰嗦嗦了好长一会儿，赵匡胤听着都是一些寻常的琐事，赵匡胤大怒，训斥张霭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你看来就是军国大事。张霭不慌不忙地回答，和弹鸟相比，臣所奏的自然是军国大事。
赵匡胤是武将，出生脾气啊，比较暴躁，听张霭这么一说，暴跳如雷，夺过侍卫手中的斧子就砸向将来，张霭连忙躲闪，斧柄撞到了他的嘴角，打掉了两颗牙齿，将来躲过一劫，依然是不慌不忙，低头捡起了自己的两颗牙齿。赵匡胤更生气了，痛骂他说你捡起牙齿当证物，难道还要控诉证吗？张霭回答，臣不能控诉陛下，自然有史官会把这些记录下来。
这一句话把宋太祖赵匡胤从暴怒当中拉回了正常状态，赵匡胤改变了态度，对张霭好言相抚，并且赏赐了许多财物。张霭是福建崇安人，最初啊在后周担任荆州刺史，进入宋朝以后担任侍御史。经过与赵匡胤的这一番争执以后，张霭非但没有获罪，仕途继续正常向上发展。宋太宗时期官拜御史中丞，圣眷优厚。
一提到史官会记录下来，赵匡胤就有所忌惮。史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就需要从中国史官记事制度的来龙去脉当中去寻找答案了。中国史官的起源与巫师有关。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巫师是传承文字和文化宣推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人类社会的早期统治权力就建立在军事统帅和巫师首领的合作之上。巫师是早期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史官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巫师的角色，似乎也继承了支撑合法性的职能。
有人就认为甲骨文就是最早的史官作品，至少在商代，中国就出现了史官和官方祭祀的制度。甲骨文当中的策、尹等极可能就是史官的名称。到了西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史官职衔，职业史官的人数众多，周天子有史官，诸侯也设置了史官。除了记载军国大事以外，史官记录的对象主要是君王。礼记当中就有史载笔大事，收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的说法，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又是书之左史，记载君王的行为，又是记录君王的言论。
先秦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延续了巫师的身份。秦汉以后，史官的地位有所下降，纳入了朝廷百官的任免升迁之中。但是史官的工作依然是享有相当大的特权，保持得相当的独立。史官很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记录君王日常的言行，叫做起居注。为了完成工作，史官可以谁是皇帝的左右。为了保持独立公正，尽可能地减少干涉惯例，连皇帝都不能观看自己当政时期的记录，称之为人主不得躬自观时。
这项传统暗含着对君权的约束，君王不得为非作歹，因为有史官的如椽巨笔，在开头张来所依赖的正是史官的这项特权。史官更大的优良传统啊，是秉笔直书，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业道德和赖以存在的根基。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冒言犯上直书李陵沦陷匈奴的历史，事后遭到了宫刑。后世史官呢，就将司马迁当作是千古楷模。南宋文天祥正气歌称颂的在齐太史简殆尽董狐比。这两个例子啊，就是详细解释秉笔直书内涵的著名案例。
我们来详细说一下。左传记载，齐国大夫崔杼弑杀了齐庄公，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春秋时期啊，直到两汉，史官都是家族世袭的职业，父子相继，或者是兄终弟及，比如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家族世袭的西汉太史令。齐太史被杀以后，他的二弟就继任太师，继续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他。齐太史的三弟续写的时候啊，继续直书，崔杼弑其君，再次惨遭杀害。齐太史的四弟前来第三次续写，继续写上啊。崔杼弑其君五个字，崔杼是无可奈何，只好就此罢休。
全天下乃至之后的千秋万代，从此都知道了崔杼杀害了齐庄公，齐太史四兄弟，记录完史书以后呢，告辞回家途中呢，遇到了南史事，这个南史事当时正抱着刀，笔和竹简匆匆忙忙地跑过来预备的齐太史的兄弟四人全都惨遭杀害。以后他自己啊可以继续秉笔之书。看到齐太史的四弟安全归来，南史氏这才安心返回齐国。太史兄弟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尊重事实的事件在当时就传诵一时，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留下了太史简这样的典故。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案例。春秋时期，晋灵公昏庸残暴，晋国的正卿赵盾正直从政，经常啊劝谏晋灵公君臣，二人呢，就上演了闹朝击犬的闹剧。赵盾躲过暗杀以后紧急外逃，就在他尚未逃出国境的时候啊，赵盾的族人赵川起兵杀了晋灵公，赵盾就折回了朝廷，继续担任他的正卿，主持政务。事后晋国的太史董狐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还展示给大臣们看。赵盾就对董狐声名我并未弑君，都不回答他。国君遇害的时候，你虽然不在京城，但是在国内是真的是你的族人，作为正卿，你回来以后又没有法办弑君之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就是弑君凶手，你说自己不是凶手，谁相信呢？赵盾听后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再要求董狐更改自己弑君的记录。孔夫子就称董狐为良史，同时啊，尊重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赵盾为良大夫，这就是董狐笔的典故。
秉笔直书和正直客观是史官的职业操守和赖以存在的根基，掌权者对史官独立性的忌惮也造就了史官独特的政治地位。然而，随着皇权专制程度的加强，独立存在的史官权力和追
董狐笔树立了正直客观的史官榜样的同时啊，也塑造了如何正确对待秉笔直书的大臣。正是史官秉笔直书和掌权者不得官使这两项特权使得历朝历代的帝王全程啊多多少少都有所顾忌。发展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的史官记事制度都加了成熟。唐朝设置了起居郎，隶属于门下省，负责记录君王和大臣的议政情况。皇宫当中啊，专门设置了使馆用来修史。为此，征调有史才的文官来参修国史，委派有名望的宰相级的重臣兼修国史。史官名声好，前途看涨，修国史就成了许多大臣骄傲的履历。
唐高宗时期的中书令薛元超位极人臣，还自述自己人生有三大憾，第一就是当官，不是进士出身，第二是婚姻，没有娶士族名文的女子，第三就是生平没能参与编修国史。宋朝依然高度重视修饰，建立起了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庞大的修史机构，分别修撰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等。上次朝廷圣旨致力下到朝堂上的纷争议论，史官都需要忠实记录下来。而且被记录的人不能更改。这项权利是无形的，却是根本性的，把守的治国理政的底线和做人处事的红线。
唐朝前期的韦安石翻阅国史稿，曾经感叹道，董吾何以家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治生人，史官监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可见史官中品善恶，记录真相的权利，连宰相都羡慕嫉妒恨。韦安石说的史官致生死的权利有点夸张，但是呢，大小成功对他们的畏惧之心想必是真实存在的。独立性是史官权力的基础，也是它们的生命力所在。
那么问题就来了，随着唐宋时期皇权专制程度的加强，尤其是在北宋的时候啊，达到了新的高度，独立存在的史官权力就和追求专制的皇帝存在了冲突，日益集权的皇帝自然不希望卧榻之侧有一群人时刻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按照道德，法律各种标准啊来衡量评判，这已经不是记录历史了，而是制约皇权了。如果遇到有历史问题或者是合法性欠缺的，皇帝更加不希望自己的黑暗历史记录下来。
所以唐朝时期啊，皇权和史官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黑暗历史同时呢，又对国史特别有阅读兴趣的皇帝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关心国史编辑的记载啊，也是历朝历代皇帝当中最多的。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史官的坚持，以及啊皇权干涉下史官祭祀制度的新角色。
早在贞观年间，唐太宗就体现出了对国史工作的特殊兴趣。他对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说，汉时载录了杨雄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班固的两都等等，文赋文体浮华无益劝诫。怎么能进入史册呢？相反，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有助于治国理政的，不管正从与不从，都需要详细记载这一条啊，是李世民对国史编辑工作者具体指示要求啊。去除浮华，进入务实的内容。
到了贞观11年，著作左郎邓龙奏请编辑出版唐太宗的文集，李世民就认为我的文章正面如果有益于百姓，史书肯定都会记录，传为不朽。如果乱政害物，即便写得富有文采，肯定会贻笑后世，就没有必要编辑出版了。前代的梁武帝父子以及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出版发行，但他们为非作歹，最终国破家亡。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因为李世民明确反对唐朝，没有编辑出版唐太宗文景，这两条记录都还是正常的。
皇帝对史官记事工作的指示，李世民的心中一直有隐痛，那就是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李世民弑兄杀弟，有过错方显然是李世民。那么如何记载这场政变，就关系到李世民的皇位合法性，关系到唐朝朝政的安定团结。随着日子的推移，好奇，焦虑等情绪驱使，李世民开始在贞观年间中期多次过问自己的历史。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打破了史官制度，人主不得公子官史的传统，也破坏了史官制度最根本的独立性特权。那么唐太宗为何要这样做呢？他的这一行为对史官之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重大影响？
贞观13年，李世民问起掌管起居注的谏议大夫褚遂良亲负责起居注都记录了什么内容？帝王能够查看自己的起居注吗？正想查看自己的史稿，可以知道自己执政的得失，警戒自己对于李世民查看史书的要求啊。褚遂良很为难，但还是坚定严肃地回答。今天的起居注，犹如古代的左右史，善恶都要忠实记载，以此希望人主不为非法。曾从来没有听说过帝王查看自己的记录，李世民就进一步说，正有不善，卿必记焉。褚遂良说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道，就是正确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规矩。朝廷设官吏职，就是贯彻正确的道，大臣们恪尽职守，就是守道守法，秉笔直书，是史官的职责，也是史官的道。褚遂良自然要遵守。黄门侍郎刘季在一旁支持褚遂良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时，人人都能见到，即便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都记着呢。在大臣们的明确反对之下，李世民查看自己起居注的要求，没有实现。
不过这只是第一次。第二年贞观14年，李世民对宰相房玄龄说前代史书彰善，但恶足为将来规谏。不知自古以来为什么不让帝王阅读当代史？李世民这句话充满了矛盾。史官记事的目的确实是彰显善恶归戒，将来他对史官记事制度这个目的啊，李世民是有着清晰而理，既然如此，怎么能够让皇帝干涉针对自己的记载呢？所以啊，房玄龄就回答说，国史善恶必书，是希望人主不做非法之事，史官们应该是害怕有五子的文字，所以不让皇上翻阅当代史。李世民说正和古人不同，正现在想看国史，如果看到了善事，自然不用说，如果看到坏事，我也希望引以为鉴。自己修正自己，能够让自己啊做得更好，你们可以把正的石稿呈上来。
这一次，房玄龄等人没有抵挡住，按照编年顺序啊，删改编辑了唐初的历史，封为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实录各20卷，呈送御览。其实呢，李世民最想看的是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史官们呈送御览的实录语多微文，含混不清，既缺乏一个明确的观点，对史料啊也缺乏整合。李世民看了以后呢，就对房玄龄下达了明确的撰写思路。
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安定了西周王朝的局势，既有杀害了叔牙，稳定了鲁国的局势，都是啊，历史上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客观却稳定了国家，推动了社会进步的著名事件。李世民引用这两件事呢，就给自己弑兄杀弟，确定了性质，那都是啊。客观上推动历史进步的正面时间，按照李世民的话说就是政之所为，亦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啊。
在这个大的指导原则之下，史官执笔，何烦有隐，以及改削浮词，直抒其事，确实按照这个思路，组织史料，怎么删改都是有利于李世民的。后来我们看到的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正是按照这个原则组织编制，公开发行的。李世民干涉玄武门之变历史，对史官记事制度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史官记事的独立性经过这件事情以后，遭遇了极大的打击，之后的史官在没有恢复唐朝之前的特权，显赫的地位日益丧失，最终于明清时期闽南语千万官僚群体当中归于1元元平凡的文官史官机构，也混同于一个个普通的官僚机构。
明清时期，官史计设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代帝王都有的起居注起居注官员在任何公开活动时都随侍皇帝的左右，朝会期间起居注，官员站立在龙椅之侧，是距离皇帝最近的官员。起居注是皇帝言行的第一手资料，是编撰其他史书的基本材料。
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啊，大多已经散佚，唯一比较完整保存的是明神宗的万历起居注。第二类官职是撰修实录。上一代皇帝死后，新皇帝就开始撰修先帝的实录，临时抽调文官组成编写队伍，设置专门的实录馆，作为临时特设机构事必必解散。史官不再是专职，主要是由翰林院系统的文苑辞呈。坚韧兼职的使臣虽然也是翰林的美差，但不再具有唐朝以前的崇高声望和良好仕途了，这只是一桩差事而已。
官方机构越来越多，史官们的独立性越来越小，胆子也越来越小，史书的可读性也越来越低。我们看历朝官修史书，唐朝以前文采和史实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宋朝以后啊，官修的史书越来越陷于流水账。世界各国都有史官制度，但是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记事制度历经数千年沧桑巨变，延续传承了下来。汗牛充栋，卷帙浩繁的24史和其他众多的史书完整地记载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这要感谢史官记事制度好了，史官记事制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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