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浪漫主义有两个审美之维:“消极的浪漫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与社会功利层次的问题离得较远,因而被20世纪30年代的国人忽略;“积极浪漫主义”的不安分性质使它无法成为任何政治权力方的精神合作伙伴,因而同样为国人忽略有四种原因让浪漫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态圈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并在未来十年不得不走向退隐之路:一是浪漫主义理论根基的匮乏;二是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与革命话语集体伦理信念不兼容;三是左翼文艺话语的否定、排斥与压抑;四是外来文艺话语的影响，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18世纪早期浪漫主义?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18世纪早期浪漫主义
摘要:浪漫主义有两个审美之维:“消极的浪漫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与社会功利层次的问题离得较远,因而被20世纪30年代的国人忽略;“积极浪漫主义”的不安分性质使它无法成为任何政治权力方的精神合作伙伴,因而同样为国人忽略。有四种原因让浪漫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态圈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并在未来十年不得不走向退隐之路:一是浪漫主义理论根基的匮乏;二是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与革命话语集体伦理信念不兼容;三是左翼文艺话语的否定、排斥与压抑;四是外来文艺话语的影响。
标题注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现代文论范式生成研究”(编号:2013BWX012);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形态生成研究”(编号:2015-YXXZ-09)。
作者简介:张清民,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张清民(1965- ),男,河南睢县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态圈中,与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等西方外来理论的情况一样,浪漫主义的境遇并不太妙①。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思想较量,最终浪漫主义取得胜利,成为西方文坛的主流思潮;19世纪中期以后,浪漫主义思潮才渐渐回落,为现实主义所取代。就理论共性来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同是19世纪西方文艺界反抗古典主义艺术的产物;就理论个性而言,双方又各有自己质的规定性。作为历史形态的对象,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要高于现实主义,因为浪漫主义者,无论德国的浪漫派还是英、法等国的浪漫主义者,都有明确的理论宣言和创作纲领,而现实主义却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流派,也没有相应的文艺理论宣言与创作纲领。然而,这两种文艺思潮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表现出不同类型的结果。和现实主义的命运相比,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传播与发展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苏联,浪漫主义被高尔基从文艺政治学的角度一分为二,其精神疆界被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两块②。“消极浪漫主义”因其被定位为“落后”、“反动”对象,成为苏联文艺界精神放逐的对象;“积极浪漫主义”虽在政治立场上被肯定,但它过于偏爱、张扬个人主义与个性自由,这不但与苏联的集体主义思想本位不合拍,而且有违苏共的一元化领导要求。苏联文学绝不允许有任何例外个体出现,张扬个性的浪漫主义因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排斥的另类文学对象。为了消除这个另类文学对象,苏联文学界开始对浪漫主义进行思想兼并。1932年,在全苏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苏联文艺界意识形态负责人吉尔波丁宣布要对革命文论进行精神重组,重组的结果就是宣布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对浪漫主义的思想兼并,这种思想兼并从政治角度宣告了浪漫主义在苏联的终结。
浪漫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情形如何?不妨先从浪漫主义的译述数量算起,具体如下:《浪漫派与古典派文学在风格上的关系》(小泉八云撰、高云雁译,《新时代》1933年第6期),《浪漫派文学与古典派文学》(小泉八云撰、高云雁译,《新时代》1934年第2期),《德国后期浪漫主义哲学》(程石泉撰,《建国月刊》1930年第1期),《苏联文学通讯: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雷丹林撰,《文艺新闻》1932年第51期),《文学上的浪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席列尔撰、孟式钧译,《当代文学》1934年第2期),《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周扬撰,《文学》1935年第1号),《苏俄的浪漫主义》(Living Age撰,《文化建设》1934年第2期),《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马宗融撰,《文学》1936年第3期),《德国浪漫派》(H.Heine撰、于贝木译,《绿洲》1936年创刊号),《德国新浪漫主义的文学史》(玛尔霍兹(Mahrholz)撰、李长之译,《文艺月刊》1936年第4期),《新词诠·浪漫主义》(《中华周报》1932年第49期),《新术语·浪漫主义》(《公教周刊》1936年第36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再生撰,《金屋月刊》1930年第8期),《浪漫主义试论》(曾觉之撰,《中法大学月刊》1933年第3-4期合刊、第5期连载),《浪漫主义文学的面面》(曾觉之撰,《南华文艺》1932年第3期),《浪漫主义文学论》(林国材撰,《华北月刊》1934年第2期),《论浪漫主义》(辛人撰,《芒种》1935年第3期),《民族文艺与浪漫主义》(少青撰,《中国社会》1937年第4期),共18篇。
从浪漫主义译述数量说,浪漫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接受市场比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大得多——后两者的译述数量加在一起才是前者的2/3。但是,浪漫主义并没有像现实主义那样引起理论反响,而是像古典主义及新人文主义那样,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这种情形既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本身的复杂性有关,也与3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有关。
浪漫主义有两个审美之维。德国的浪漫派及其英国传人湖畔派,这一维度的浪漫主义被高尔基划入“消极的浪漫主义”之维。以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莱蒙托夫为代表的“摩罗诗派”,被高尔基划入“积极的浪漫主义”之维。为读者接受方便考虑,著者在下面的论述中将遵循学界的称谓惯例,继续沿用高尔基的说法。
“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定性,定性根据是文学家及其作品有无社会关怀以及社会关怀的程度。然而,诗人、作家的艺术旨趣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可能都把眼光停留在社会关怀的维度,也不可能都在创作时以笔为旗,引导人们反抗某种社会现实,或以笔为号,为某种社会现实大唱赞歌。以经验维度的社会关怀为标准,对超验维度的终极关怀之作加以社会评判,是以社会政治标准为文学评价的唯一标准,或是以社会政治标准统辖文化、哲学标准,建立在这类标准上的文学评价在逻辑上必然陷入独断,其结论也必然偏颇而不能令人心服,其理正如以能否下蛋为标准判定母鸡为“积极的母鸡”或“消极的母鸡”之道理一样。
浪漫派(“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热心于世界形上问题的探索,他们关注的不是社会政治与社会不公,而是文化存在与文化类型;他们痛感新兴科技文化的非人化特质,其作品大都以精神怀旧、返归自然为主题,与社会功利层次的问题离得较远。如以政治标准衡量这一类型的浪漫主义文学,必觉其不合时宜。然而,浪漫派诗学在苏联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遭遇的恰恰是政治评价标准,这是它在东方大地上无法生根发芽的社会文化原因。
“积极浪漫主义”关注社会民生,其文学主题是反抗与斗争,因而成为“革命”的象征,以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断言“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1]268按此理它应该成为“红色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主潮,为什么它也在那个激烈革命的年代被边缘化了呢?细加考量,这还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这不仅因为“积极浪漫主义”自身充满了复杂性,还因为“积极浪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文本超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的期待视野。
“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在于其对束缚文学发展的旧观念、旧规则的反抗,这种艺术反抗经由意识形态中介最终会引发社会政治反抗。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国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亟需消解旧观念、旧规则的精神利器,以社会反抗为特征的积极浪漫主义十分契合这一发展需要,所以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积极浪漫主义在中国很快找到了理论知音。迨至新文学地位确立,以反抗古典主义文学信念及其规则为使命的积极浪漫主义失去了斗争目标;没有了斗争目标,积极浪漫主义也就没有了在文学领域存在的精神合法性。
积极浪漫主义不安分的天性注定它不会停留在书斋和讲堂之中,而是必然介入社会生活。而在社会生活之中,无论对于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对于正在进行红色割据的共产党,积极浪漫主义都不是理想的精神合作伙伴。刚以武力统一中国不久的国民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尘埃落定,但其治下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诸业百废待举。这种社会环境需要和谐与稳定,而不是不满与反抗。以反抗为特征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在国府文艺官员眼里,肯定是精神不和谐因素;不和谐因素自然会被国府文艺官员视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岂能见容于国府文艺当局?得不到权力支持的文学话语又岂能在主流文艺界获得立足之地?积极浪漫主义同样也不会见容于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在中共文艺官员眼里,积极浪漫主义在社会领域的反抗只停留在个人主义层面,而且这种个人主义反抗也仅限于想象领域:浪漫主义者从未提出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目标与社会革命纲领,其态度无论如何激烈,也只能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书斋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军阀政治、阶级统治、民族压迫,都不是书斋革命所能解决的,社会革命宣传这一维度,除了共产主义作家倡导的“普罗文学”,无一文学类型能够担此重任。与“革命文学”相比,浪漫主义的反叛只指向精神领域,这显得凌空蹈虚;而从革命效果考量,无论反抗或破坏,其力量都太有限,其破坏力连现代派中的未来主义都赶不上。在此意义上,浪漫主义必须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实主义文学话语所取代:“无产阶级不需要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他需要切实的了解现实,而在行动之中去团结自己,武装自己;他有现实的将来的灯塔领导着最热烈最英雄的情绪,去为着光明而斗争。”[2]至少浪漫主义必须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所收编,因为“推崇思想自由,个人主义”[3]的积极浪漫主义天生桀骜不驯,如不对其收编规训,它就会破坏革命文艺阵营的规范与秩序,所以左联成立后的第一次决议就把“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一起定位为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对立面的“资本主义文学”[4]。
有四种因素让浪漫主义无法成为文学理论界主流话语,并在未来十年不得不走向退隐之路。
一是浪漫主义理论根基的匮乏。中国的浪漫主义在理论上存在有几个致命的学理缺陷,这是它在文坛难以长期为继的内在的也是根本的原因。首先,中国的浪漫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对浪漫主义缺乏统一的理论认识。被人们认为代表了浪漫主义倾向的创造社作家在艺术信念上“没有划一的主义”,在对文学的理解上“思想并不相同”[5];即使是同一个人物,对浪漫主义的认识前后也有很大变化③。这种因素是浪漫主义难以获得理论上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其次,中国的浪漫主义在思想上过于政治功利化,其主要鼓吹者太热衷政治。浪漫主义理论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了“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6]方面,而政治时局的变化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瞬息万变,与政治粘得太紧的浪漫主义者既以政治的马首是瞻,政治变,其理论就得随着变。例如,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郭沫若为了适应“革命文学”的政治要求,断然宣布“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7]。再次,中国的浪漫主义者“只知破坏,而不谋建设”[8]25,学理根基不深。在理论认识及探索中,浪漫主义的倡导者很少作深层探究,缺乏深厚的艺术哲学支撑,缺乏社会关怀以及更高层次的终极关怀,以致在创作实践上只能停留在“小我”抒情的层面上,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不满,咀嚼一下个人的小悲小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可。
二是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与革命话语集体伦理信念不兼容。无产阶级奉行“集体主义”的战斗信念,要求铁的纪律性,对作家的创作从主题到手法都有相应的规范与限制;浪漫主义却从原则上反对一切约束和限制,极力鼓吹个性,追求精神自由,反抗任何形式的权威,这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相抵触、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斗争环境中,个人意志的存在必然妨碍领导意志的指挥,从而削弱集体战斗的力量,这是左翼革命团体绝对不能允许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在军事上如此,在文学上亦不例外。因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成立后的第二次决议中,把浪漫主义列为摒弃的对象:“要和到现在为止的那些观念论,机械论,主观论,浪漫主义,粉饰主义,假的客观主义,标语口号主义的方法及文学批评斗争。(特别要和观念论及浪漫主义斗争。)”[9]这一决议等于宣判了浪漫主义在革命文学阵营的死刑。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只有放弃自己的意志、情感和信念,才能见容于无产阶级革命集体,而这也是革命理论家对浪漫主义文艺家所期待和要求的:“个人主义”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个人只有在集体之中,作为集体的一分子”才能“正确的显露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体的领导作用”[2]。革命伦理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逻辑上要求作家放弃个人主体,塑造大写的主体,注重“集体的行动的开展”,要让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10]。对个人主义的排斥不仅仅是左翼阵线中共文艺家的看法,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特殊历史时期,“个性乃至主观是社会不适应的东西”[11],就是普通学者也非常认同集体主义文艺伦理观,认为“作家还有一部分停滞在个人主义的地带”,是“很可惜的”[12]。当然,浪漫主义在创作实践上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也是其遭受左翼文艺阵线否定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具有“浪漫主义的倾向”的作品中,作品描写过于理想化、平板化与公式化,“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人物,都是些‘璧玉无瑕’的天生的英雄,没有缺点,没有错误,顶呱呱的革命好汉。……第二天早上革命成功万岁”[13]89。这种类型的浪漫主义作品缺乏艺术的真实性,让人看上去面目可憎,从理论上也让人觉其可恶,一向惯于概念传达的周扬(起应)也认为这种“概念主义”[14]的理论倾向不可取。
三是左翼文艺话语的否定、排斥与压抑。左翼文艺话语否定、排斥与压抑浪漫主义文艺有多种因素。最主要的是因为浪漫主义不合左翼革命话语的政治功利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浪漫主义最有力的鼓吹者首属左翼倾向的文艺家们。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左翼文艺家一心以文学为政治革命成功的工具,这就导致他们在理论上必然排斥浪漫主义:“让我们一脚踢开了从前那些幼稚的,没有正确的普罗列塔利亚意识而只是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革命情绪的作品。”[15]左联的成立,让所有具有左翼倾向的文学社团与组织都归化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文艺旗帜之下,在消除理论认识上的歧见和纷争的同时,也消除了各种理论主张的学理合法性。1933年,瞿秋白一面从理论上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鼓励现实主义,而反对浅薄的浪漫主义”[16],一面从实践上论证了“浪漫主义”在革命阶段的不必要性:浪漫主义者因受情感的支配,极易在“革命的怒潮”中“‘颓废’,甚至‘叛变’”,因此革命文学家应当首先“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而取“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17]114。作为中共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和理论代表,瞿秋白这一认识在左翼阵营里的影响和号召力及其引导性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左翼文学阵营虽然受苏联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下,不得不提及浪漫主义,但也要根据吉尔波丁的理论,冠以“革命的”定语。
四是外来文艺话语的影响。有一硬一软两种外来话语让浪漫主义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精神境地。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基本上都皈依左联,左联作为一个中共文艺组织,在文艺发展方向上紧紧追随苏联文艺界。苏联文艺界压制浪漫主义文艺话语,中国左翼文坛步其后尘,也对浪漫主义话语从组织内部进行理论发展限制。这种限制的理论策略就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替补“浪漫主义”观念,通过组织话语形式宣布浪漫主义已经包容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命题里面,并以话语增生手段对浪漫主义进行思想“增补”。具体步骤是:先让“浪漫主义”从概念上升级、扩大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再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可以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18]和“浪漫主义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19]的话语建构,完成对“浪漫主义”的理论兼并。软的因素则是新批评理论的影响。新批评是20世纪新兴的现代主义文论,和它相比,在19世纪初兴起的浪漫主义理论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浪漫主义最能施展其手艺的领域是诗歌领域,但在诗歌领域建树最大的京派诗人信奉的恰恰是讨厌浪漫主义的新批评派的理论,而新批评的理论巨头T.S.艾略特与瑞恰慈都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反对者。艾略特曾讥讽浪漫主义诗歌为“情绪的喷射器”,一再强调“诗不是为了放纵情感,而是为了逃避情感”。瑞恰慈曾于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1937年4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新批评”两本专著:瑞恰慈的《科学与诗》和艾略特等著的《现代诗论》。在新批评理论影响下,浪漫主义文学思想在诗歌领域无所措其手足。李广田就曾借鉴瑞恰慈“伤感与禁忌”(sentimentality and inhibition)理论,批评浪漫主义文艺作品过于放纵情感而乏于“形式”[20]。新批评诗论的流行无意间消解浪漫主义理论于无形,此种情形使浪漫主义文论处于思想被抛弃的处境,而理论抛弃是比打击、批判更为彻底的意义否定。
收稿日期:2015-04-22
注释:
①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等西方文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境遇,作者将另作专文分析。
②“消极的浪漫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划分参见《我的文学修养》一文(高尔基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③以郭沫若为例,郭氏一向被人们视为新文学浪漫主义的代表,但这位代表在理论研究中所心仪和鼓吹的理论思潮并不是所谓的浪漫主义,而是被人们视为现代主义流派的唯美主义和表现论。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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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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