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代表杨开明上了井冈山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当地的基本情况：“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以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部队来到井冈山。这时，毛泽东34岁，朱德42岁，当时朱德的队伍比毛泽东多得多。陈毅给中央的报告说，“朱部两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
井冈山会师，在中共党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朱毛红军形成，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但是毛泽东没有那么高兴。据龚楚回忆：“他（指毛泽东）讲到前途光明，得意时哈哈大笑。讲到现时经济粮食困难时，立即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跟随朱德上山的湘南农军有8000人，这些人中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有老人和女人，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
杨开明烈士
据后来的共和国上将、当时湘南农军首领萧克回忆：“当时8000农军涌上井冈山，既增强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力量，但也给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带来了很大困难。井冈山区人口稀少，耕地不多，经济落后。众多兵马齐集山上和山下小块平原，吃饭、穿衣都成为了大问题。加上湘南农军上山时，为‘跑反’而仓促成行，有的举家拖儿带女，不像是打仗，倒像是迁居。这些农军军容不整，纪律差，引起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的不满。”
毛泽东5月2日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失败后，在湘南退至赣边。岂有此理的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差（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善。”“吃饭太难。”
井冈山的经济困难，一是本地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力水平低；二是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经济唯一的来源是打土豪。事实上，又有多少土豪可以打呢？三是反动派又进行经济封锁政策，货物金融彼此不能流通，生息困难，需用缺乏，供不应求。当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花生、鸦片等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需用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也无法取得。
杨开明的报告中有详细阐述：“肉要一元钱四斤，鸡要一串二百钱一斤，小菜如萝卜、冬瓜、南瓜、青菜之类，要一百钱一斤。米比较便宜，也要三元大洋余一石（一石米大约等于118斤）。盐一元钱只买四斤或两斤不等，茶油一元钱六斤多。
布匹、棉花及日用必需品有由小贩自酃县（今炎陵县）偷贩过来者，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非常痛苦，找不到出路，所以富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刚会师就发生这么多困难，红四军内部也渐渐产生了分歧。陈毅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追述：“在1928年4月，四军各部会合于江西宁冈，成立了四军，并由军委，但党内不统一，军队各自为政，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意朱部及湘南农军这么多人在宁冈，使他目标大惹下大祸，主张四军到赣南去。
毛部颇有自了之心，看见朱部及农军那样混乱，不愿意合伙，主张他们自己到平浏（回北游击），朱部及农军（向南游击）到赣南，军委则随朱部出发。朱部及农军尚一致主张到赣南，因为宁冈没有饭吃，实在不满意袁王及毛部的态度。军委明知这分家政策是不对，因为四军在此时初成立，应该整顿。当时的分南分北的政策大部建筑在各部的私利上。这个政策决定后并未实行，因为一二日后朱部28团即击溃江西敌人两团，占领了永新，经济问题得了解决，大家又合伙起来。”
从陈毅元帅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万事开头难，民以食为天都是“真理”。如果不是击溃了江西“两只羊”（杨池生、杨如轩），结局将不知如何！
陈毅说的胜利是龙源口战斗。1928年6月中旬，也就是朱毛井冈山会师后的一个多月之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以第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率3个团，加上杨如轩27师的两个团，从吉安进攻永新，向井冈山发起第四次“进剿”。
国民党军曾经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进行过4次“进剿”、3次“会剿”和5次“围剿”。“进剿”就是一个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攻击并试图剿灭之，比如江西省，或湖南省，或广东省；“会剿”就是两个省或三个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行攻击并试图剿灭之；“围剿”就是蒋介石动用全国的军队，对红军进行攻击并试图剿灭之。
这次打败江西“两只羊”就是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4次“进剿”。红四军主动从永新撤离，返回根据地的中心宁冈。毛泽东、朱德、陈毅在宁冈古城开会，制定作战方案。在28团、29团和31团1营的官兵们英勇无畏的打击下，将敌人压至龙源口，并给于彻底歼灭。这一仗，史称“龙源口大捷”！
朱毛井冈山会师
龙源口战斗是红四军成立以来井冈山地区最大规模、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红军的胜利，边界军民作歌谣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
龙源口大捷使得两支部队的会合成为可能，但是，井冈山的经济问题只是得到了暂时的解决，军队官兵的生活依然很苦。后来，湖南省委派来的巡视员杜修经、杨开明（杨开慧的堂弟）到了井冈山，更是不顾具体情况，盲目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导致“八月失败”。
“八月失败”是红四军井冈山会师后的首次重大挫折。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总结了6条教训：
“（1）一部分官兵归家心切，失掉战斗力；一部分官兵不愿往湘南，违反群众心理。（2）盛夏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与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工农群众没有起来，成了单纯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八月失败”不仅使朱德的部队损失很大，井冈山根据地周边也被土豪和国民党控制。红军的生存又成了问题。回到井冈山后，首先是没粮食吃了，于是朱德只好带着部队下山挑粮。后来有个广为传颂的故事：《朱德的扁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开国上将朱良才，文章后来被收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朱良才还编写了一个歌谣：“朱德挑谷上坳，粮食实在可靠。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
井冈山红军官兵的生活有多苦，请看粟裕的回忆。
后来的开国大将、被称为“战神”、当时在28团当连长的粟裕回忆：“本来井冈山的经济基础就差，加上敌人的封锁，就更困难了。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布很难买到，军衣都是自己动手做。领到白布，用锅灰煮成灰颜色，裁好后自己一针一线地缝。我第一次做裤子时，不会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条裤子拆开来照样子裁，然后再缝起来，做一条裤子缝两次。穿着自己做的裤子格外高兴。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烂烂。
到了冬天，棉衣很少，号召共产党员、团员不穿棉衣，让给伤员穿。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伙食除粮食外，油盐菜金五个铜板。基本上餐餐吃红米、南瓜。南瓜吃了涨肚子，不好受。最困难的是部队吃不到盐。不吃盐，行军、作战没得劲。后来自己熬硝盐吃。硝盐就是把房屋墙角下长的一种白毛刮下来，用水熬。那东西又苦又涩，但毕竟比没有盐好一些。”
“5分钱”的伙食是个什么概念？井冈山老战士黄达回忆：“那时的五分钱和现在的钱不太好换算。我小时候，一块银元可以换800个铜板。一分钱就是一个银毫子，等于100文。所以那时红军五分钱的伙食，每天只能吃三钱盐、四钱油，常吃野菜、南瓜，很少吃肉，生活是很艰苦的。”
那时候的秤是16两是一斤，一两是16钱，算算吧，一个红军战士一天所吃的油和盐是多少吧！
战神粟裕
“八月失败”后，经费日见拮据，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说：
给养问题：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工农的生活好。现在军中的生活则相反，恐怕什么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红军这样坏的。因为现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伙食钱（米归地方供给），时常难乎为继。
“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谚语表示了他们的苦处。耐得苦，比第四军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仅仅发伙食钱，此外一切费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现洋万元以上，出发全靠打土豪。但一则打过的地方，没得打了；二则敌人围得紧紧的，往往非候击溃敌人之一面，打土豪也不许你打远；三则敌情之严重，单独一两营兵简直不能出去筹款，要筹款须得多兵，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虽得了棉花，还缺少布，竟不知何日才能解决。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为了无产阶级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么人。虽然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
看了毛泽东的报告，我们知道了当年在井冈山，红军官兵的生活是如此地艰苦，几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可为什么部队没有瓦解呢？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了，全靠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民主：官兵一致；伙食由士兵管理。尤其是那些俘虏兵，把在国民党军中当官的对待他们的行为与红军队伍中当官的对他们的态度行为一对比，立刻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红军作风。这与旧军队是完全不同的。旧军队里官长有小厨房，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脚踢，完全是过那牛马一样的生活。而红军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不患贫，而患不均。
陈毅编了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以此来形容红军中官兵平等的关系。毛泽东、朱德等高级领导人以身作则，同甘共苦，使得官兵拧成一股绳，进而所向披靡。
红军里的经济由士兵代表审查决算，伙食由士兵管理，虽每日五分钱，仍能分得伙食尾子做零用（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特别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一做比较，那就是黑白两重天，立刻被红军的大火炉熔化，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开辟了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有切身的感受。之所以把一些小的细节写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的人感受一下：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必须经过不断地完善、修正和提高。所谓的“星星之火”，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在科学的指导下，在伟大领袖正确理论的指引下，才能成“燎原之势”。
参考资料：刘统著《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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