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这个字对人们都很友好，谁都愿意交友。
其实，解释友很简单，相互帮助是它的本义。
友，就是志同道合、志向一致，因相近的志向而聚集在一起，或为同样的目标或者理想奋斗。
《诗经》等文本认为，朋友指称同僚、群臣、在某阶层或者团体身边的共事者等关系是确定的。如童书业、王淑琴注意到一些铭文中，朋友与父兄、兄弟等血缘关系同时出现；在别的记载中，朋友跟随于如“师尹”称谓的后面。可以推测，此时朋友已经不指称兄弟与同族关系；而是同事、同僚的含义。
《左传》中“士有力弟子”与“士有朋友”的密切关联，着重凸显了对士阶层的依附以及共同辅佐的群体特色。
友道含义的发展经历了从西周时期的宗族血缘关系到两周时期士族子弟的特定关系，再到春秋时期的志同道合的社会人伦关系的转变。
其最终结果便是“五伦”这五种耳熟能详的社会人伦秩序的其中之一。“朋友”人伦演变的背后正是《诗经》《论语》等早期文本在引领思想，引发社会关系变化。其中《论语》无疑是记录和揭示友道演变的重要文本。
从《论语》中关于朋友关系以及友道伦理的相关描述，可以发现《论语》友道正处于宗族血缘之义退隐，志同道合的社会人伦之义萌发的历史区间。一方面，《论语》中依然有着对于宗族兄弟友爱的论述痕迹，如《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此处“孝”、“友”并举，即是把友看作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之间的相互友爱。此时的“友”即是对“兄友弟恭”地凝练，它仍然具备孝、悌等伦理内涵，可以说尚未形成血缘关系伦理外的内涵。
然而《论语》中其余关于友的论述，更多的是将友理解为社会关系秩序中的角色。可见西周以后宗族制度便逐步衰落，故友道内涵的演化也逐步断开与血缘、宗族的联系，开始在一般社会关系中寻找立身之道。在《论语》中，友已经与君臣、士、老师及同门等关系同步出现。可以说《论语》友道开启了友一般社会关系化的进程，为孟子时代确定“五伦”关系奠定了基础。
《论语》不乏体现友道社会关系化的论述。如《论语·学而下》：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此处孝敬父母、侍奉君主以及结交朋友处于一种并列的关系，均是人生中需要不断学习并且实践的内容。以此观之，朋友便是于父母、君臣等主要人伦秩序之外的新的具有独立性的人伦秩序。
又如《论语·里仁下》：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事君与交友两种行为一一对应，不仅证明其相处原则有类似之处；而且两者的类比使得君臣相友的朋友义得到阐发。从中能够推断，朋友已经不再局限于同族血缘关系，而是在君臣人伦等秩序中也发挥影响；从而友道作为新的人伦秩序开始形成专属的原则与内容。
再如《论语·子路下》：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孔子对于朋友和兄弟两种人伦秩序的要求是不同的。
对于朋友他期许相互责善；对于兄弟他要求相互和顺。兄弟求亲、朋友寻道，这可以视为朋友摆脱血缘关系的笼罩，形成一种独立的人伦秩序。更进一步说，朋友切切偲偲以及兄弟怡怡，都是成为“士”的前提条件。就此意义而言，朋友关系与士阶层；交友行为与成士的追求之间也产生了联系。换言之，友道已经开始参与君子士人修身成人的为学之路；若其依旧仅被置于宗族之下，士人君子的成人之路便无法诞生新的学习实践的内容。因此能够拓展士人修习的友道已经证明其有别于亲情血缘，开始在社会关系中建构人伦秩序的意义。
友的内涵从其书写以来就开始不断地演化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形式、经济结构等的改变，友的用法不断革新，其内涵得以获得新的解释。故友道的涵义如同层积累进的“考古层”，把不见于当今时代的早期内涵埋藏起来。“‘朋友’并非是人类先验就具有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
友道的解释最初就预示了多元论的结果；多元的解释又服务于友道人伦在历史中的连续性。就是说，每一种友道的合理解释都成为保障友道连续发展的“事件”。
《论语》友道是这段连续历史中的重点：它不仅记录了亲情宗族之友向志趣相投之友的转变；而且揭示了友含义变迁背后的一些支撑友之所以为友的一贯的前提与原则；正是这带有连续性的前提与原则奠定了后世“朋友”作为“五伦”秩序之一的基础。因而《论语》友道之于朋友人伦秩序，乃是其发端；而使得发端得以可能的，便是《论语》友道中连续的前提、原则与概念的熔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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