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一部男人戏，竟然是我近年来看过对女性群体最温柔的影片。”
这是很多女观众走出影院的心声。
《扬名立万》，制作成本不过5000万，却在上映的第17天，靠口碑突破了6.6亿票房。电影评价呈两极分化，有人骂它假悬疑真“剧本杀”，有人夸它是针砭时弊的“反乌托邦之作”，优点缺点同样突出。然而它的故事内核，却让两派人共同反思一个问题：
当女性遭遇欺辱后，只能靠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自愈吗？
1 凶案本身，是一个女孩的正义
民国年间，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鱼龙混杂。月黑风高之夜，一群失意的电影人被召集至神秘之地，欲将惊天血案“三老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然而，随着剧本研讨会层层推进，众人却猛然发现，此地竟是案发地，眼前人就是凶手……
《扬名立万》是一部悬疑喜剧，采用了传统的“暴风雪山庄模式”，戏中戏案中案，因此，无论现场气氛如何剑拔弩张，故事的真正核心依然是“三老案”。
集结剧本会的电影人：记者李家辉（尹正饰）、过气女明星苏梦蝶（邓家佳饰），还有烂片之王郑导、落魄影帝、破产投资人、热血小警察等。
三老，指上海最手眼通天的3位地头蛇。他们贪污腐败走私军火，导致远征军在前线伤亡惨重，将门之后“夜莺”沦落到夜总会卖唱，和父亲的副官、一直守护自己的齐乐山相依为命。当选花魁之夜，夜莺被三老奸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目睹一切的齐乐山当场手刃三老，而后，警察破门。
齐乐山束手就擒，那夜莺呢？齐乐山精心策划了三套剧本。
警察得到的版本是，齐乐山见财起意，怒杀三老，出逃无门于是束手就擒；
记者李家辉和过气女明星苏梦蝶等电影人“挖”出来的真相是，三老案竟然还套着同期发生的“法国医生碎尸案”——夜莺被凌虐致死，齐乐山为了保护其名誉，将她沿着勒痕分尸，藏进赴宴的法国医生后备厢，让夜莺远离案发现场撇清和三老的关系，自己返回现场束手就擒。
获悉“真相”，众人愤恨不已，决定捍卫作为电影人的良心。将它拍出来，让千千万万知道，凶手是替天行道，三老死有余辜，女孩的清白不容玷污。
这就是《扬名立万》的上半场。
夜莺
2 男人群戏里女性角色绽放的人格魅力
电影的上半场很大胆，用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将娱乐圈剥夺署名权、烂片当道、污名化女演员等行业乱象倒个干干净净，超脱了历史和地域的限制，让人不禁拍手叫好。
群戏很精彩，而整个过程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对过气女明星苏梦蝶这个人物的塑造。
苏梦蝶当然很美，旗袍款款，烟视媚行，数不尽的风情万种。但她不是点缀性的花瓶，不被物化不被凝视，而是代表着智慧，勇敢，温柔又强大的“姐姐”形象。
有人诋毁年轻的女明星红得快，都是“戏外下功夫”，暗示人家靠潜规则上位。苏梦蝶眼风一扫，怼回去，“前两年，你们不都是这么说我的吗。”
有人对着夜莺的造型评头论足，调侃“现在的小姑娘可都太使劲了”。还是苏梦蝶出头力争，“就得这么使劲儿。一个小姑娘，要想站在舞台上，得受多少委屈，使多少劲儿。你们看不到也不理解，只能看到她漂亮。”
舞台光芒四射的夜莺
众人因为夜莺和齐乐山起冲突，有和事佬打圆场，“为一个风尘女子不值当”。苏梦蝶怒斥，“歌女？舞女？你想说她是妓女吧！一个女孩，她就是想唱歌想演戏有什么错，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你看，苏梦蝶既没有同行相轻，更搞“雌竞”那一套，即便过气了话语权直线下降了，她依然欣赏女性，声援女性。这一行为准则，面对任何困境皆成立。哪怕终极boss出面，要将所有知情人士灭口，大家千难万难逃出虎口，决意保守秘密分道扬镳时，唯有梦蝶，含着泪，坚定地说，“这片子，我愿意演。”
因为她知道，那个房间里，不只那一个女孩付出了清白，乃至生命的代价。
3 不应该让“清白”成为女性的枷锁
《扬名立万》下半场，真正的反转，也就是第三种真相来了。齐乐山在众人激情构思剧本的过程中，偶然听到了法国医生碎尸案，瞬间灵光乍现，他决定移花接木，让众人以为夜莺就是碎尸案女主角。
夜莺，未死。
她藏在通风管道里，亲眼看着心上人束手就擒，用他一条命守住自己的秘密。然后远走越南，隐姓埋名生活。
夜莺隔着生死的最后凝望
也许是苏梦蝶那一句“我愿意演”，也许是齐乐山跟终极boss同归于尽换众人逃生的悲壮，唤醒了艺术创作者的良心，他们决定拍电影，揭露黑暗。国内无法公映，他们便乘船出海，准备环映世界。
当然，最大的反转其实是彩蛋，这一群良心爆棚的电影人，依然拍了一部烂片
来到越南，电影院观众席寥寥数人，最后一排有位女孩低头垂泪，黯然离场。记者李家辉记起夜莺那张照片，迅速冲出去，狂奔几条街，最后在车站前追到了女孩。真相触手可及，他伸手欲拍，想抓住真相。他怔住了，最后选择把手放下。
电影人们继续旅程，夜莺不被打扰，真相就此尘封。
民国时期，虽然社会几经变革，也曾兴起过妇女解放运动，但女性的地位并没有本质的提高。那时的“夜莺们”想站上舞台实现梦想，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运气好，功成名就，可是一个浪打来，便会立时倾覆。“悲剧皇后”阮玲玉就是典型案例，彼时她刚刚演完《新女性》，却因为私事见诸报端，满城流言蜚语，她留下一句“人言可畏”，吞药自尽。换作歌舞厅头牌花魁被三老凌辱，流量只高不低，事情曝光之时，怕也是夜莺的死期。
阮玲玉在《新女性》结尾时的呐喊
民国“电影皇后”胡蝶也曾被各种小报造谣泼脏水
因此，夜莺的隐退，放在民国时期是无奈的合理，是妥协的大团圆结局。
以如今的视角来看，这个价值观显然是不成立的——夜莺作为受害者，作为女性，失去贞洁凭什么只有死，或者隐，这两条极端的路？她没有自轻自贱万念俱灰，为什么不能以夜莺的名字在上海拥抱新生？归根结底，还是贞洁这一把枷锁作祟，好像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是，被性侵犯的女孩就不干净不清白了，所以往后余生，她便得在旁人各种异样的眼光和指指点点中过活。
每一种价值观、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塑造她的时代背景。
我们常常对旧社会的女性怒其不争，常常鼓励新社会的新女性要自立自强，要勇敢，可是我们是否真的打破偏见，创造出让“受害者抬头挺胸”的土壤了呢？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反思的问题。
文_首席记者 龚正星
图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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