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我们可以从司马炎的亲戚多开始说起。
司马炎的亲戚多，不是现代人理解的“老婆是个扶弟魔，隔壁睡着灾舅子”，有几个死缠烂打的极品亲戚那么简单。在司马炎这里，这事得从三辈以上说起：
还在他太爷爷司马防的时候，
老爷子就生了八个儿子；
到他爷爷司马懿这里，
又生了九个儿子；
然后是他爸爸司马昭，
也是九个儿子。
这还只是他们这一支。把范围再稍微扩大一点点，就会看到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也是一个生产小能手：他跟二哥司马懿一样，也生了九个儿子。
也就是说，如果把司马懿这一辈算成第一代的话，是八个人；到了第二代司马昭这里，史书上有名字记载的，大约就有三十多人；而等到了第三代的司马炎，这个数字差不多就上百了，这么多亲戚，司马炎可能都不一定认得全。
这些人，严格来说，很多也并不是吃干饭的。在司马氏篡魏的过程中，他们都是中坚力量。从记载来看，年纪大一些的司马们，都有在魏朝任职的经历。
想来，这也是司马氏从现实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司马懿自己历仕三朝，两任托孤，备受曹丕、曹叡信任，但最后也依然走上了篡权的路。所以在乱世之中，到底还是只有血缘关系才真正值得信赖，司马氏因此把自己能用得上的亲戚全都塞到了魏国朝堂上。
既然奋斗的时候大家同甘共苦，那么现在到了收获的时节，自然也就该利益均沾了。司马炎在当上皇帝后，一次性就封出去二十多个王，其后陆陆续续的又封了一些。前后加起来，接近六十个王。可以说西晋的王国之盛，除了太平天国，无疑是第一的。
咸宁三年，晋武帝司马炎又接受杨珧等人的劝告，以封建诸侯之意，遣诸王之国。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相关的背景：西晋分封了诸王后，一开始大家都是住在洛阳的。毕竟天子脚下，繁华所在。然而殷鉴不远，魏国宗室衰落的故事还历历在目。因此，朝廷希望诸王能回到自己的封国，拱卫天子。
更何况在这次动议中，还有一句更为重要的话，“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带兵的将领驻扎在边界，应该用亲戚加以制衡。
应该是这句话才真正打动了司马炎。当时天下还没有统一，多数州郡都备有重兵。而统兵的将领除了少数几人，大部分都是外姓。这让司马炎感觉很不安全，毕竟懂得贼最多的，还是贼们自己。爷爷的成功经历，已经成了他这个孙子的梦魇。
司马炎于是把亲戚们都派到了地方上，并给了其中部分人很大的权力。
比如，他将司马亮封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司马亮本来是扶风王——扶风在洛阳以西，司马炎特地将他改封汝南王——汝南在洛阳之南，正对着东吴前线。
享受了同样待遇的，还有司马伦，从琅琊王改封为赵王，“督鄴城守事”。以及“勃海王（司马）辅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
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人疑窦丛生：亲戚们也不见得就都靠谱啊！兄弟相残的事情，历史上多了去了。更何况有些叔伯兄弟们，在血缘上跟皇室已经相距很远了。这些人如果利令智昏，真的造反怎么办？
又或者，就算不造反，诸侯的势力也会越来越强，对朝廷形成威胁。周天子的权威不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衰退下去的吗？这些问题历史上早有先例，司马炎怎么会想不到呢！
先别着急，司马炎当然不是笨。面对着这些隐患，他不是没有过思考，只是当时吴国未灭，保持巨大的军事存在是必要的，因此才无暇顾及。几年以后，吴国灭亡，从汉末以来持续了接近百年的分裂终于重归一统，司马炎马上就把这些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他决定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因为这其中，既有边将随时可能叛乱的问题，也有监视边将的诸王随时可能坐大的问题。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讨论一个前提： 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有多少常备兵？
从武力威慑上来说，当然是多多益善的。但问题是，人太多又会引发出新的麻烦。
首先来算经济账。养兵这件事，实在是太费钱。古代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富余劳动力。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多养一个兵就是多一张吃饭的嘴，而且田里还要少掉一个劳力。
此外，兵力一般都囤积于边界，当时交通不便，运人送粮都是大问题。
其次，军队太多了，对王权来说其实是个威胁。典型的例子，就是唐朝天宝年间的安禄山。当时三镇节度使下辖共几十万人，全部都归安禄山管辖。正是因为权势太大，才让安禄山有了反叛的实力。
因此，王朝养兵太多，有时候对于皇权来说其实是种隐患——毕竟皇帝一般都不可能自己亲自统领军队。
基于这些原因，历代——除了宋朝——在和平时期，军队的数量都不会很多。一般来讲，朝廷只设置中央军和部分边军。这种时候如果突然出现反叛或者外族入侵，就大量临时招募。
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了，司马炎自然也看到了。因此，在平吴以后，司马炎马上就准备裁撤军队——准确来说，是裁撤地方军。
那么，具体裁多少，怎么裁呢？
司马炎玩了一票大的：“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大郡留一百人，小郡五十人，其他的全部裁掉。
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天下共有一百七十三个郡。每个郡就算按照一百的驻军来计算，全国的军队加起来也不到两万人。而一个郡大约比如今的一个地级市都还要大一些。你能想象得出来在这么大的一片地儿上，就只有一百名兵士吗？
而且还需要考虑到的一点是，古代军警不分，军队在平时还承担着维护治安的责任。过分的削减军队数量，势必会导致地方治安环境变差。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晋从惠帝时期开始便天下大乱，地方盗贼四起，州郡对于盗匪根本心有余而力不足。
司马炎在削武备的事上这么一刀切，当然也招致过反对意见。交州牧陶璜就曾上书说，交、广二州“不宾属者六万馀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这两地纳入编户的只有五千余户，但其他没有归化的却有六万多户，这些人没有军队威慑，根本谈不上服从。此外，宁州（析自益州，蜀国南中一带）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边郡还是应该留有军队的。
但司马炎防的就是他们这种边将，因此毫不犹豫的拒绝了陶璜的建议。
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把边军咔咔裁掉之后，司马炎发现，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而且，这个问题的历史还更加悠久，如果要往上数的话，可能轻轻松松就追溯到三百年前：
经过汉武帝的数次北伐，到了汉宣帝时代，南北匈奴分裂，单于呼韩邪入长安朝贡，南匈奴从此成为大汉帝国的属国。这一年是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距离西晋灭吴的太康元年（西元280年），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在这三百年间，北匈奴式微，草原上渐渐进入到一种混沌无主的状态。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因为失去了统一的统治，开始不断分化，一部分变成了新崛起的鲜卑人，另一部分则逐渐南迁，进入内地。
为什么中原王朝要吸纳这些人？
这也有现实的考量。比如东汉朝廷出钱把南匈奴养在内地，就是为了以夷制夷，防范北匈奴。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因为花在野蛮人身上的钱再多，也肯定比花在自己国家军队身上的要少。
但问题是，上百年间，胡人的内迁愈演愈烈。到西晋初年，并州诸郡，也就是如今的山西北部，已经完全成为胡人聚居的所在——要注意，这已经是到了长城以内了。
这事说起来，跟曹操还有些渊源：
东汉末年，并州的匈奴人越来越多，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建安21年（公元216年），匈奴南单于呼厨泉进邺城朝拜曹操，曹操于是便把呼厨泉留在邺城，并进而把匈奴人分为五部，同时，还派汉人驻军监督。
还记得前面的“勃海王辅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吗？为什么会有“监并州诸军事”这个职位存在？其实，监的就是这一帮匈奴人。
但是，司马炎这一次把它也给撤掉了。
站在司马炎的角度看过去，这无可厚非，匈奴人进到长城内已经一百多年了，从来就没有出过事，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么多的军队来监视他们呢？
而且，留着军队，边将佣兵作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虽说现在有诸王监视，可诸王就一定靠得住？
至于如交州牧陶璜所说的那些问题，则完全可以用临时征兵来解决，并不是一定得留着那么多的常备军的。
更何况，现在只是裁掉了边地的常备军，中央的军队——也就是留在洛阳的禁军，完全没有动，他们才是拱卫皇权的根本力量。只要这些禁军在，天下就乱不到哪里去。
当然，我们作为历史的后来人，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些什么：
司马炎死后，列王纷争，能征惯战的匈奴人成为司马们竞相争夺的对象，而匈奴贵族出身的刘渊也趁机起兵自立，建立国家（初立国号为汉，后改为赵，史称前赵）。
公元316年，前赵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灭亡。这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原王朝第一次亡于异族之手。此时，上距晋灭吴统一仅仅36年。
按照司马炎的小算盘，只要手握禁军就可以心中不慌。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么大的一支禁军，又该归谁管呢？
这看上去是一个废话问题，因为只要是个正常的皇帝，控制禁军都应该不成问题。但偏偏，司马炎的嫡子司马衷，是个傻子。
关于司马衷的傻，已经不用太多介绍了，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我们这里只来说说司马炎执意要把这个傻儿子立为太子的苦衷。
这都是因为他还有个好弟弟：司马攸。
司马攸是司马炎一母同胞的亲弟弟，但后来过继给了司马师。在这里，我们不妨用两人的爵位来解释一下背后的传承关系：
司马懿在魏朝，被封为“舞阳侯”。死后，长子司马师承袭了这一爵位。而次子司马昭，则于景初二年被封为“新城乡侯”。
司马师无子，因此过继司马昭的二儿子司马攸为子。
在司马师死后，他的爵位自然由司马攸来承袭。但需要注意的是，爵位并不等于权力，他的爵位虽然给了司马攸，可手上的权力却是由司马昭来继承的。
此后，司马氏势力坐大，建立封国，司马昭受封为晋王。到了王位的传承问题上，司马昭很纠结，究竟是传给司马炎呢？还是传给司马攸呢？
从血缘上来说，两个都是他的儿子。但在法理上，他却是司马攸的叔，而这又关系到他以后在太庙中的位置：如果司马攸继承了王位，乃至于皇位，那么他司马昭在太庙里就是旁支。
可如果不传给司马攸，也说不过去，毕竟他拥有的权位，分明是司马师传给他的，他这属于小宗入继大宗，并不合礼法。
而且，早年间司马昭也是很疼爱司马攸的，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儿子，他经常拍着自己的椅子，喊着司马攸的小名，说这是桃符的座儿啊！
另外，司马攸当时的名声比司马炎还要好一些。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司马炎在继位前身份尴尬（这种情况跟曹丕其实很类似）。
但临终前，司马昭还是把权位传给了司马炎，然后又反复叮嘱他，一定不能重蹈曹丕曹植的覆辙啊。
几年后，他们的母亲王元姬去世，临终前也拉着司马炎的手，说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
但问题是，这个弟弟根本不用他照顾，人家活得好得很。
早年间，司马攸就盛名在外。后来魏晋禅代，朝廷草创阶段，司马攸又“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
这种名望，让司马炎坐卧不安。尤其是在他的傻儿子出生以后，局面就变得更加微妙：
在司马炎内心里，儿子肯定是比弟弟亲的，而且司马衷是嫡长子。他想传位给司马衷，是再正常不过的想法。
但偏偏，这个嫡长子又太蠢，蠢到让全天下的人都担心。两相比较之下，大家都希望，还是由名望才能俱佳的司马攸来继位比较好。
再说了，这样你司马炎也不吃亏啊，你们二房的父子俩已经霸占权位两代人了，这天下说到底是宣帝（司马懿）的天下，不是你们二房的天下，也该还给长房了。
这种逻辑，我们现代人可能理解不了，或者理解了也感触不深，毕竟如今二房已经变成了二奶的通称。但在当时，这种舆论对司马炎的压力却是很大的。
不要忘了，大晋朝还有那么多说得上话的王爷。有些时候，宗族势力太过强大，也不见得都是有帮助的好事。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马炎已经没有权力再选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做太子。他只能是二选一：要么嫡子司马衷，或者弟弟司马攸。
后人一直在抨击司马炎立了傻儿子司马衷做皇帝，才引发了后来的乱局，但在当时，在司马攸的巨大压力下，做为嫡长子的司马衷是唯一选项。
最终，司马炎还是将天平倾斜向了自己的儿子。
而既然选择了司马衷，那我们就又绕回了前面的问题：选了这么个傻儿子，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控制住禁军的军权呢？
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想办法解决吧！想来想去，司马炎想出了一个主意：得给他找个好媳妇！
贾南风。
这个毒妇在这里我们就不多介绍了。总之，司马炎挑好了儿媳妇，尽管有点丑，还有点强悍，但司马炎依然觉得，这是一桩好姻缘。
直到又过了几年，司马炎才发现一个情况有点不妙：这个儿媳妇的能力，那是真的强。可一个人的能力和野心，又往往是相匹配的。唉，我死以后，这个女人的野心要怎么控制呢？
设置辅政大臣？不行，自己家就是干这个发迹的，这条路太危险了，不能走。
那就靠宗室和外戚？可宗室里选谁呢，司马攸吗？哎这更不行了，这不是给儿子挖坑的节奏吗？
就这样，司马炎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弄死了司马攸。而在司马攸死后，宗室里德高望重的人，就只剩下了司马亮。
然后再来选外戚。其实没得选，就只能是自己的老丈人杨骏了。只是吧，这个老丈人实在是集众多的优缺点于一身，人品能力都差不说，还喜欢争权夺利。
但老丈人这种物什，不喜欢也不能换。到这里，司马炎已经无计可施。而且，此时的司马炎已经重病缠身，不久便撒手人寰。
果不其然，在他死后，杨骏和司马亮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开启了“八王之乱”的先河。
看完司马炎的故事，你很容易就会在脑海里浮出一个词来：
连锁反应。
从大封诸王开始，司马炎就掷下了游戏的骰子，然后被一环扣一环的问题追着跑。他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决策，看上去都没什么错：
他必须大封诸王，因为曹魏宗室凋零的教训尚未远去。而且如果没有宗室的支持，他也不可能夺取曹魏的天下。
之后，他派出诸王监视各地，这看上去也很有必要，毕竟边将的坐大确实不得不防。
他当然也知道宗室同样有威胁中央政权的可能，所以又及时削减了州郡的兵权。
看上去，他的每一步处理都是妥当的。你如果明白了他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可能也会做出像他一样的选择。
很多人看历史，喜欢站在高处俯视，对古人各种指点，这里不对那里也有问题。但你若真的平视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他做出那个选择，在你看来谬误百出；但在他那里，却可能是逼不得已。而你所以为的“问题”，却可能正是人家的解决方案。
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总盯着问题本身，而是应当深入问题的背后，去探究问题的成因。因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显现另外的问题。
历来评说，是司马炎大封诸王，才导致了最终的战乱。但你只要仔细回溯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发现后人能想到的，他其实全部也都想到了，而且都力图去纠正，手段上并没有什么错。
他真正的困境，
是面对的问题太多，
而解决问题的手段又太少。
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言下之意，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这里其实可以延伸一下：既然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么开两把锁需要几把钥匙呢？
当然是两把了。
那两把钥匙能开三把锁吗？类推之后，应该也是不行的，至少需要三把钥匙。
这个逻辑，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丁伯根原则”。
展开描述就是：政策工具的数量，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
打个比方，目前经济中如果面临着失业、通胀、国际收支逆差三种不平衡，那么你只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种政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再加入其它的政策工具，比如就业政策或者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解题。
一句话概括就是，办法得比问题多才行。
套用这个逻辑再来看司马炎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你就会对八王之乱有新的认识：
,
司马炎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控制军队。他非常清楚，历来权臣篡位，控制军队都是第一步，所以他先让宗室出镇地方。然后又担心宗室坐大，削减了州郡的兵权。
但削了兵权却又引来另外的问题，胡人内迁是一个问题，禁军的控制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到最后，司马攸才是最大的问题。
面对着这些一个接一个，一环扣一环冒出来的问题，司马炎实在是无法可想，只能通过人事的手段来解决：先杀掉司马攸，然后再任用宗室和外戚。
但问题那么多，他的选择余地又那么少。
想靠一个解决办法就堵住前面所有的漏洞，本就已经不现实。更不要说挑来挑去，最后还挑到了两个软趴趴立不起来的货色。
他不是不想解决，而是无力解决。
这种越积极挣扎越往下坠落的混沌情境，或许，有一个字可以很准确的概括出来：
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