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秋季新学期开始时，我不禁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平望中学学习的情景。虽说离开母校50年了，但半个世纪前在平中学习、成长的情形却犹如昨日，历历在目。由于我们在平中上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此我们的中学时代就有了许多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故事。
知识青年下乡宣传画
我是1966年小学（五年制）毕业的，那年我12岁。因“文化大革命”，大中学校停止招生，我和许多同学无学可上，荒废了两年多宝贵的时间。1968年8、9月，“老三届”大多都作为知识青年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后，平望中学腾出了校舍。于是在当年的10月，我们六六届小学毕业的大多数学生，和六七、六八届小学毕业的学生一起，进了平望中学。也是那一年，平望中学开始成为完中，第一次开设了高中班，少数未下乡插队的初中“老三届”，幸运地成为平中的第一批高中生。
那时，“革命”盛行，原先的教材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而不再出版，学校一律使用自编的教材。进校后发给我们的，是几本薄薄的权作教材的油印小册子。进入平中仅仅三个多月，又因“教育革命”，需要“让学生就近上学”，于是我们这些初中生按户口所在地划分，被分为三部分，除一部分留在平中外，大部分则分别转入镇上原有的两所小学，名曰“戴帽子”中学。一个学期后，1969年秋季开学时，我们重新回到了平望中学。
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中学生也被列为需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这种“再教育”，最好的方式便是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于是，从初中开始，每年“四夏”“双抢”“三秋”的几个农忙季节，我们都要带上行李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少则半个月，多则1个月。在初中的两年里，我们先后到过平望公社的金星、幸福、新联、新农等大队。在农村驻队劳动，使我们对农业劳动的艰辛有了更深的感受，对农业生产的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在思想感情上，与广大社员群众也更贴近了。在经受劳动锻炼的同时，我们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劳动扫除我们的娇气，让汗水冲刷自己的心灵。平时，我们则不定期地到吴江农机修造厂、吴江水产养殖场等单位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种“再教育”，使我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多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间少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民兵训练
那时，我们还走出校门，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性较强的活动。记得当时北厍公社有个大队（好像是幸福大队）的民兵训练、战备工作搞得很好，许多单位都专门前往参观学习。1970年5月的一天，我们班全体同学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步行到那里参观学习，他们搭建的“水中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晚饭后又步行返回。一天来回走了六七十里路，回到家已是午夜了。体育与军事相结合，之后我们在体育课上，开展了爬绳过河、刺杀等军事课目的训练。
“一大”红船
那时，城市和市镇的大中小学校，都驻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学校由工人阶级领导（这种领导以政治领导为主），参加学校的“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实行“开门办学”。虽然学校由工宣队领导，但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方面，工宣队还是很尊重俞骏校长等学校老领导意见的。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形势下，那时的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在初中毕业前夕，驻校工宣队组织我们初中即将毕业的全体学生，步行去嘉兴，瞻仰那艘曾召开过中共“一大”的“红船”，并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和烈日下往返三天的行军，让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和锻炼。不久，两年的初中阶段就结束了。
作者绘制的《平望中学平面示意图（1972年）》
1970年初中毕业后，我因未满16周岁而获得了上高中的机会（许多年满16周岁的同学，有的被分配进厂参加工作，有的则去了苏北的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农村插队）。当时，初中升高中是没有升学考试这一说的。能否升高中，要由街道（农村是大队）提出建议，最终由镇（公社）革命委员会审定批准。那时，提倡“学军”，学校里以年级为连、班级为排。平中的初一、初二年级，分别被编为一连和二连。六八届高中毕业后，七○届高中就是学校里的最高年级，我们高一年级被编为三连。我所在的高一（1）班，则被编为三连一排。由于班级的增加，学校在原来各幢校舍的外侧，分别新接出了4间教室，以满足新增班级之所需。
虽然仍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高中阶段的学习，明显地要比初中阶段正规和认真得多。首先，有了全省统一的教材。当时，数学包含了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分别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所代替（简称工基、农基）。很明显，开设这两门课，意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通过教学，使我们能够掌握一定的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进而把我们培养成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所需要的知识分子。
其次，教学秩序有了明显好转。比较“文化大革命”初期，教师队伍总体上开始得到了稳定，进而教育管理、教学秩序得到了加强。
再次，我们作为平中第二批高中生，似乎感到了学习机会的难得，并从初中的两年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迷惘中，产生了应该学一点东西的愿望，因此学习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通过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一个时期内，教育战线各个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明显改进。除回家作业外、单元练习、阶段测验、闭卷考试等教学抓手，也在这一时期得以恢复（这一阶段，后来被“四人帮”污蔑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虽说仍然要走出校门“学工、学农、学军”，但回到课堂后，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因此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教学氛围，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上去了。记得为了学习先进，我们整个高一年级的同学，还步行到震泽中学学习取经。
说到“学工、学农、学军”，就要说说1971年上半年的“学军”了。当时为了贯彻“学军”的要求，我们4个高一班级，分两批到吴江东太湖部队农场去“学军”。我们一班和三班是在4月下旬第二批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军营。在部队农场，我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部队生活的气息。每天，我们按部队作息时间，听军号起床，开始一天的学习和训练。通过部队帮带干部的教育训练，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得到了明显增强。特别是听了参加过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段营长的报告，使我们男生萌发了将来参军卫国的豪情壮志（后来我们这一届4个高中班，在毕业前和毕业后，先后有20多名男同学和1名女同学参了军。参军的男同学，占到了全年级男同学人数的七分之一）。20多天的学军，我们收获很大。当时，全县有多所中学的高中生，先后到部队农场“学军”，但我们平望中学的高中生，留给农场官兵的影响最好。因此，1971年暑假期间，在部队农场首长的邀请下，我们一班、二班两个市镇班的同学再次来到农场，帮助进行“双抢”，受到了农场官兵的欢迎。
至于“学农”和“学工”，那是每年的“必修课”。在高中阶段，我们先后在几个大忙季节，到过平望公社的新民、联丰、群星等大队住队劳动。那时，学校里办起了勤工俭学的校办厂，记得有一个菌种厂和一个红粉厂。1972年5、6月间，我们班的同学分成好几拨，有去县农机厂劳动的、有去校菌种厂劳动的，我和张国平等几个男同学则到校红粉厂劳动。红粉（氧化铁红），是给光洁度要求很高的金属和仪器进行抛光的一种研磨材料。在红粉厂期间，因生产需要，我们每天都要到河里挑许多的水。怪不得呢，到这里劳动的都是男生。
那时，“文化大革命”以来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的体育事业，从体育比赛到运动员的选拔，开始逐步恢复。1971年5月下旬，我和几位同学，分别经县级选拔，参加了在常熟举行的苏州地区少年乒乓球和足球的比赛和选拔。我参加的是足球。我班陶从林同学参加的是乒乓球，他后来还参加了省里的选拔。虽然最后我们都没有被选上，但当时通过选拔，确有一些体育“苗子”被选到了省青少年运动队，外校有人甚至还被选拔到国家青少年集训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体育运动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与此同时，各艺术院团也到学校选拔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各类艺术人才。我班的徐海鸥、陈永林两位同学，因为有很好的美术功底，在我们高中毕业前夕，他俩就被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录取了。
那时，我们这一届高中在平中的历史上，还有多个“第一”。如上面提到的，两次到部队农场，两名同学直接被艺术院校录取。还有：我们年级的部分同学作为基干民兵，参加了1971年7月16日平望镇举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五周年的游泳活动。我们年级的全体同学，曾在1972年1月进行过一次万米越野长跑（我班的刘开英同学取得了第一名），这在平中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综上所述，我们在高中阶段，因实行“开门办学”，所以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参与的比较多。这种办学形式，是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所特有的一种办学形式。也可以这么说，只有我们经历了这一特殊时期。我们毕业之后，平中的下两届高中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但已不再像我们那样搞“开门办学”了。
平望中学1972届高中一班同学毕业40周年合影（前排右五为张瑞华老师、右六为傅学范老师，后排右二为作者）
也许是巧合，在我们那一届高中4个班里，唯有我们班任课老师的变化最大。1970年秋季开学时，班主任是朱菊生老师（兼语文课），不到两个月，朱老师被调往震泽中学。接任班主任的是张瑞华老师（兼数学课），时间不长，一纸调令张老师被调到吴江教师进修学校任教。接下来，由傅学范老师任班主任（兼农基课）。先后教过我们的老师有：数学——梁祖年（没多久，梁老师也被调往吴江任教了）、吴根泉、张瑜、顾梅英；语文——曾玉英、宋金官；英语——项斯文、许溪河；工基——周正伯；政治——陈森官、袁明敏（后袁老师被调南京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任教老师：体育——周树德；地理——周自申（系工人教师），临时兼课和代课的老师还有张家悌、奚莉莉等。
虽说那时老师们头上还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但老师们个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工作很敬业。作为班主任的傅学范老师，丈夫在新疆国防科研部队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担子很重。在学校里，除了要教几个高中班的农基课外，还要以大量的精力关心同学们的成长，做好班主任工作。傅老师原本是教化学的。由于课程设置为农业基础知识，其中包括了农药、化肥和农业机械等方面的内容，而农业机械与她所熟悉的专业完全是两码事。为了教好农基课，傅老师不光认真备课，而且虚心向农机厂的工人师傅请教，以熟悉农用柴油机等机械的工作原理。记得1971年春天，我们一班和三班到吴江部队农场学军时，傅老师在农场为我们上了手扶拖拉机的操作这一实践性很强的一课。她使劲发动了手扶拖拉机，然后在场地上驾驶了起来。傅老师卷着裤腿，两手沾满了油污的情景，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一个女老师，在较短的时间里能够胜任一门全新的课程，很不容易，真是难为了傅老师！可以这么说，傅老师是当年平中老师的一个缩影。那个时候，老师们为了做到“知识分子劳动化”，使自己能够适应形势的要求，不断地向工农学习，向实践学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吃了许多的苦。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本来我们是1972年夏季毕业的，由于“教育革命”需要对传统的学年划分法（包括对我们这一届的毕业时间）进行调整，也就是变夏季毕业为冬季毕业，以冬季到冬季为一学年，因此我们就又多读了一个学期的书，直至1973年1月才毕业。但这种情况仅我们一届。后来又恢复为夏季毕业。从1974年起，初、高中重新改为学制三年，至此，关于学制问题的“教育革命”才似乎画上了句号。
说实在的，我们和其他许多同龄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虽说高中阶段学到了一些东西，但由于当时大专院校只接收少量的工农兵大学生，因此我们便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留给我们的则是终生的遗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肯定能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由衷地感谢当年授予我们知识的老师们，由衷地感谢当年培养了我们的母校——平望中学！
平望中学1972届高中一班同学毕业45周年合影（2017年，前排右七为傅学范老师，后排左七为作者）
在我们毕业30周年的2003年1月，我们那一届高中的200多名同学回到了母校，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同学聚会。在母校建校50周年的2006年，我们又一次回到已经易地新建的平望中学，参加校庆活动。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离开平中50年了，但我们仍然是平中的学生，我们仍然热爱着、关注着平中。衷心祝愿我们的母校——平望中学，在新时期越办越好！
本文作者：张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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