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1940年夏，全年抗战进入第4个年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侵华日军
在欧洲，德军横扫西欧，法国投降，英国节节败退。这两个传统强国均无力也无心支持中国抗战。美国在远东名为中立，实则对日照常输出军需物资，客观上支撑着日本的军事经济。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逐渐降低了援华力度，并开始与日本接触。曾一度对华抗战持同情态度的德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不仅停止了对华军售，而且利用其在中国多年经营所形成的影响力，极力游说蒋氏与日本媾和。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侵华日军把重点放在诱降上，同时在正面战场上保持压力，以配合日本在港岛与蒋氏代表秘密接触的“桐工作”。在日本的全面军事进攻、诱降和经济封锁下，一时人心躁动，各派力量对抗战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汪氏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公开降日，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伪机构。大批蒋军摇身一变，成了伪军。以蒋氏为代表的亲美英势力虽未公开对日投降，但对抗战前景愈加悲观，积极酝酿对日妥协。
日军碉堡
1940年5月1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自武汉会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战役，旨在攻占宜昌，扼住入川的咽喉要道，直接威胁重庆。5月3日，南线日军第13师团攻占襄河东岸的长寿店，并继续北上，与攻克泌阳南下的北线日军第3师团，以及实施正面进攻的日军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形成呼应之势。
5月7日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不顾众将劝阻，坚持东渡襄河，亲自督导属下各部拦截北上的日军第13师团，意图恢复河东阵地。主将亲临前沿险地督战，这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上是非常罕见的。从理论上说，集团军司令部应该展开在能稳定指挥全局的安全位置，完全没必要犯险。但是，仗打到1940年，蒋军内部战意动摇，反映到战场上，便是各派系抵抗意志普遍不及全面抗战之初。张自忠名为第33集团军总司令，但枣宜战役打响后，拨归他指挥的江防军各路人马皆非其基本部队。出身西北军杂牌的张自忠，为洗刷“七七事变”前后被人指责为汉奸的屈辱，对日作战一贯不遗余力。但在1940年5月那样的大环境下，他除了以身犯险，还能有啥招数能让归其指挥的非基本部队卖力作战呢？
事实证明，张自忠亲临前线，对部队士气的鼓舞及各部队长官的鞭策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度危急的河东局势，明显稳定了下来。不过，从5月11日开始，日军第13、第39师团调头南下，集中力量对付张自忠部署在襄河以东不足2万人的部队，局势又开始恶化了。
张自忠的指挥风格硬朗，强调死打硬拼，但却失之于灵活。面对上峰要求力保河东阵地的死命令，张自忠没有集中手头本就不够雄厚的力量打敌一路，而是分兵御敌，犯下了兵家大忌。屋漏偏逢连夜雨，蒋军的密码被日军破译。对张自忠防御部署了如指掌的日军，集中兵力直扑张自忠的第33集团军指挥部。任凭张率部如何辗转腾挪，都没法甩开追兵。
战至5月15日，张自忠部署在河东的各部虽然仍在勉力支持，但防线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丧师失地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时候，如果张自忠率部退回襄河以西，将水障留给补线线越来越长的日军，待日军因补给困难而战力锐减之际，适时发起侧翼反击，恢复战前态势并非难事。薛岳在湖南屡试不爽的“天炉战法”，本质上就是这种利用日军后勤极限，先节节抵抗，逐次后退，再发起侧翼反击的战术。令人惋惜的是，忠勇张自忠，但却放弃了率部撤回河西重新布防的最后机会。当然，他作出如此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生怕自己一撤，难免让人心浮动，兵败如山倒后，恐怕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5月15日晚间，张自忠身边仅剩1500人左右，被5000余人的日军堵在南瓜店以北的小山村沟沿里。此时，张自忠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对第33集团军的指挥职责了。他除了给蒋氏发电报呈报战况，电请驻防樊城的桂系第11集团军火速来援外，就只有鼓舞将士与敌血战到底一途了。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这一仗其实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张自忠及众将士在绝境之中，决心以死报国。5月16日15时许，身边已没剩几个人的张自忠，亲自提枪上阵，与蜂拥而来的日军厮杀。不久，他身中数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弥留之际，张自忠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张自忠在抗日战场上一贯忠勇，可谓有口皆碑。这一点，甚至赢得了日军的敬重。日军第39师团师团长长村上启命令军医，用酒精将张自忠的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庄重收殓入棺。
张自忠殉国消息的传来，举国哀悼，哀荣备至，再无人怀疑张自忠是“汉奸”了。张将军若在天之灵有知，也当含笑九泉。让人痛惜的是，如果他留得有用之身，在抗日后期再多出些力，岂不更佳？从这一角度而言，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的背后，有难以明言的隐衷，着实令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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