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孔子从未到过西方，但他的思想随着传教士的书信、著作漂洋过海到了西方，影响了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历史文化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武斌，在新著《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一书中，梳理了孔子及其思想走向西方的过程，对西方人的孔子认知史及孔子在西方形象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展示了孔子思想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融合，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在他看来，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走向西方，与西方世界相遇，是一种高层次的文明的对话。
《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
武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孔子思想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期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方面各发挥了哪些作用？
武斌：明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通过海上航线来到中国，采取的是“学术传教”的策略，不讲天主教，而是向中国的文人、官员传播西方最新的科学文化：
第一个是数学几何，通过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中国人才有了几何的概念；
第二是天文学，采用第谷学说编制历法，这方面贡献非常大；
第三是地理学，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九州之外世界如此之大。
他这样做容易被人理解，尤其是容易被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是“西学东渐”方面的贡献。
《徐利谈道图》
此画见证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的交往
在中国传教非常大的障碍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家里都摆着祖先的牌位，这对于信教的人而言是不允许的。传教士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尊重中国人的民间文化习俗和礼仪。
利玛窦这种学术传教的策略，实际与天主教的教义相悖。当时天主教是相对保守狭隘的，“学术传教”并不被欧洲天主教会所接受，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这在学术上被称为“礼仪之争”。礼仪之争对中国没什么影响，在欧洲的影响却非常大，围绕礼仪之争做了大量的争论。
传教士为了证明学术传教的做法是正确的，就给欧洲教会写了大量的报告、信件、书籍，其中很多内容涉及中国的儒学思想，他们发现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学思想。
由于“礼仪之争”，欧洲的思想文化界开始大规模介入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研究，这期间出版了几百部关于中国的书籍。这是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您认为他们在哪方面的作用更有影响力？
武斌：无论是“中学西传”还是“西学东渐”，传教士都做了很多工作，造成的影响却有所不同。
传教士接触到的中国人主要是朝廷的官员、士大夫，这些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感到新鲜有趣，但是没有在中国全社会普及，也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中，所以说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的文化观念和理念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对欧洲的影响却不同。
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思想界非常活跃，欧洲思想家需要从国外找一些可借鉴的东西，来为他们所提倡的思想变革提供资源。就在这时，孔子的儒家思想传到这里，影响巨大，很多欧洲的思想家都非常推崇。
“礼仪之争”在欧洲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讨论的并不是在中国如何传教的问题，而是借题发挥，包括哲学家在内的很多欧洲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很多深入研究。
相对于“西学东渐”，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终对欧洲的启蒙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图书馆里的“孔夫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中国的孔子形象经常出现在祭祀的庙宇之中，而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中，西方人画的孔子却出现在堆满书籍的类似图书馆的空间内，这一形象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武斌：这就是中西方对孔子的理解问题。孔子在中国人眼里是“圣人”；欧洲人理解的孔子不是圣人，而是大文豪、大知识分子、贤者、智者。这实际上是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而形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尤其是自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是一个崇拜的对象；而在当时西方人那里，需要的是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的智者，于是孔子便成了“智者”的形象，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
1687年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收录的西方人绘孔子全身像。画中的孔子身穿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书馆前。书馆上端写着“国学”二字，附拉丁文注音和解释。孔子身后两旁是装满经书的大书架，一边是《书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另一边是《礼记》《易经》《系辞》《诗经》《孟子》。书架下面还有孔子弟子的牌位，有颜回、子思、子路等18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伏尔泰、魁奈、歌德、爱默生等人被称为西方的“孔夫子”，这种称谓更多的是指什么？
武斌：西方的“孔夫子”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这些人对中国文化有亲近感，中国的儒学思想对这些人影响很大，他们比较推崇中国文化；第二层意思更重要，就如同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一样，“孔夫子”是非常有智慧、有学问、博学的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文化旗帜。
与西方哲学相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同样是来自西方，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与明清时期的传教士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武斌：17、18世纪来的传教士，都是西方的“饱学之士”，与当时西方的知识系统有关。那时西方正处于文艺复兴之后知识结构爆炸式发展的时代，流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比如利玛窦在绘画、制图、数学、物理学方面都有涉猎。传教士中甚至还有伽利略的同事、学生等人。这批人传教主要是走“上层路线”，认为只有朝廷接受了才能在民众间推广，知识分子接受了才能广泛传播，主要的活动对象是宫廷的王公贵族、官员士大夫。雍正乾隆时期，西方在华传教的高潮渐渐过去，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有大批新教的传教士来中国，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些传教士也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比如专业医生、教育家等，他们以传教的名义在中国办医院、办大学。传教士深入民间，甚至在偏远的农村建起了教堂。
明清时期，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工业革命之前，按照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来看，欧洲大大落后于中国，当时的中国非常发达，于是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持仰慕、赞赏的态度。19世纪后欧洲工业文明发展起来，在西方传教士眼里，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当他们深入到基层百姓之中，更是看到了中国社会落后的一面。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农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这批传教士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什么变化？
武斌：这个时期来华传教士很多，语言水平也比较高，能够直接阅读并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其中一部分人在中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刻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向西方介绍孔子思想也更全面、完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17、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推崇的中国伦理精神、儒学，到19世纪时却沦为哲学家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起大落？
武斌：不是批判，这是理解上的错误。对比明清时期的传教士，19世纪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的儒家思想更完整、更准确、更全面。当时的哲学家，包括像黑格尔在内，他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不是去仰望一种新文化，而是作为一种哲学的对话和交流，以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来看待东方的哲学，发现了很多差异，这不算是批判。有人说黑格尔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评价不高，其实这是没有读懂黑格尔的书。黑格尔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并不是为了评论孔子而发议论，他已经把孔子的哲学纳入世界哲学的论述范畴之中，他是在评价儒家思想在世界哲学发展的历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不能理解为贬低的、批判的。
重提“儒学西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新儒学”的出现，对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武斌：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特别大，中国儒学逐渐衰落，但仍有一批中国文化人认为孔子思想依然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儒学的传统，其中包括对儒学本身的适应社会的改造。这些新儒学家一方面在现代世界文化的新条件下给予儒家思想新的解释，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的内容，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开掘创新，寻求解救西方现代化以后遇到的人文价值的危机。在这些方面，他们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新儒学”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对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也是有限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重提“儒学西传”这段历史，对于认识儒学在当代的价值，有怎样的启示和意义？
武斌：我研究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已经有二十多年了，1998年曾出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一书，孔子思想西传这个话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还有前年出版的一本《文明的力量》，都是关于中国文明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研究“儒学西传”这段历史，可以通过别人的眼光来看到孔子及其思想在东西方文化对话中的现代价值，也是在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下来审视中华文明，对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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