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物候学、气象学和地理学家的竺可桢，在《大自然的语言》一文中，列举了农民将一年四季的春草萌发，果实孕育、瓜果成熟和风雪载途的自然现象称之为物候。并且说明了农民根据不同的物候现象来安排自己的农事。竺可桢又在《看云识天气》一文中，写到了不同的天象预示着不同的天气变化。
假如我们把对大自然物候变化的认知规律，与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并且做出道理上的解释，这无不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原理。我们依寻这一原理来看待和分析周围所发生一切，那必将闪烁着智慧的火光。
触发这一奇妙思想方法的开端，主要是来源于观看《古文观止•书“洛阳名园记”后》的这篇文章出现的思想火花。具体说来，那就是当我们读到原文的时候而产生的联想。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 ——洛阳地处天下正中央的位置，依仗着崤山、黾隘古道的险阻，正好是挡住秦地和陇地的要害之处。而且还是赵国和魏国往来的必经的要道。历来成为天下四方兵家的必争之地。
作者从洛阳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入手，进而强调了洛阳在兵荒马乱之时的战略地位。由此引出洛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九州是否安定的风向标的作用。
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 “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当天下没有战事就罢了，如果一旦有了了战事，那洛阳一定会先遭受兵乱。所以我曾经说过：“洛阳的兴盛与衰败，是天下平安与动乱的征兆啊！”
洛阳乱则天下乱，洛阳安则天下太平。就有如一个家庭的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境况一般。作者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他又进一步说：“予故尝曰： 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李格非按着由大到小的顺序，先说洛阳城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针对各国之间发生战乱时，洛阳城是天下九州的风向标。然后说，洛阳城内的园囿是城内乃至国内动乱的征兆。
选段中的“予”，固然是指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李格非，亦即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他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洛阳名园记》的书。在书后写了一段后记（跋），后人将这段文字起名为《书“洛阳名园记”后》。
为什么说园囿之兴废，又是洛阳乃至国内的动乱的征兆呢？李格非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认为，在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年间，公卿贵戚们于东都大型土木工程营造馆舍、府第等大量的国库开销和劳民伤财，以及朝廷腐败和娇纵奢靡生活的行为推出的结论。
到了晚唐之时，”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所以，李格非认为，“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当然，李格非写这篇后记的最终落脚点，是为了表明自己写《名园记》一书的至关重要。而我们学习这篇文章，不单单是为了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更为重要的是李格非能够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客观地分析洛阳城兴衰与国家命运的关系。
首先，他指出洛阳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它在西北倚仗着山峦屏障能拒秦、陇，在东南倚仗着山峦和河流能拒赵、魏。如此的战略要地，洛阳是历代历朝的必争之地。
其次，这里是陆路和水路交通和贸易往来的要道，再加上粮草丰盈的地区，使之成为唐代的东都的兴盛之地。
再有，随着属地的富庶和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于东都，文人骚客的聚集等等。洛阳自然呈现出一派兴盛之地局面。
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抽象地概括一下李格非这位学者的观念，亦即：导致某个城镇或地区（或单位）出现了动乱，其背后隐含着一定的人们尚未人知的必然。
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进程高度，分析洛阳名园的兴废，折射着洛阳全城的盛衰，而洛阳城的盛衰折射着天下的治安与动乱。
换句话说，无论是洛阳的公馆和园囿兴建的背后，隐含着公卿贵戚骄纵奢靡的生活，作者“以小见大”，由点到面地总结出唐代必将走向没落的命运。
李格非能在所谓的 “太平盛世” 的北宋中期，发现在表面繁荣现象的背后掩盖的社会危机，并且预见封建官僚阶层的腐败和放纵奢靡必将导致国破家亡。后来，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导致北宋灭亡的历史事件。
我们佩服当年李格非的远见卓识的预判，更应该学习他对于社会现象分析的思想方法。客观地说我们与李格非生活的年代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在某各地区，某个单位或者是某个酒店内，出现了偶发的动乱事件。
我们不要盲目的跟风，不要盲目的评价，胡乱的猜疑和炒作，而是学会在大的环境中，客观冷静地看待和分析偶发事件的背后掩盖的事实真相。
在相信党和政府的前提下，协助他们当好”复眼”和“逆风耳”。让有关部门像农民那样根据不同物候现象来安排自己的“农事”，像气象工作者那样预报不同的天象，然后采取措施、因势利导，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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