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源，万古流芳；陈寿业绩，百代彪炳。”（何开四《三国源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颗极其耀眼的璀璨明星，三国文化的源头正是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他以一人之力钩沉史迹，千秋信史之上，可谓厥功至伟！由方北辰所著的《陈寿传》从陈寿的家世生平入手，重点叙述了他在三国蜀汉的人生经历，以及他融合了“以人为本”“弘毅宽厚”“赏罚必信”的治蜀理念和蜀地儒学、经学而写成《三国志》的过程。
陈寿，又名陈长寿，字承祚，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益州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而《陈寿传》作者方北辰也是四川人。作为1700多年前的陈寿的老乡，方北辰在充满崇敬之余，肩上的历史责任感让他对陈寿有了别样的情感。在《陈寿传》的自序中，方北辰道出了内心的那份炙热：“他（陈寿）是四川古代众多的史学家之中，能够昂然进入纪传体‘前四史’荣誉行列的作者，并且在全国范围甚至域外都产生了深广久远影响的第一人。我是四川成都的本土学者，对陈寿这位出自巴山蜀水的先贤，一直充满了‘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
当然，一部历史人物传记，除了情怀，还需要有扎实的史料和写作功底。以方北辰的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为例。方北辰在考取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时，师从文史名家缪钺教授。缪钺教授在史学领域中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对陈寿与《三国志》的研究。缪钺教授的丰厚研究成果，使方北辰在历史难点的探究上得到了全面正确的指引，从而在面对种种疑难问题时不会迷失方向。留校任教后，他在四川大学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主任，从事三国历史文化研究近四十年，期间，《三国志》是他深入研读的专业性史籍之一，先后出版了《三国名将——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刘备：“常败”的英雄》《孙权：半生明主》《司马懿：谁结束了三国？》《三国志注译》《四川历史名人丛书·传记系列——诸葛亮传》等作品。
方北辰擅长带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叩问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和深层成因。比如，为何是陈寿写就了《三国志》，而不是其他人？对此，方北辰会认为，陈寿撰写了《三国志》，但《三国志》也成就了陈寿。他们对彼此来说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不过，陈寿成为创作《三国志》的不二人选，还有诸多鲜为人知的原因。
《陈寿传》中记载：“首先，能够完成《三国志》编撰任务的第一轮人选，必须在蜀汉政权过去的官员中产生，因为曹魏、孙吴两家政权过去的官员，根本无达弥补蜀汉没有史官的空白，也就根本无法完成全书当中《蜀书》部分的编撰任务。而且在蜀汉政权过去的官员中，又必须是曾经在东观和秘书省这两处机构中，都曾担任过职务，并且还在史学素养、史学兴趣和史学才能三方面具备条件的人物，才能够进人第二轮的选拔。然而，年轻时陈寿在蜀汉政权就担任过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接触到了不少蜀汉的文献资料。加上陈寿对史学的浓厚兴趣，注重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在撰写《益部耆旧传》和编订《诸葛氏集》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文献资料，熟悉蜀汉的史事、掌故、文物、制度、人物及山川地理方面的相关情况。这些都能弥补蜀汉无史的缺陷。”
其次，能够进入第二轮选拔的人物当中，又必须是在西晋消灭孙吴完成统一之后，具有在西晋著作省任职经历的人物，才能够进入第三轮的选拔。为什么呢？方北辰认为，“因为曹魏、孙吴两家政权被消灭后，两者所积累的官方档案文献和私人著述作品，都被集中到西晋著作省中保存。如果没有在西晋著作省任职的经历，就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和研读这两家政权留下来的丰富原始史料，也就无法完成曹魏和孙吴这两部分的史书编撰了。最后，能够进入第三轮选拔的人物当中，又还必须在西晋皇朝攻灭孙吴统一天下之后，有幸在著作省任职之时，本人又还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经验丰富、眼界开阔、见识不凡，这才能够顺利完成《三国志》全书编撰的艰巨任务。按照以上严格要求层层筛选下来，最后得以留下来的人选，就非西晋统一天下时48岁，年富力强的陈寿莫属了。”
△陈寿
当年，陈寿撰写《三国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得罪了很多当世的权贵，晚年更是屡次被贬。方北辰在《陈寿传》中这样写到：“就在陈寿进入编撰三国历史的工作状态之后，他的人生道路遭受到了严峻考验。考验的产生，是从张华（西晋名臣）职务的改变开始的。由于张华在攻灭孙吴一统天下的过程中立下巨大的功勋，声望大为提高。在他回到中书令岗位上之后，西晋武帝又把许多极为重要的公务委托给张华办理。这样一来，作为中书省副长官的张华，俨然成了中书省的首席长官，而真正的首席长官即中书监荀勖，反倒被掩盖了光芒，这就引起了荀勖心中的极度不满。于是在张华被贬之后，深受张华赏识和提携的陈寿，就遭到了牵连性的打击。陈寿被调出洛阳，分配到长广郡当太守。然而，此时的陈寿已经开始挥动笔编撰三国史书，心中有了既定的人生宏大目标，岂肯俯首听从他人的任意摆布？于是就以继母老迈多病难以上路为由，坚决推迟，继续编撰不缀。荀勖虽然大为不快，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手段，只得等一等再说。果然，荀勖等到了对付陈寿的有利时机。即陈寿继母病重去世，陈寿办理了安葬事宜后，正式离开著作郎的史馆官职，带上自己所搜集的全部史料，回到家中安心服丧三年，同时继续进行自己的著述工作。然而，回家之后，对他不利的社会舆论开始传开。事情的起因，是陈寿继母生前曾经一再叮嘱，自己去世后，遗体只消就近安葬在洛阳，不要运回益州安汉县老家。不料却有人借此生事，硬要说他未能严格按照丧葬礼制办事，把继母遗体运回家乡安葬，完全属于不孝之举，在个人品行修养上出现了重大缺陷，应该鼓鸣而攻之。这种负面舆论的幕后指使者正是荀勖。”
然而陈寿对这些负面的舆论，毫不理会，视同无物，日夜伏案，奋笔著史不缀，心中反而充满了自豪之情。正如当初西汉的太史司马迁，就把撰写不朽之作《史记》作为自己的远大目标。最后，司马迁果然因为《史记》而成就了不朽美名。现今的陈寿正下定决心要以司马迁为榜样，留下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正是：舆论汹汹何所惧，目标既定在前方。
在写《三国志》（《魏书》《蜀书》《吴书》）时，陈寿最先写的就是《魏书》，这是为何呢？在方北辰看来，陈寿在西晋的著作省任职时，抓紧时间收集了很多原始资料。而且陈寿在洛阳长时间定居，并在这里建立了一定的人脉关系，对于有关曹魏的原始资料中，如果出现需要找人核实疑难问题，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人员咨询。由于《魏书》记载了曹魏一朝的历史，而洛阳是曹魏的首都。在洛阳的西晋官员中，有不少人都曾在曹魏担任过官职。因此，《魏书》初稿如果能在洛阳完成，就很容易在本地交给各界人士传观评论，从而获得中肯的意见，以便进一步地修改提高。当时，陈寿决心动笔撰写《魏书》初稿之前，早已有人在洛阳写了有关曹魏的史书，而且作品还不止一部。第一名竞争者是政坛大人物王沈，他参加竞争的作品是《魏书》。第二名竞争者是鱼豢，他参加竞争的作品是《魏略》，又称为《典略》。而陈寿能在这两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在于陈寿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读，进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周密设计和精心撰写。于是在部分初稿完成后，陈寿先后将其送给多位就有评判能力的知名人士，请他们进行评阅。他们都认为陈寿的《魏书》部分，在如实记录史事上要胜过王沈的《魏书》的评价。《晋书·王沈传》对此就有明确记载：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就是这样一部纪传体史书，在17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各个领域开放着三国之花，绽放着三国文化。这正是：
陈寿风云三国史，流传千载耀中华。
源泉一脉成渊海，喜看人间百态花。
（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凌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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