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徐德君 摄
刘 伟这里出谋国大臣、戍边将军、革命党人、辛亥刺客、割据军阀、抗战群英、文学巨擘、画坛鬼才、梨园精粹……这里几乎成了近现代中国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库”。 —— 张建永一
凤凰文学的蓬勃发展历经两百余年，在湖南省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间涌现不少文化名人名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
我们常说，凤凰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石片等工具及居住遗址。这些文物直接将凤凰历史追至六七千年前。据史载，凤凰在唐朝为渭阳县，宋朝改称招谕县，元朝设立五寨司，明朝更名镇筸，清朝设凤凰厅。客观地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可溯至一两千年前，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凤凰长期难以展翅、一睡沉沉。科举制度实行了1300余年，除一位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外，只出过2名进士、13名拔贡。
凤凰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还在元末明初。当时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明朝皇帝朱元璋等历代统治者，实行移民政策，招集流民垦荒，很多江西人被迁往湖南湖北，史称“江西填湖广”。在此时代背景下，大量外来人涌入凤凰，带来多地域、多民族文化。尤其是清初之后，凤凰地位日益凸显，军政机构及官员相继移驻。这个大湘西的“首都”（湘西州、怀化地区及邵阳的绥宁、城步等20余县都属其辖区），随之吸引大批商贩流民、士人役夫、能工巧匠、道士和尚，也带来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其中文庙最具典型意义。凤凰文庙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重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现今保存完好的大成殿（文庙一部分）飞檐翘角、蟠龙矫绕 ，使人不由想起学士文人奋笔疾书、侃侃而谈的场景。
从历史发展看，由于与湘西境内北部土家人交往日益频繁，巴文化对凤凰也产生深远影响。中原文化、巴文化、本土楚巫文化“三大文化”的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凤凰丰富厚重的特色文化。
需要指出的是，凤凰文化与凤凰文学的发展并非同轨运行，直到清朝中期，凤凰文学才逐渐兴起。《凤凰古代诗文选》（刘志淳编）从《凤凰厅志》精选200多首诗文，只有曾朝瑞、杨在元、刘豹、陈大贵、李宗孔、李寅孔、曾世泽等七位凤凰人留下诗文10余首。由此可见当时凤凰文学之落后。
今天我们探讨凤凰文学之前，必须了解三位重要人物。这是开启凤凰文学之旅的三把钥匙。查阅《凤凰厅志》得知，凤凰古八景最早记于清乾隆年间，是为东峰耸翠、山寺茂林、长桥夜月、半岭晨钟、南华积雪、西野樵歌、龙潭渔歌、僧阁春涛。清乾隆后期，八景名称有了变化。这变化来于辰沅永靖兵备道王家宾（直隶昌平州人，今北京昌平县，进士，乾隆四十九年任）的诗《登奎文阁九首》，其中八首为东岭迎晖、南华叠翠、奇峰挺秀、梵阁回涛、溪桥夜月、龙潭渔火、山寺晨钟、兰径樵歌。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凤凰八景”。为区分开来，又被叫做“后八景”。
王家宾的角色多样，除是掌管大湘西的官员外，也是一位诗人。在成为地方大员前，还担任清内阁侍读、编撰《四库全书》馆臣等重要职务。毫无疑问，王家宾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当时公认的文化精英。在他的直接带动下，文人雅士开始以诗会友，唱和酬答，把为精英阶层垄断的文化普及到凤凰乡土。
如果除去神话、歌谣、故事、传说、谚语等民间口头文学，仅从作品发表和影响程度看，王家宾与外来官员、文人雅士吟咏八景，对凤凰文学发展功不可没。从这个角度看，或许王家宾算得上“凤凰文学之父”。
在王家宾任辰沅永靖兵备道的最后一年，即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以湘黔交界的腊尔山为中心，爆发影响清王朝统治的乾嘉苗民起义。于是主政凤凰10年的王家宾被紧急调走。
乾嘉苗民起义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口号，不断攻打据点，夺回耕地，与前来镇压的清军相持两年之久。清王朝前后动员两湖、两广、云贵川7省兵力10万人，耗费白银1500万两，阵亡各级将领数百人，其中包括病死军中的云贵总督福康安（乾隆女婿）、四川总督和琳（和珅弟弟）。
嘉庆十年（1803年），浙江山阴人（今绍兴）傅鼐担任辰沅永靖兵备道。傅鼐治理大湘西10多年，主要政绩是推行屯政、加筑边墙和兴办义学。史评其“权奇有才武”。尤其是“屯田养勇、寓兵于农”（农时务农、定期训练、战时打仗）的军事、政治、经济三结合制度，一直被推行到民国时期。凤凰古城由此变为赫赫有名的军事城堡。“吃兵粮打胜仗、用性命挣前途”，成为凤凰人的传统和梦想。
据统计，当时全县10万人中有1万人常年兵役在身（凡服兵役的家庭门口会挂块木牌以示褒奖）。正如沈从文所说，“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写道：“虽然直到1911年住在镇筸城内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可驻在四周的正规军却高达七千人，其职守不仅是镇抚山区苗民，还兼管沅水流域与邻近省份的靖绥工作。”
因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多以镇筸人为主，故被称为筸军。当然，傅鼐绝不会想到，由汉、苗、土家等民族组成的地方军，会横跨清朝、民国两个时代，纵横全国十多个省，延续百余年之久。更不会想到，筸军能在鸦片战争、镇压太平军、辛亥革命、护国护法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都有惊世骇俗的业绩。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也给凤凰人带来了特殊的荣誉感。傅鼐由此被认为“筸军之父”。
说到筸军，不得不提及刘士奇。他是凤凰人由尚武转为崇文的关键人物，也是了解凤凰文学渊源的第三个人。刘士奇本是乡下以跳茶灯糊口的演员，后主动投军入伍，被征调江苏、浙江，并被编入淮军。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刘士奇先后打了近百仗，攻克青浦、松江、昆山、太仓、四江口、苏州、嘉善、嘉兴、周庄、常州等城池五十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刘士奇被赏加“奋勇巴图鲁”“额腾伊巴图鲁”、封爵“云骑尉”、赐穿“黄马褂”（清皇室给有功之臣的最高赏赐），个人品级从从三品提为从一品，短短两年内升了四级。
除转战南北外，刘士奇眼界开阔还有另一层原因。李鸿章主政上海期间，不惜重金采购洋枪洋炮装备淮军，将淮军打造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支现代化军队。作为淮军前队主要将领的刘士奇，成为筸军中能调配先进武器作战的指挥官，其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是其他筸军将领不可企及的。
受西方军事文化影响，刘士奇尤其重视文化教育。清同治六年（1867年），刘士奇回水打田乡养病，深感人才匮乏，教育重要。于是与部将商议，将积欠军饷42万余两捐献朝廷，为湖南、安徽、江苏增加文武乡试名额各一名，给凤凰厅每年增加文武举额各三名。这是与贵东兵备道吴自发在吉信镇筹建三潭书院（旧时湖南四大书院之一）一样同等重要的好事。熊希龄、刘士椿、姚荣炳等人便成为刘士奇义举的首批受益者。从此，凤凰人开始爱上吟诗作赋，凤凰文学得以气象渐开、一脉相承。正如吴曦云在《癞子不赖刘士奇》中所写：“人们都说凤凰人才辈出是山川灵气所致，其实人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战争推动了凤凰文化的发展。凤凰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历史上的刀光剑影打造的，是不识字的筸军将领抢来的。”
二
众所周知，熊希龄是著名教育家、近代慈善之父，同样也是文人（出版有《香山集》《熊希龄集》），自小被誉为“湖南神童”。1891年，熊希龄参加乡试，以第19名高中。阅卷官对他的评语是：“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后来熊希龄不满袁世凯独裁，愤然辞官为民，成就了“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的大业。毛主席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总理称赞：“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
在“第一流人才”熊希龄地提携下，凤凰文学揭开崭新一页，从此大放异彩，至今袅袅不绝。黄镜铭、朱茂芸、滕文昭、包凯、田星六、田名瑜、沈从文等人都得到过熊希龄扶植。其中，“南社诗人”田星六、田名瑜脱颖而出，紧接着沈从文奇峰突起，让凤凰文学走向世界！
1918年，熊希龄计划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培育人才的慈育院，任命黄镜铭（黄永玉祖父）为督建，这就是有名的香山慈幼院。他还与谭嗣同有交情，在本地声望较高，创办凤凰第一家邮政局，开设凤凰第一家照相馆。黄镜铭的父亲黄河清是一名拔贡，传世著作有《古椿书屋诗稿》。黄河清是第一个当文庙“教谕”（公办学校校长）的凤凰人，还是第一个担任史志主编（《凤凰厅志·光绪志》纂辑）的凤凰人。
朱茂芸，经熊希龄介绍，公费留学东京宏文学院，并加入同盟会，著有《伤心人语》《三十自述》。滕文昭，经熊希龄荐举，进入湖南实务学堂，得梁启超指教，著有《原泉精舍文集》《原泉精舍诗集》各四卷。包凯，也经熊希龄保荐，东渡日本，后为国民党少将。包凯多才多艺，擅长金石、诗、书、画，著有《烟尘回忆录》《自印术》《烹调学及京剧》《民国军阀的生活》和《云梯梦》。
田星六于1904年被熊希龄推荐送往日本，在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就读。留学期间，他与黄兴、秋瑾常相往来，后入同盟会。李四光、林伯渠、杨昌济等名人与他同级。回凤凰后，他和韩善培创办凤凰第一所官学——初级蒙养小学堂（即文昌阁小学）。
田星六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凭借优秀诗词和文学活动，成为民国时期的湖南文化名人。他曾求学于常德朗水头、日本富士山。1905年从日本返回后，游览三峡、黄河、泰山、黄山、峨眉山、洞庭湖等大好河山，经历了同盟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培育了奇情霸气、挥笔成文的良好素养。其诗词纵横开阖、豪壮沉厚，被诗坛点将录称为“霹雳火秦明”。如沈从文所言：“诗人田星六，诗中充满游侠者的霸气。”田星六创作十分丰富，著作20余种，卷数近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刊印《晚秋堂诗集》《蔗香馆词》《蓬心和草》。柳亚子评价：“嵯峨余一老，磊落有双田。”并誉其为“湘中第一诗人”。
田星六侄子田名瑜，字个石。1911年，受熊希龄影响，加入同盟会。田名瑜是凤凰又一大儒，既工于诗文，又精于书法。著有《思庐诗集》12卷、《思庐文稿》6卷。建国后，受周恩来总理之聘，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从事文史研究近30年。田名瑜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沈从文小学老师。为纪念持续70多年的师生情谊，沈从文写了《个石先生》，成为他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之一。黄永玉称田名瑜是“湘西老一辈人的道德学问精神代表”。在“双田”带动下，凤凰文人朱翔观（田星六女婿）、吴运陶、杨东溪、冉豫初均加入南社。当时，湘西籍南社成员只有7人，凤凰就占6人。
那么熊希龄对沈从文有什么影响呢？前文提到黄镜铭是黄永玉祖父，其实黄镜铭还是沈从文大舅。沈从文自1922年离开湘西，途经长沙、汉口、郑州、徐州、天津，最后到达北京。给他巨大勇气的前提是，偌大的北京城有些亲戚。实际上，沈从文与熊希龄本就沾亲带故。沈从文的姨姨嫁给熊希龄三弟熊燕龄，熊希龄的外甥田学曾娶了沈从文的姐姐沈岳锟。因这层关系，沈从文曾在芷江县熊公馆住过一年半时间，后来又在北京香山慈幼院找到落脚之地。
在北京期间，沈从文潜心文学创作，信守独立自由，终于成为“乡土文学之父”。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非常讲求功利性，或是社会的、政治的、商业的。尤其是1930年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中国作家形成“三大作家群”，即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作家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群、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作家群。“从文不从众”的沈从文，任凭政治风云变幻,始终坚持用小说构筑自己心中的“希腊小庙”。他不断强调：“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种近乎固执的坚守，使沈从文大放异彩，写出《从文自传》《边城》《长河》《湘行散记》《湘西》等不朽著作，两度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文中描述了湘西的山川景物、民情风俗、地理物产、历史事变和原始遗迹，成为世人了解湘西、认识湘西的重要窗口。沈从文一生创作结集80多部，约1000万字，是现代作家成书最多的一个。他的作品在日本、美国、英国、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出版，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选入大学课本。如今文学界公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第一座山是鲁迅，第二座山就是沈从文。”沈从文用自己的创作方式雄辩证明：越是反映本民族文化特点的作品，越具世界性。
沈从文还为人诚恳朴实，尤爱奖掖后生。刘祖春、黄永玉等人便是其中佼佼者。
刘祖春，1914年出生，1934年中学毕业后，奔向北京，以写小说赚取稿费为生。沈从文看出刘祖春的文学天赋，指引其踏上文学之路。1935年，刘祖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京三年发表小说30多篇，出版短篇小说集《佃户集》《淡血》，成为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和“小京派”知名作家。1946年2月，博古挑选刘祖春担任政治秘书。1952年，编写《中国共产党简史》，著有《开展文艺通讯员运动》《生根开花》，编辑出版《新文学史料》。1988年5月，沈从文逝世。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后，刘祖春开始撰写追忆文章。1990年8月，《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最终定稿。这篇散文和小说《淡血》，让刘祖春在中国文坛持久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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