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所抓捕，之后被押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
这是陈独秀第五次入狱，而且此次入狱也不同寻常。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与李大钊并称“南陈北李”，在当时很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作为共产党的一员，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1927年）、陈乔年（1928年）都因为革命而倒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此次入狱，陈独秀很有可能和两个儿子的结局一样，走向生命的终点。
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国民党）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任卓宣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看出陈独秀的处境有多么不妙，不但可能被处死，甚至还有人主张极刑。
陈独秀知道自己此行可能会走向人生的终点，但是他并不慌张，神色自若。前往南京的路太长，陈独秀在路途中竟然还睡觉了，直到抵达南京看守人员才把他叫醒。
这可不是我夸张啊，这是高语罕的记载：（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解南京，先生在京沪车中，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其临难之从容不迫而怡然处之，往往如此
能有这份淡定，可见陈独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不过他对国民党定下的罪名并不认可，人一旦死了，那么别人就会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所以他想在活着的时候为自己辩护，拒绝承担那些子虚乌有的罪名。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句话应在陈先生的身上了。
1933年4月，江宁地方法院开庭，要审判陈独秀。当时检察官起诉陈独秀的罪名是“危害民国”罪，证据就是陈独秀公开发表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文章、口号。
陈独秀此时囊中羞涩，请不起辩护律师，他想要自己为自己辩护。只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章士钊竟然主动担任他的辩护律师！
陈独秀与他有一些恩怨，不过主要是怨，基本上没有恩情可讲。但是章士钊不计前嫌，仍旧试图为这位“对头”辩护。
在法庭上，审判长胡善称询问陈独秀是不是要打倒国民政府，是不是与三民主义不相容。陈独秀回答：“这是事实，我不否认。”但是之后他又说道：
“国民党行刺刀政治而不符合民主原则，人民穷困而官僚敛财，全民主张抗日而政府步步退让，因此他认为“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的“刺刀政治”严重破坏了民主原则，对于不相容三民主义的政党就打击，对于反对国民党的学者、名流就暗杀、逮捕。
这样的独裁统治必将会祸害国家，而且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苗头，国民党的官僚敛财无度，人民却穷困潦倒，这难道就是三民主义吗？这首先就背弃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而且国民党一直对日本唯唯诺诺，而国民党所控制的国民政府也一直退让，这种行为无异于割地事秦，而且还背弃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是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而现在国民党全部背弃了，难道人们不应该打倒它吗？陈独秀的一番话说出来，检察官都哑口无言，最后只好休庭。而休庭之后，国民党并没有放弃，他们眼看从这里打不到陈独秀，于是就想着利用陈独秀是共产党人的身份来打倒他（好笑不好笑，国民党一直说陈独秀是共产党，但是王明却一直说陈独秀是托派，关键是托派出卖陈独秀使其入狱的）。
4月20日，重新开庭。当时又换了一个检察官，新检察官朱隽控告陈独秀并没有完全脱离共产党，在法律上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同时又试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此举是严重的危害民国。这个时候检察官也没脸用三民主义来压陈独秀了，但是这让陈独秀更有说的了。
陈独秀直言：“政府并非国家，反对国民政府不等于危害国家，如果反对政府就是叛国，那么推翻清政府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是叛国。”
好家伙，陈独秀直接把孙中山、黄兴等人拉过来了。如果检察官判决自己有罪，那么孙中山和黄兴怎么说？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不用多说吧，你要是否定了孙中山的革命之举，那你自己的正统地位怎么来的？这让检察官哑口无言。而此时陈独秀的辩护律师章士钊开始发言：
言论者何？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要之，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陈独秀之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核之恒人心理中之杀人放火，相去甚远……
综上所言，陈独秀之主暴动，既未越言论或理想一步，与紧急治罪法上之‘行为’两字，含义迥不相侔是以行为论，独秀亦断无科罪理。……
复次，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曰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断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章士钊高谈阔论，直接震慑全场，饶是陈独秀都不得不赞扬章士钊的法理水平。陈独秀对章士钊的发言还是很满意的，唯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章士钊最后说陈独秀是托派，可以与国民党一起对付共产党。
不过这一点与其说是辩护，不如说是给国民党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因为这一点可以顺国民党的心，要知道当时陈独秀的影响很大，不仅是在国内，就连国外都有很多名流关注他，爱因斯坦、罗素、杜威、蔡元培、柳亚子、林语堂等人都曾为陈独秀一事致信国民党。
如果陈独秀是共产党人，那么国民党肯定恨之入骨，他很难活着走出监狱。同样，身份相反的话，待遇也不一样。后续果然如章士钊所料，陈独秀最后出狱，蒋介石还派戴笠去招揽陈独秀。
但是陈独秀却不认可这一点，他出狱后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而且坚持不肯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哪怕只是为保全自己而委曲求全之策他都不肯接受。他不认为章士钊可以代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法庭辩护只是章士钊的一家之言，和自己没关系。
他托派的身份只是因为曾经被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所打动，但是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的口号后，他认识到此举会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他就与之分道扬镳。他拒绝与蒋介石合作对付共产党，他的心仍旧是属于共产党的，他出狱后周恩来曾经见过他，他也表示“回党工作为我所愿”。
陈独秀有一股倔脾气，这个脾气改不了，也没法改，一辈子都是那样。如果不是因为章士钊最后的辩护，陈独秀估计难以幸免。当然，章士钊从法理的角度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国民党可不是讲法理的，暗杀可是最擅长的。如果不是章士钊最后提出陈独秀托派的身份，估计陈独秀很难活着走出监狱。《实报》亦评论“陈赖其力，得免于死。”
陈独秀的观点很简单，自己最初因为托洛茨基的观点而选择托派，但是在后来又因为托洛茨基的观点脱离托派，不能因为后来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就定他之前认可托洛茨基的观点的罪。说起来有点绕口，但这就是陈独秀的态度，他对此十分固执。周恩来曾经劝过他“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写个书面检察回党工作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希望你去延安。”
这句话有三点，第一点是劝陈独秀不要再固执了，在全面否定托派的时期，你还这样那怎么了得。第二点就是让陈独秀写个书面检查，检讨之前错信了托洛茨基，以至于走上歧途。第三点就是表达了中央同志的看法，毛主席、自己和一些同志都是认可他的，中央并不全是王明之流。
王明对陈独秀是最为敌视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反对托派成了王明排除异己的手段，就连许世友都被定为“典型的托洛茨基”。
许世友本身就是少林寺俗家弟子，说白了就是一个和尚，他懂什么托洛茨基。事实上许世友自己也是这么说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
陈独秀回来工作，是王明最为排斥的事。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外加上陈独秀脾气确实倔，他坚持不肯写书面检查，所以也没有回党工作。对此，周恩来也没有强求。
陈独秀虽然没有回来工作，但是毛主席还是认可陈独秀的功绩：
“依我看呐，陈独秀这个人对党还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一点是抹灭不了的...再说，陈家两个儿子延年、乔年都是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也是革命烈士，我看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自然就应该以烈士的标准来对待嘛。”
诚然，陈独秀托派的身份确实有些问题，而且晚年也坚持不肯写书面检讨。但是总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全面否定陈独秀吧，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这一点上谁也改不了的事实，未来史书也一定会大书特书这一点。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许多仁人志士加入革命队伍，就连毛泽东也被陈独秀所影响。他自己多次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且亲口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谈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最早一批了解马列主义的思想家，陈独秀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和心得，而这些见解也让毛主席如同拨云见日一般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之后一辈子坚定走“马路”。
这是对毛主席的影响，另外陈独秀对子女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陈乔年、陈延年就是先后为革命所牺牲的。《觉醒时代》高度肯定了两兄弟，对两兄弟的塑造也是十分的完美，一时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就算不说毛主席和陈家兄弟，就单说陈独秀。陈独秀晚年的时候生活十分拮据，如果他肯低头的话，国民党有大好的前程等着他。但是他没有低头，他心向革命，不为五斗米折腰。何应钦求字的时候，陈独秀大笔一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1942年5月27日，贫困交加的陈独秀与江津去世。对于他的死，有报纸是这样说的：若是放在一二十年前，陈独秀的死对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一场噩耗；但现在他的去世就如同一片瓦丢入汪洋大海之中一样，只能在水面之上掀起几圈波澜。
这不禁让人感到遗憾。
说完陈独秀，我再提一嘴章士钊。
章士钊这个人和我党的关系十分近，他曾经试图营救李大钊、陈独秀，更是在重庆谈判时提醒毛主席“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动员程潜，使程潜和平起义，和平解放湖南省。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所以毛主席对他高度肯定。而且在他去世之后，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前往追悼会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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