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刘禾是美国著名华裔比较文学学者，古根汉大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 席教授她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 -1937)》《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帝国的话语政治》等著述中对“翻译”有着独到的理解——超越技术性或语言层面，直指跨文化研究中的权力形式，力图构建一种历史的、实践的翻译研究范式她在话语、权力与历史的牵涉中所提出的“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交换的符码”“衍指符号”等一系列关联“翻译”的言说，被称为“新翻译理论”该言说建构了一种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话语，彰显着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转向”，也是文化翻译理论的拓展和创新《跨语际实践》甫一译介到国内，宋炳辉教授就敏锐地指出，“刘禾从翻译的文化研究切入［……］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则 不仅对于中外思想、文化历史研究，而且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具有相应的启发意义”(
156) 日前，费小平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美国华裔批 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下文简称《新翻译理论》) 更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新翻译理论”的生成背景、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料想将给国内翻译研究及比较文学界带来诸多启示，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翻译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关系?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翻译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关系
本文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刘禾是美国著名华裔比较文学学者，古根汉大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 席教授。她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 -1937)》《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帝国的话语政治》等著述中对“翻译”有着独到的理解——超越技术性或语言层面，直指跨文化研究中的权力形式，力图构建一种历史的、实践的翻译研究范式。她在话语、权力与历史的牵涉中所提出的“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交换的符码”“衍指符号”等一系列关联“翻译”的言说，被称为“新翻译理论”。该言说建构了一种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话语，彰显着比较文学研究的“翻译转向”，也是文化翻译理论的拓展和创新。《跨语际实践》甫一译介到国内，宋炳辉教授就敏锐地指出，“刘禾从翻译的文化研究切入［……］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则 不仅对于中外思想、文化历史研究，而且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具有相应的启发意义”(
156) 。日前，费小平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美国华裔批 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下文简称《新翻译理论》) 更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新翻译理论”的生成背景、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料想将给国内翻译研究及比较文学界带来诸多启示。
一、何谓“新翻译理论” ?
“新翻译理论”一词最早见于李晋悦对刘禾的访谈“往返于书斋与现实之间” ①，费小平沿用此术语，并认为该提法的出现，标志着刘禾的翻译话语自1999年引入中国后，首次获得身份认同，也是对其翻译话语价值的总结和评价。《新翻译理论》一书进一步将其系统化、理论化，认为无论是在对翻译概念的拓延、逻辑论证范式，还是研究路径的跨界上都有其创新之处，故称之为“新翻译理论”。它将刘禾“跨语际实践”“语 际书写”“交换的符码”“衍指符号”的翻译言说作为“新翻译理论”的四阶段概念——皆生发于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之间，“一切与现代性有关的翻译行为或中外文学比较行为均可分别归约至这概念的轨道上进行研究”(费小平 289) 。这和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的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 1) 。
《新翻译理论》全书由 6 部分构成。引论梳理了刘禾“新翻译理论”的生成背景和 研究方法。接下来的 4 章，分别从刘禾“新翻译理论”的四阶段——“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交换的符码”“衍指符号”来具体论述其翻译话语体系。结论部分结合我国文化翻译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新翻译理论”对国内翻译研究界的启发。刘禾在比较文学学科大背景下，借鉴“现代”和“后现代”多种研究手段，依次提出这四概念，从而聚焦中国现代性想象，解构传统的语言透明论及技术层面上的翻译观念。费小平将这四个概念从刘禾交错纵横、纷繁博杂的学术言说中拆取出来，构成了“新翻译理论”的主线，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四者的生成过程和内涵指涉，并梳理了它们之间彼此粘连、互补互证的关系。
费小平将刘禾首先提出的“跨语际实践”看成是其它三者生成的基石。“跨语际”不仅仅是跨语言，还包括跨学科、跨国家/民族、跨文化/文明，它是刘禾“新翻译理论”建构的“宣言书”和“播种机”(15)，奠定了其翻译话语体系生成的特殊基调。刘禾在 1995 年提出“跨语际实践”之说，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知识背景进入翻译研究，“探讨汉语同欧洲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广泛接触/冲撞，特别
关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这一阶段［……］将语言实践与文学实践放在中国现代经验的中心，尤其是放在险象环生的中西方关系的中心地位加以考察”(2008:3)。费小平直指刘禾对翻译背后所涉及的“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之间彼此互动”(16)的
关注。“语际书写”可以说是“跨语际实践”的“精华版”或“缩写版”——它研究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不同语言间最初的接触而引发的话语实践。考察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刘禾
1999:35)。比如individualism的中文译语“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被杜亚泉、陈独 秀等人赋予了不同涵义，其话语在中国不断建构的译介过程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历史想 象，彰显着与民族、社会、国家等现代性范畴间的诸多复杂互动。费小平认为“跨语际实践”与“语际书写”内在的总体理路一致，两概念均建构在一个“互译性”的命题上:语言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词语的对应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语言的“互译性”必须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去理解和研究(121)。
文化碰撞势必会产生语言之间的“意义价值”的“交互性”，这就不得不探究“跨语际实践”的具体的生发途径、资本条件——融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交换的符码”这一概念便被进一步纳入“新翻译理论”的话语建设中来。费小平认为这是“新翻译理论”的逻辑起点，几乎隐含了刘禾前后提出的其它概念及相关的任务、目标。它意味着“翻译”以“交换”为己任，锻造那个代表“言语性—象征性交换”和“物质性流通”双重指向“符码”的重要中介，它横跨不同语言和市场、生产和流通者作为价值的意义(18)。费小平还指出，以“翻译”为中介的“交换的符码”，是发生在一定“社会生产关 19) 。而共塑话语政治、权力言说的还有“衍指符号”这一概念，这是刘禾借鉴皮尔斯的“符号学”对“跨语际实践”的继续与推进。“衍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的意义链，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词语单位的意义构成显著影响”(226)。费小平还进行了一些详细的个案分析，生动展现了“跨语际”言说中的符号运作。例如，1858 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特别规定禁用汉字“夷”，条约原文是:“the character ‘I’夷［barbarian］， shall not be applied to the Government or subjects of Her Britannic Majesty in any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 (235)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贸易交流的翻译中，“夷”字对应的只是“foreigner”这个单词，指称“外国人”而已。从“foreigner”到“barbarian”、“外国人”到“野蛮人”之间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是英国人的有意误读，为其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据。“夷/i/barbarian”这一“衍指符号”暗示了大英帝国与大清国对峙过程中，中英双方如何争夺对中国主权的象征层面和实际层面的控制(费小平 236) 。费小平还进一步阐释了“中国/China 或中华/China”、《万国公法》的翻译等案例，认为 刘禾实际上是把原来“跨语际实践”言说中的方法应用到中国近代历史与整体世界秩 序变化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来加以展开分析(20)。
简而言之，刘禾关注的是翻译在历史言说、现代性塑造中的重要地位，其翻译研究 直指跨语际、跨文化中的权力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实践的研究范式。自
1999年刘禾该言说传入国内后，最先只是吸引了文学界和史学界的目光，虽也有学者提到“翻译”，但只是直言片语的零碎化涉及，并未有人聚焦其系统的翻译思想。费小平自2010年发表“‘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不可忽略的文化翻译研究视角”一文以来，专攻“新翻译理论”多年，在刘禾跨学科的众多学术思想中聚焦上述四个概念，在书中清晰明确地以此为原点，从而生发开去，将中西文化/文学、现代性、权力、符码等都纳入“新翻译”的范畴中，让我们对刘禾翻译思想有了更为整体、清晰的感知，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诸多启示。
二、《新翻译理论》的主要特色与启示
在理论层面上，费小平首先清晰展示了“新翻译理论”的话语体系和思想图谱，使 其理论化、系统化，同时深入浅出地拆解刘禾难杂的学术“招式”，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刘禾的新翻译理论。费小平择取“跨语际实践”等四概念构成“新翻译”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全面梳理其生成机制、归纳其逻辑关系，在刘禾博杂的学术言说中整合出一条 清晰的“翻译”脉络。可以说，“新翻译理论”虽是刘禾的翻译话语，却是经由费小平的研究而得以系统清晰地展示。由于刘禾“生活工作在西方语境，其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西方精英化的理论资源”，著述中牵涉庞大博杂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知识考 古学、后殖民批评、符号学……无疑让读者眼花缭乱。同时，“受到西方学者热衷‘话 语’游戏的影响，频繁建构、堆砌概念” (费小平 293) ，其著述更加难读难懂。费小平此书的出现正是对其复杂“招式”进行拆解，在每一案例分析中都显化刘禾的问题意识、历史视角和“知识考古学”研究路径，抽丝剥茧、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带领读者走出刘 禾著述的迷宫。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尽力将问题说清楚、写清楚，让读者明白”( 331) 。这既是该著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第二，该书所探讨的“翻译”是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其研究拓展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翻译”在费小平眼中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政治文化实践，“不但指涉所谓翻译本体‘语际翻译’，更多指涉在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 现代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大前提之下的阅读、书写、修辞策略、翻译、话语构成、命名实践、喻说、叙事模式等方面”( 289) 。东西方语言间的接触和碰撞，并不能透明地以“文化”等同“culture”或“个人主义”等同“individualism”——词语间的互译关系是历史性地人为建构起来的，翻译实际上变成了充满权力斗争及利益冲突的交战场所，必须被当作一种话语实践和历史现象来处理。可见，此中“翻译”超越了技术性和语言层面的研究，指涉“边界”更为广阔。
书中呈现的“跨界性”对文化翻译研究/译介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费小平向我们展示了作为“文化事件”的翻译研究绝非就事论事，其所牵涉“现代”“后现代”多学科研究方法，能促使跨语言概念生成过程获得清晰理论表达，为跨学科的“边界”研究提供有效经验。他在该书中始终凸显刘禾学理建构中的“跨界”之道，不仅在引论里对刘禾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简略介绍，还在正文的每一章解读刘禾翻译言说背后的具体学理支撑:“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背后的“旅行理论”“知识考古学”;“交换的符码”背后的马克思、鲍德里亚政治经济学以及“权力话语”;“衍指符号”背后的“符号学”。如此，读者更容易理解“新翻译理论”为何“跨界”、如何“跨界”的问题，也为学术界如何真正地从互补、互识、互证的跨学科角度去研究文化翻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同时，该书所强调的对档案材料的爬梳、整合、批评的历史学功夫及“知识考古学”层面的话语分析等，能推动国内翻译研究界论证思路上的创新。费小平拿出多个小节专门探讨历史学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实践化案例，清晰呈现刘禾“对一手档案文献的把握及相关的‘抉隐发微’和剥茧抽丝式的分析论证”(288)。拿“国民性”的话语译介来说，刘禾不断提炼史料，考察“national character”这一新语词在中国语境中的兴起、代谢，带着问题意识，通过文献爬梳的历史学方法，尤其通过“知识考古学”的话语实践分析，来关注被翻译的“国民性”在权力宰制下一系列微妙的痕迹。费小平结合自身思考，清晰明确地对刘禾论述过程拆析解读，展示如何用活、用好这些驳杂的材料，如何 聚焦话语/档案背后的权力/体制，从而进行话语分析。经由费小平此书，我们更容易、更清晰地窥探刘禾“知识考古学”的论证范式，而这种范式恰恰能够“突破国内译界某些时候盛行那种预设某个观点，随心所欲地引上几条材料来加以证明然后仓促做出来某个简单化结论的标签化或实用化的做法，使翻译研究逃离那种一味驻足宏大叙事的线性分析，而进入细枝末节的问题分析层面，以便更成功地分析、解决问题” (289) 。
此外，该书体现出的思辨性也颇有启发意义。如费小平在肯定“新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带有强烈的政治化左派色彩;频繁建构概念;论证过程中某些地方略显零乱，甚至有矛盾之处。对于刘著中引起争议的部分，如有关“国民性”的探讨，进行了辨析，展开了“批判的批判”。费著还在结论部分倡导翻译界阅读 黑格尔《小逻辑》和《福尔摩斯探案集》，以培养思辨精神。其实，不仅是译学界，我们整个学术界都很需要这种思辨和批判精神。
总之，“新翻译理论”是比较文学理论和“后”学文化研究理论的成功实践，是对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深化和拓展，经由费著《新翻译理论》得以系统呈现，必将给国内翻译研究界及比较文学界带来有关如何进行跨学科翻译研究及比较文学研究、如何有效运用历史学和“知识考古学”方法、如何培养思辨精神等方面的启示，为翻译研究学者和比较文学学者提供诸多参考和借鉴。
【引用作品】
费小平：《美国华裔批评家刘禾“新翻译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修订本) ，宋伟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
宋炳辉：“文化的边界到底有多宽?——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的启示”，《中国比较文学》4(2003)， 155-163。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
耿纪永，同济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兼任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分会理事、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文学关系、生态文学、翻译学等。
赵美欧，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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