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城孟定，与历朝历代的统治中心远隔千山万水，待皇帝的声音翻山越岭，转弯抹角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甚至荒腔走板，南辕北辙，变形走样。好在这里的傣族、佤族祖祖辈辈为人平和，不争名夺利，不惹是生非，也不参与内地的争斗。内地历代统治者往往因鞭长莫及，不愿劳师袭远做赔本的买卖，索性将这些远离京城之地视为“未服王化”“不通声教”的化外之地，“山东不反，中原不灭”，汝不反汉，汉不负汝，永镇边疆。萧规曹随，世代相袭。只求彼此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共同发展就好。这方的佤族、傣族同胞，因此得以偏安一隅，世世代代在这西南边陲的群山峻岭中过着原始而古老的悠然生活，以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就是解放了，谢富治在云南当书记时，省里也几乎是沿袭旧制，省里认为这佧佤地区生产力十分低下，还保持着原始共耕制，就是民族上层也还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他们虽占有一定土地，但在在数量上也还有限。若搞内地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激烈斗争，将引起震动，境外美蒋匪特必然会蠢蠢欲动，从中挑拨，造成边境不宁。省里认为，内地的土改那一套，“不适用这里的少数民族地区”。决定在这些地区不打土豪，不斗地主，不激化矛盾，让边民一步跨越奴隶、封建和资本主义三个阶段，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史称“直接过度”。
所以，哪怕在史无前例的“十年运动”中，这里受到的干扰也很有限，人们的生活还能保持自然的常态，其思维也还算是接近正常。
眼下正值早春时节，若在昆明郊外所见，皆是麦苗青青，菜花黄黄，田间地角没有一寸土地闲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震天地响，是时，昆明市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齐上阵，不舍昼夜，正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从事着一围海造田、向滇池要粮的前无古人的惊天动地的伟业，而广大农村都在热火朝天地学大寨，闲人罕见。但孟定这里，那么大的一个坝子几乎都荒芜着，了无生趣。或许是因我们在逼仄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太过少见多怪，太过小家子气，总觉得有如费时费力地去滇池围海造田，向荒山要粮，劳民伤财，不如花力气经营好眼前这些现成的良田美地。你看，这地形那么平坦，土质那么肥美，光热那么充沛，灌溉那么便利，虽不适于种植小麦油菜，哪怕再种一季水稻也行，让这大面积的田地抛荒实在可惜。
在与寨子里的一生产队副队长闲聊时，我们问到为何要让这么多的土地闲着的事。这队副先是瞪着大大的眼睛，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番，仿佛是在看我们的神经是否正常，怎么连这类似小儿科的问题都会提出似的，一时间我们竟被那厮看得心里发毛。但他在确定了我们大体还算得上基本正常后，竟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起来：“种一季就够吃了，凭什么还要种两季、三季呢？”当年号召“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队副这话说得太过口无遮拦，是相当不合时宜。那年头敢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任性说话的，恐怕也就只有这久居于天高皇帝远的边境一线的人了。
傣族、佤族同胞素来是个知足的民族，尽管他们当时的那种知足，也仅仅是以温饱不逮为前提的，而他们之所谓幸福，也只是一种在贫穷中没有更高的奢望而已。但他们却甚为满足，在他们看来，只要没有饿着，仿佛就比那些坐朝论道，钟鸣鼎食之流快乐安逸。“种一季就够吃了，为什么还要种两季、三季呢？”体现的不仅是他们的知足，而是更高一层的境界──“知止”了。
但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当我们还正说着让这成片良田地荒着实在可惜的话，话音未落，就在当年（1969年），6700多名昆明、成都、上海知青，奉旨来到了孟定，这里是全国第二大的天然橡胶基地，大部分知青加盟其间，去种树割胶了。另有一部叫“水稻连”的，则向沼泽芦苇地进军，变荒滩为良田，就连派卡小黑河畔那片常有牛马觅食走动的湿地上也种上了水稻。当然，人们受生产力的限制其活动还只局限于坝区小打小闹，若是遇到稍大的自然灾害就无能为力了，比如森林着火了，就束手无策，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任其烧到哪里算哪里。
旱季时，在中缅交界以及孟定与沧源县之间的大森林中，常有山火燃烧现象，特别是在夜里站岗时看得更是分明，那呈带状的山火就像一长长的火龙，蜿蜒而来，一下从缅甸那边窜至沧源，一下从沧源窜至孟定，从这个山头烧到那个山头，但见浓烟滚滚，烈火熊熊，把半个天空映红，树木烧得哔哔剥剥直响。若放在今天，当地主官哪敢有少许怠慢，稍有差池，就会被约谈追责，火情就是命令，他会亲临第一线指挥，调来消防官兵，呼来直升飞机……
但在当年，孟定主官以及有关部门压根就没有怎样把它当回事，这山火分明已经连续烧了几天几夜竟无人惊慌报警，也不见有谁要去组织扑灭的意思。当时也就我们属皇帝不急太监急，咸吃萝卜淡操心一族，还想着去报告请示，因见主事者也是哼哼哈哈不置可否地装聋卖哑着，方知自个是在狗捉耗子，纯属多管闲事，于是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天下从此太平。好在几天之后，这山火见无人关注，自讨没趣起来，也就自燃自灭了。大火过后，小黑河对面山头上原本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变得稀稀疏疏、黑糊糊一片，甚是刺眼。
我们在与村民说及此事时，曾表达过对成片森林被烧的惋惜之意，我们揣摩，由于这满山的森林的归属权原本就不明确，遂成了几不管的空白地带。一稍显老道的村民平静地说：“你要管也管不过来呀！你看看这山火那么大，坡那么陡，路那么远，人那么少，水在哪里？是救得过来的吗？你们看看，山那么多，树那么密，是烧得完的吗？哪年不烧几次呀？烧烧也好噢，把里面的虫子都烧死了，留下的树都是命大的噶，下下雨活过来会长得更好的哟！”
醇厚的民风往往与落后相伴相生，所以才有边疆落后之说。明明是人力之不及，在灾害面前的无可奈何，他们还尽朝着好里想，看上去似一种超越现实的达观，实则是自欺欺人。但是，设身处地地想想，面对这绵延几十里的山火，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即便举村村寨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之力也是灭不了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烧到一定时候不都自燃自灭了吗？你若不去这样想，还一味地着急上火，寝食不安，既于事无补又劳民伤财，何苦来着。
不过，从村民的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当时还得到了两点启示：
一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但适于动物界，也适于植物界。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山火将林中灌木杂树烧尽，那些劫后余生幸存下来的大树，待雨季到来，占尽天时地利，尽得阳光雨露，还果真枝繁叶茂，愈发的挺拔高大了，而那山远远望去依旧还是绿绿一片。
二是野火烧山也不全是坏事，竟还有灭虫杀害肥地之功能！
当然，今若再说及刀耕火种、毁林开荒乃至围湖造田，人皆深恶痛绝、口诛笔伐。但在建国之初，国家刚经过战争创伤，一穷二白，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保证人人有饭吃的问题（尚不含吃得饱不饱），为达到此目的有的生态因此遭到破坏也是实属无奈，是迫不得已之事。那时边疆地区，为多打粮食，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事随处可见，就是部队也入乡随俗干过毁林开荒的事。今之猛赖坝对面是光秃秃一片，据当年的40师炮团的老兵说那里原本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树林，是他们将其砍尽杀绝，变成了包谷地，“那包谷抢生，刚种下便大获丰收！”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他们说“不开荒种地，不种包谷，牛吃什么？拿什么养猪？生活怎样改善？”
其实当年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因面积有限，也没有造成怎样的水土流失，相反还有扩大耕地，多产粮食以及除草、肥地、杀虫之功效，它至少没有像后来的化学农业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那诸多弊端。
说得极端一点，刀耕火种在那时乃是一种比较适合云南边疆山地的耕作方式。时至今日在与缅甸相邻的乡镇，诸如景洪、瑞丽乃至普洱等地还常能见到滚滚浓烟弥漫天空，村民们说那是缅甸土著们烧荒、烧山飘来的，有时缅甸边民烧荒的烟火被强劲的西南风送来，竟会使云南很多地方受到影响。这种烧荒的习俗在国内早被禁止，但在缅甸的许多村落里却是延续了几代的习俗，至今烧山、毁林开荒在他们那里还属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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