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宋朝，率先想到的是宋朝令人诟病的武德“费拉不堪”。 从宋太宗时期的高粱河惨败，到宋真宗签订澶渊之盟年年给辽国输币供款，宋仁宗承认党项政权独立并“赐予”钱财，最后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俘，蒙尘北上，拘押于五国城内坐井观天，实为华夏创立以来未有之事。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继续发挥、发扬祖宗的优良传统：求和、纳款、称臣。甚至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风波亭白雪纷飞，绍兴和议光复中原再无希望。
南宋王朝的武功令人无法恭维，经济上的成就却一直备受历史学家们肯定，作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时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来形容长江以南地区的经济富庶程度。那么，能由此断定南宋统治下的人民生活不错吗？ 从历史真实情况上看显然不行。
宋金对峙图
疯狂的土地兼并行为
南宋政权建立后，大批北方豪强、官僚贵族尾随而至。他们凭借自身权力、财力上的绝对优势，利用江南兵匪横行、战乱频发的情况巧取豪夺、侵占土地。致使南宋时期的土地兼并与集中程度大幅度超过北宋时期。
地主豪强对土地疯狂掠夺，南宋朝廷也不逞多让，大肆搜刮土地，扩大官田，以屯田、营田等名义招募佃农承担租金，以绍兴元年到淳熙元年（1131-1171年）的四十年间为例，朝廷控制下的官田高达20万顷左右，约占南宋全境垦田总面积的1/15。
宋高宗赵构（1107-1187）
宋高宗对臣下多行猜疑，导致朝廷文武大臣效法前人，多购置土地表示自己胸无大志、耽于享乐，进一步导致土地兼并的扩大化。宋高宗也不吝通过赏赐官田等形式奖励来考察臣子的忠心程度，像秦桧就曾接受高宗赐予一年可收租3万石的建康永丰圩950余顷良田，秦桧罢相后，又转赐予其他皇室或权臣。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赐田杂录》记载，南宋官僚一次受赏田产多达上百顷，有的多次受地，规模甚巨。
武将方面，就连以廉洁奉公著称的名将岳飞被抄家时也拥有水田700亩、旱田1100多亩的土地规模。其他大将更不用说，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史称他喜殖田产，侵占的土地跨越数州数郡不可计数，收兵权回家后仍每年坐收米60万斛。讽刺的是，张俊更让高宗秦桧信赖和放心，岳飞则成为昏君奸臣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后落得“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亡。
到了南宋中后期，土地兼并愈加疯狂，史弥远、贾似道等权臣更是继承秦桧敛财占田的的光荣传统。宋理宗统治时期已然出现“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的超级大地主；可怕的是，“亚乎此者，又数家焉”。时任殿中侍御史谢叔方惊呼：“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的现象成为南宋末年农业生产的基本现象。
大量激烈、频繁的土地兼并加剧社会贫富两级分化，自耕农、半自耕农纷纷破产，被迫沦为大地主掌控下的佃农，除了要按契约缴纳租金，还要被地主们额外剥削，在征收地租时强迫“加耗”、“靡费”等各类各项的克扣。部分佃农甚至与大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化成为奴仆，累世为奴，永不翻身。此外，针对佃农反抗地主的情况，南宋的律法积极保护地主阶级的特权，对侵犯地主的佃农量刑时比普通平民罪加二等。
数不胜数的苛捐杂税名目
南宋统治时期仍沿袭中唐改革的两税法，以春秋两税为正税。乍一看是继承大宋开国“仅收正税”的国策，实际上南宋王朝的苛捐杂税名目和加耗的负担是远超过正税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南宋朝廷的“仅收正税”也不低。
南宋官员林勋曾言：“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林勋认为自己生活的宋代征收的两税比唐代高了七倍，甚至当朝皇帝宋孝宗承认本朝“税赋太重”。现代研究宋史的历史学家们，诸如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张邦炜都认为为：“北宋赋重，众口一词，少有异议。”
而继承北宋统治衣钵的南宋，则继续在各类杂税名目的创新上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加耗是南宋王朝在征收正税上剥削百姓的头号利器，税吏肆意增加耗额，其数额少则一石加五斗，多则加一倍以上。“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二石二三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农民为此缴纳的“加耗”部分往往超出正税的2、3倍。
除了“加耗”，南宋官府在征收正税过程中实行一种名为“折纳”的收税方式，意思是把此物折成彼物，或把物折成钱，或把钱折成物。如以钱折绢帛，或以钱折麦，或折帛之后再折成麦。折纳原本是国家征收赋税的一种灵活方式，但在具体实施上，由于政府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加上官吏腐败，中饱私囊，大多数情况下折现成为一项扰民的弊政：“折纳之价，有一石至二十千者”。
来到南宋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其名目之繁多，宛如浩瀚宇宙中的漫天星辰。本文无法全部列举，只能罗列一部分。
南宋王朝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诞生，军费的消耗开支十分巨大，为此有一种名为“经总制钱”的杂税诞生。经总制钱为“经制钱”与“总制钱”的合称，首创于北宋末年的经制使陈亨伯，当时为了筹集军款镇压方腊起义，在正税之外临时新增卖酒、卖槽、田宅牙税、楼店务等七种杂税税收，称为经制钱。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曾废止。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予以恢复，并在绍兴五年（1135年）由总制使孟庾创立总制钱，税务内容更加详细，凡民间一切钱物交易，每千钱由官府抽取56文为“头子钱”。经总制钱的年收入十分可观，绍兴十年（1140年）达到了1725万贯，占全年总税收的25%以上。可见收入之多，百姓负担之重。也难怪著名学者叶适发出“经总制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之感叹。
南宋另一项为了增加军费而要求各州县按月交纳的一种杂税，名为“月桩钱”。始创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 年）。该税更是“殊名异目”，无奇不有。在百姓正税无法完全承担的情况下，地方官府为了完成朝廷交代的额外摊派，挖空心思，像江西的月桩钱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保正牌限钱、户长甲账钱、牛皮筋角等细致入孔的小名目。就连司法诉讼，败诉方要罚钱，胜诉方也要纳“欢喜钱”。光月桩钱一项在绍兴年间，年收入都在400万贯以上。
此外还有版账钱、身丁钱、盐税等，南宋王朝强行征收的苛捐杂税数量之多，超出正赋许多。以淳熙十六年为例（1189年）为例，朝廷正税收入200万贯，而经总制钱共计1440余万贯，如果再加上其他杂税，约等于正赋的九倍多”。
世人称“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可没有任何虚假成分。
影响
南宋王朝对百姓深入骨髓般的敲诈与剥削，给南宋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生活莫说富足，饱餐已然成了奢望。南宋王炎《答凌解元书》记载宋朝：“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诚可悯……山居之民，尽掘蕨根而食。“。 其惨状触目惊心。
宋廷的横征暴敛自然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从抗租斗争到湖广地区频繁爆发的中等规模的农民起义，无不彰显出南宋百姓对苛政的厌恶。之所以没有爆发如同秦末、明末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现象，一是南宋王朝基层管理相当严密，保甲环环相扣，统治者对百姓聚众防备深严。二是终南宋一代，民族矛盾始终是居于第一位置，前有女真贵族虎视眈眈，后有蒙古铁骑时刻准备饮马长江，北方强权在南宋境内的烧杀劫掠，让南宋百姓在大敌入侵的时刻往往能摒弃阶级矛盾站在抗金、抗蒙的第一线。
然而当蒙古帝国统治者迎来了以汉法治国、立志效法汉唐帝王统一天下的忽必烈后，大蒙古国变身元朝正朔，蒙古军也逐渐减少在南宋境内开展的屠城行动，注重军纪，南宋王朝抵抗元朝进攻的步伐只会显得越来越无力。
毕竟，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是忍耐力最高的群体，只要能有条件活下去，谁会愿意冒着杀头的风险造反？ 如果元王朝能带来比南宋更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又有谁会在乎“华夷之别”的古训？
参考资料：《宋代苛捐杂税知多少》
《新编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四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