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深圳，一座座“第一高楼”的变迁，述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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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建筑博物馆”的深圳，拥有着美艳的城市天际线轮廓。
146.59米，是埃及胡夫金字塔的高度。这一维持了超过3800年纪录的人类最高建筑，在近代才被工业进程和建筑发展所超越。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最新统计，在深圳这座超大型城市高空俯瞰，超过150米高度的建筑就有343座，仅次于518座的香港，排名全球第二；全球最高的100座高楼，深圳占了8座，而这些惊人的数字还在增加。
摩天大楼（Skyscraper），又称摩天楼、超高层大楼，起初是指10-20层的建筑，现在通常指超过40-100层的大厦，普遍在150米以上。
首先超越金字塔高度的，是一座座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欧洲教堂。人们似乎喜欢以建筑的高度用来衡量信仰的虔诚度，而这种对高度近乎痴迷的追求，引领了数次城市发展和摩天大楼建设的潮流。
1854年电梯诞生，直至19世纪末钢铁工业的发展，使得建筑向上“生长”有了更大的潜能。1896年，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造访欧美诸国。这次访问后来被很多人视为当时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高官睁眼看世界的一起标志性事件。纽约20多层的高楼林立和车水马龙，对李鸿章内心的冲击有多大，似乎有过很多版本的叙述，而后世的历史追述者们似乎也对这个名场面格外钟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座城市的最高建筑如同一把标尺，衡量着城市间的相对地位。20世纪30年代，克莱斯勒大厦（319米，1930年建成）和帝国大厦（381米，1931年建成）先后成为世界最高建筑。由此，美国纽约（NewYork），也不再是曾经的“新约克郡”，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金融中心。
深圳的第一高度，也在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刷新着。从早年20层楼、69.9米的电子大厦，到时代记忆——160米高的国贸大厦，再到雄踞15年榜首的383.95米地王大厦，以及441.8米、因楼层数而得名的京基100，深圳最高楼的身份在不断易主。
如今，在深圳繁华的福田中心区，平安金融中心以近600米的高度屹立着，成为世界第四，国内第二，深圳第一高度。龙脊似的天际线以一气呵成的气势，象征着企业与城市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早期深圳高楼仅20层
“不是我倚老卖老，”开部门周会时，马哥见我对这个选题头疼，点了下笔头说了几句，“我小时候去过几次上海，回到老家就有同学问我，‘你是从上海回来吧？听说那边有栋高楼，叫国际饭店（高83.8米），有24层高呢，你见过吧’。”或许是觉得我尚“年轻”，没能经历那样仰慕高楼的时代，他想让我有点感性的认识。
是的，仿佛压缩了近一个世纪的光景，曾经的中国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只有24层高。而曾经的深圳第一高楼，也只有20层高。
彼时的1980年，深圳GDP仅有2.7亿元，接下来的5年，深圳GDP增速均超过50%。上世纪整个80年代，深圳经济增长了超过40倍，1983年突破10亿元，1989年就突破100亿元（作为参考和对比，尽管受到了疫情等诸多因素影响，2022年深圳一季度GDP仍达7064.61亿元）。
工商大厦其时在发达国家及中国香港等地区迅速兴起，日趋流行。所谓工商大厦，即工业、商业共用的楼宇。这种工商两用结合的工商大厦的出现，一方面基于商业大厦的售价日益高昂，另一方面亦迎合现代厂家的需求。
1981年1月，华强北的“灵魂建筑”——深圳电子大厦在一片荒凉中动工。当时在深南大道北侧，先后兴建中的爱华电子大楼（40.5米）、二轻工业大楼、深圳工业大楼、华强电子大楼，都是九层以上的工商结合的现代化大厦。但跟20层楼高的电子大厦一比，差距就立马显现了。那时，福田区还不叫福田，而称上步，地界之内一片荒田杂草、废弃厂房，基本是房屋寥落人马稀。走在宽敞的大土路上，放眼望去，都没有什么遮挡视野的建筑物。当然，历史证明，荒芜可能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
这座高仅69.9米的建筑物，1982年8月建成之时显得鹤立鸡群，如今已被混凝土森林淹没。站在横跨华强北的人行天桥上望去，它并不起眼，但它的特殊地位早已被载入城市发展史册。杨学书执笔所写文章《建成20层电子大厦开创基建工程兵建设史上的先河》中，就记载了当时困难重重的建设情况（略有删减修改）：
负责施工的基建工程兵们，在当时哪曾干过20层的大厦？或许几层的商场楼房，搞搞矿山建设还能成，一来就要整高楼，既没有经验，更没有理性上的认识，“真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恐惧感”。经过认真的数十个不眠之夜，主任工程师王光华同志与技术组的同事才拿出了建设单位满意的施工方案，解决了施工的第一道难题。
工程打响后，进展却不顺利。当时吊装工具采用的是轨道式吊车，能前后移动20米，吊臂只能左右移动，不能旋转，操作起来比不上现在施工中使用的高层塔吊灵活。加之队伍对施工工艺可说是一无所知。一个月仅干了一层多。
除了缺乏施工经验外，加强科学安排、合理组织支援，才有可能加快施工进度。
新领导杨仁明到任后，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在实际操作时，为了保工期，第一支队深圳指挥所土建连队基本都上了，一时间，施工现场上演了人海战，当时战士们自嘲说：“我们这是老婆孩子全上了。”经过全体指战员不懈的努力，这座深圳经济特区第一栋高层大厦终于按期竣工。
这座大楼的建成有多引以为傲？早在电子大厦建设期间，便引来不少关注。香港媒体从香港的落马洲遥望电子大厦工地，以此来评判特区建设的进度和行情。因为当时的深圳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建筑，从香港落马洲可以看到电子大厦，从电子大厦也可以看到落马洲。彼时刚刚成立的深圳电视台，用电子大厦作为每天的开播画面；市机关干部使用的笔记本、特区党建刊物，封面的图案也都印上了电子大厦。
仅仅在电子大厦建成后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华强北就已经新建了50多家工厂。后来兴起了庞大而蓬勃的深圳电子产业，成就了“中国电子第一街”，使深圳华强北成为中国电子产业的“风向标”。
《深圳商报》关于电子大厦的报道。
国贸封顶的消息登上《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
“中华第一高楼”
1981-1983年，电子大厦一直都是深圳第一高楼，不过很快，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后来居上，那就是高度160米，被称为“中华第一高楼”的深圳国贸大厦。如今的它在世界高度排名4607位，是中国内地建成最早的综合性超高层楼宇，是深圳接待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景点——既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窗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站在160米高的国贸大厦，视野开阔，目之所及至今仍然是一片繁华。国贸旋转餐厅经理代江华耐心地向我介绍：“这边是香港，旁边是文锦渡口岸。”每一面旋转餐厅的落地玻璃上，都标记上了繁华的名字。
据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她忆述，当年的国贸大厦原址有个猪圈，“周边环境很差”，马路的宽度大概是现在的一半。楼房不高，城市景观一眼就可以望到头。30多年来，这里接待了上百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600多位国外政要首脑。
上世纪80年代初，想对标香港的深圳，首先就要在无限可能的建筑上发力——立项建设160米高的国内第一高楼。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一拍板，轰轰烈烈的建设就开启了。1982年10月开工，1984年4月30日封顶，1985年12月竣工，整个工期仅37个月，创造了当时空前的纪录。时至今日，“三天一层楼”依旧是“深圳速度”的重要象征。
“俯瞰罗湖渔民村，那方寸之地，有如神话中说的仙渚，三面环水，新居栉比，果然是块宝地。眺望即将修通的深南路，路树葱茏秀茂，车辆络绎如流，两侧的高层楼宇，高低错落，形成一条多姿的游廊。上埗、八卦岭两个工业区，连片的厂房和绿化带，遮盖了新翻起的红土。深圳市政府大楼有如城市的心脏，大小道路，似脉络向四方延伸。北望，闪烁着银光的深圳水库，令人想起那玉液琼浆在潜流着，注入香港的千家万户。”1985年10月4日刊登于《深圳特区报》的谢骅的文章《初登国贸中心大厦》中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高楼俯瞰景色。
1984年9月4日，国贸大厦以创纪录的速度结束了主体工程建设，当天下午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负责人、港澳客人、外国来宾等共300多人参加了隆重的封顶仪式。160米高的楼顶上，53面彩旗满满当当、迎风飘扬。
那个年代，内地人来深圳如没有登上国贸喝早茶，就会被认为是白来深圳了。国贸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成，使“深圳速度”名扬天下。1992年1月，邓小平登临国贸大厦旋转餐厅，留下了“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的经典话语。
同时，国贸大厦也是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第一座摩天大楼。
在深圳长大的孩子们，几乎人手一张国贸“到此一游”照片，我也有。现在的国贸已经翻修过了，但设计的风格和建筑的时代印记，依然清晰地凝固在钢筋混凝土和瓷砖形成的棱角上。那些上古的字体风格，古铜色的玻璃，中外贵宾的照片墙，现在看来更有正统的复古风韵。
“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工地。”参与过国贸大厦建设的陆建新回忆时，眼神中似乎藏着许多故事。1982年，时年22岁的陆建新毕业后南下深圳，开启了他开挂般的建筑生涯——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100、平安金融中心……几乎每一值得点名的深圳地标，都有他的参与建设。国贸大厦由全国38个省市单位集资建设，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办事处，各大兵种办事处及部分央企。时至今日，他说，自己恰巧都参与到深圳的发展，“只是刚好”。
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建设发展是主旋律。在一片开发浪潮中，国贸大厦并不是唯一的项目，而它的目标就是全国最高。
很多迹象可以看出，巨型高层建筑作为城市天际线的顶点，与一座城市的文化环境存在着某种协同效应。虽然它们耗资巨大，但考虑到单位面积和人均效率，其节能、节地的优势还是很大的，同时它也代表着财富和价值的集聚效应。
国贸建成后，楼顶的旋转餐厅作为当时的高端餐饮，吸引着每一位到访的来宾。名义上人们来吃，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来看。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高端逐渐走向了平民化，但这一荣光直到现在仍然有效。代江华带我走进了传说中的邓公厅。“还是很多人慕名而来的”，说到这里，她顿了顿没说话。这里一切如旧，桌椅布置仿佛时光静止。不远处的香港田园风光，映衬着一河之隔的繁华。
旅游观光和超高层建筑“联姻”
1990年代，深圳经济开始跻身全国前十，由此开始了一路的超越。1991年，深圳GDP突破200亿元，同时首次跻身全国前十排名第八；1996年突破1000亿元；到1999年，深圳GDP达到1804亿元，排名也上升到全国第五。
1994年开始动工，1997年投入使用的深圳地王大厦，开始其长达15年的高度霸榜。这座总高度383.95米（实际建筑高度324.8米）的港资巨塔，矗立在罗湖区的繁华中心，以其“双笔”造型成为了无法忽视的地标建筑，也是深圳首批历史建筑。当时，大厦聚集了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及办事处、外资公司，深圳经济在这里与国际市场亲密“搭脉”。金融、物流等跨国大公司的聚集，形成了庞大的链条企业客户，产生了几何效应。地王大厦，成为深圳服务业发展的一个标志。
1992年，深圳市政府将蔡屋围的“地王”地块推向市场，在全国率先组织土地使用权的国际招标。
那时，有关深圳特区二次创业、建设国际化城市的战略部署已经引起全国瞩目，而“地王”这块总面积18734平方米的地块招标信息一发出，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近200家境内外公司参与竞标。
曾任深圳熊谷组物业管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的陈浩斌回忆说，从标书上看，报价最高的是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47亿美元），但附加条件高，最后只好由叫价第二的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和1973年成立的香港熊谷组公司联合以1.42亿美元中标，中标的楼面地价为每平方米5320元人民币。
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地王”二字或许应有新的注解。
“地王观光深港之窗”位于69层，它是深圳第一个利用大楼高空优势打造的景点，1999年开业。2019年9月28日，时年20周岁的深港之窗开了个生日会，请回了当年的地王大厦项目测量负责人陆建新。他说起建设地王大厦时的奋斗故事，难得感性了起来，热泪盈眶：“当年为了能准确测量，我在300米高空走钢梁，下面是深南大道，走到中间，钢梁就会晃，我就蹲下来“骑”过去；有时候还要带着仪器上来测量，我一只手抓着仪器，往下看一眼深南大道，汽车只有拳头大，另一只手紧紧握住钢梁，全是汗……”
在采访高楼故事之前，我对它们的建设以及发展知之甚少，直到与陆建新对话，才让我突然间意识到，每一座高楼都是由无数人挥洒着汗水，悬在城市的半空，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
记得我去台北旅游，特意到台北101观光；去首尔的南山塔，也登高望远了一把。可能是因为平视的角度居多，只有从高空中俯视，人类才能更好地理解“造物者”的含义。
“地王”之后，是2011年建成、441.8米高的京基100。这座由流线、优雅造型和反射面暗示着喷泉的高塔，寓意着从深圳的经济成功中涌现出的财富和繁荣。当时，深圳经济总量才刚突破万亿元。从两万余组案名中脱颖而出的“京基100”，作为征集活动的中选案名，来自广州的投稿人陈昌扬先生还获得了万元一等奖。“他们老板很用心。”陆建新回忆起当时参与建设京基100时，作为施工单位甲方的京基的老总事必躬亲，到了几乎与建筑工人们同吃同住的地步。可是王冠都没戴热，4年之后，深圳最高楼就易主了。
2015年建成，垂直高度599.1米的平安金融中心，即使相隔数公里外，都清晰可见。它就如同一位巨汉，坚韧不屈，俯视着满是高楼大厦的福田区CBD。塔楼的形状犹如一根同时被天空和大地所牵引的钢缆。立面在建筑顶端，逐渐缩小形成金字塔状，赋予了建筑棱柱的美感。建筑的造型被外围结构的八根复合巨型柱所突出。
作为深圳第一栋真正意义上的超高层建筑（500米以上），平安金融中心的落成面世，成为深圳人观光打卡的新宠，跃升为新晋的地标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次年，深圳经济总量站上了2万亿元新台阶。2019年夏，牛津大学副教授David Cranston来到深圳，就点名要去平安。
“那个时候我还在申博，他是我想跟随的导师。”陪同他一起“登顶”的重庆女孩黄雪妍，作为地陪和翻译，准备带David好好游览一番深圳。不承想这位学识渊博的教授居然知道深圳的最高楼，并指明要上去看看。陪黄雪妍来的小陈，则是地道的“深二代”，他们三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没上过平安观光。从地下二层乘坐超快速电梯，55秒即可到达海拔541米、116层的Free Sky云际观光层，回字形的结构留给人最大的可视空间之余，极尽透光之能，还能控制人流单向进出。
俯瞰欣欣向荣的深港，门窗紧闭，远离尘嚣，颇有闹中取静的超凡之感。身处高空中，目之所及都迅速积木化——蚂蚁般大小的出租车跟远处火柴棍似的高楼，让这座城市显得陌生了起来。“对于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来说，高楼是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或许是时代不同了，在讲述自己“登高”经历时，小陈并没有马哥的那种兴奋感。“发展到现在，只是再高十层楼的区别，而不是从十层到一百层的区别。”她试着解释。
“可能是自己的城市太熟悉了，也有可能是见怪不怪了”，平安金融中心云际观光层的市场部负责人胡小妮笑着说。作为城市文旅地标，自正式开放以来，Free Sky云际观光层已经成功举办过多场有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特色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人。
我在采访间隙发现了几顶帐篷，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直播。“最近露营文化很火，我们也就顺势推出了云顶露营的项目，关注度很高。”她一边走着一边向我介绍，见过大场面的她对观光层内各个方向的建筑都很熟悉。“那片就是援建香港的河套医院。”顺着我指的方向，她介绍起那片白色建筑群。
摩天大楼的“意外”使用指南
2011年，一桩求婚入了各大媒体的“法眼”。
当年的11月9日晚上9时，原本安静的罗湖突然一阵骚动。刚建成投入使用，当时城市最高的京基100大厦外墙灯饰，突然出现“郑姗姗我爱你嫁给我吧”的向上滚动灯光字样，并持续了数分钟之久。百米字幕之下，原来是有男士手捧玫瑰在向女友求婚，铭记爱情长久。
2011年，楼体求婚广告让京基100成功“出圈”。
这堪称京基100的“出圈”时刻之一，此后这类私人申请发生的次数屈指可数，特别是城市统一管理灯光秀开始，个性化的表达似乎只存在于网络。或许同意这一申请的人当时也没有想到，在当时的城市最高楼，打出十个数百平方米面积的中文字，能在媒体和网友二次传播中产生叠加的传播效果。
当时媒体报道，京基100相关负责人林小姐透露，大约在一个月前，男主角找到京基100的招商中心，希望在大厦外墙LED灯饰上打求婚广告。鉴于大厦灯饰广告不作商业用途的原则，并且大厦灯饰还处于调试阶段，京基方面回绝了男士的要求。但该男士并没有放弃，多次上门请求。他的诚意让京基决定破例：在9日的晚上9时免费为求婚行动打上5分钟的LED灯光，男主角也在众人的祝福下，单膝下跪求婚抱得美人归。
这固然是个颇感人的都市传说，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的源头已无从追溯。但这次求婚事件，无意间成了打开超高层建筑流量的密码。
如今，深圳市的1800多栋楼宇景观、地标建筑外立面、大型户外屏幕，已纳入政府系统的灯光照明工程，曾经的破例求婚案例或难再复刻。
相比起京基100外立面440米×60米的显示，平安金融中心的大厦外立面显示屏，中心宽度相对较窄，只有30米左右。虽然窄了些，但城市最高楼的身份，24万个RGB点光源配合地标激光灯，依然能在任何时候获得满满的关注度。“我们也有过不少成功的宣传案例。”胡小妮说。
从求婚到成为点亮城市的指挥棒，摩天大楼使用方法的转变同样让人意想不到。
2019年9月，在满天星斗的见证下，由福田区委宣传部与晶报传媒共同打造的“点亮福田”首秀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与市民见面。在“光源榜样”故事分享会环节，陆建新分享了自己参建众多深圳地标建筑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了自己对“工匠精神”的理解。
用一场引发共鸣的故事分享会、一个仪式感十足的动作，赋予灯光秀更多人文内涵，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城市级文化IP，这正是“点亮福田”灯光秀的意义。“可能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这些东西去提振市民的精气神吧。” 平安金融中心建设管理负责人胡建波提醒我，除了“点亮福田”这个项目，“熄灯一小时”也是一种选择。
京基100和平安金融中心已连续多年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2021年，也就是深圳GDP突破3万亿元这年，平安金融中心作为“地球一小时”全球活动中国区主会场，领衔国内多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熄灯一小时，向公众传递倡导节能环保的理念。或许这些高楼在“高度”之外，也展现了它们作为地标建筑的“温度”。
国际绿色建筑联盟主席戴礼翔曾指出，一般都认为绿色建筑就是那个绿色完成品，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绿色建筑是一个全生命过程，从设计、建设到后期运营维护，都要去考虑如何节能。打造低碳城市是助力碳中和、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而绿色建筑是低碳城市的重要载体。
平安金融中心在建设之初就已经对建筑绿色和智能有了全面的贯彻——窗帘和灯光是全自动的，传感器会感知外界阳光的照射角，进而进行窗帘的调节，再对应每个办公桌面上方的灯光，确保每一张办公桌上光线的照度都相对均匀，达到500尼特光照的办公要求。
大楼还使用了冰蓄冷系统，在夜晚不用电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进行结冰、蓄冷；到了白天的用电高峰，系统就会将冰融化，吸热降温，形成循环，达到节能的效果。这样的建设和管理，使得平安金融中心获得了国内外业内最顶级的绿色建筑认证，甚至远超其初始设计。
往极限了说，即便这座能矗立一两百年的建筑最终要被拆除，它所产生的建筑废弃物也属于可循环利用的范畴。
站在平安金融中心观光层上，俯瞰繁华。
超强台风下的深圳第一高楼
除了大厦外立面的“意外”使用，垂直高度本身也可以做文章。深圳第一高楼和第二高楼近年来举办了多场爬楼、垂直马拉松大赛。不到20分钟从地面爬上楼顶，与其说是鼓舞大众健身，不如说是场“燃烧”膝盖半月板的极限运动。
但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深圳，高楼们的“极限运动”，成了一个新问题。
在国贸大厦采访时，我注意到旋转餐厅其中一面落地玻璃外有个小小的坑点，问及工作人员，说是当年台风“山竹”导致的，并再三向我保证了安全。虽然只是个小插曲，但绝对令我印象深刻。我对胡建波的采访也是从这个话题说起的。“台风山竹的时候我就在大楼里。”特地选定的平安金融中心116层观光层视频拍摄采访，他的身后正好是京基100和地王大厦的轮廓。
2018年9月中，因造成严重破坏被除名的15级超强台风“山竹”，正面吹袭深港两地。由于提前做好了预案，当时的大楼内除了部分管理人员外，大部分人已经疏散了。“我们大楼的阻尼器其实只使用了50%的功率，摇摆幅度大概1.5米。”作为拥有上百台电梯运作的超大型建筑，管理同样是一项大工程——552个传感器组成的结构健康监测系统，一直在实时传送着相关数据。
“这些系统其实平时也在正常工作，如果说是要为它（台风“山竹”）做什么准备，无非是说我们的一些机房变配电房要增加值守人员。”气压的急剧变化，使得大楼内外部以及低层跟高层的差别巨大，这也是胡建波驻守在现场的主要原因——虽说不紧张，但该做的准备工作都要做足。
由于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专门应对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因素，所以与一般的建筑相比，超高层建筑其实是更为安全的。佐证之一，就是即使在强台风“山竹”过后，深圳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大楼大多数都没有遭到损坏，反而是100米以下的建筑，因为建造时没有考虑相关的预防工程受损了。
2011年刚来到深圳负责分管建设不久，胡建波就开始着手平安金融中心项目。超高层建筑从选型开始，就要进行风洞试验。“我们原来项目申报跟设计是按660米。”他说。公开媒体报道，让项目最终“下降”60米的原因，是航空管制。
当超高层建筑的层数和高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功能适用性、技术合理性和经济可行性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在设计上、技术上都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加以考虑和解决。建设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情况。2016年1月下旬，正值大楼的塔冠施工期间，500多米的高空中气温低、空气湿度大，凝结在脚手架上就形成了一排排冰凌。“幕墙的施工工人在每一次上工之前，都必须先爬上脚手架，将冰敲掉，才能安全作业。”他继而补充：“很少有人知道，大楼钻石顶的位置，其实有我们福田区最高的一个气象站。”
除此之外，大楼建成后还需面临着更高的维护成本，电梯运行速度要更快，速度越快，电梯的技术难度越大，所以维护成本越高；喷淋系统会随着楼层的升高而增大维护量；国外有的摩天大楼常年聘专人负责建筑外立面的清洗，而建筑越高，风荷载越大，人工清洁的成本也越高。前往京基100采访的时候，我正好遇上“蜘蛛人”在50多层楼外清洁作业，继而得知他们每年至少清理大厦外立面两次，每次历时一个月之久，成本自然也是高昂的。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摩天大楼的电梯、保温、照明、清洁、物业等费用要比普通住宅高2倍左右。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必然的现象。”说起深圳越来越多的高楼，他说：“向空中发展，向地下发展，这个都是正常的。企业会去算经济账，如果不划算，就不会建设；如果觉得算了账（可行），又有品牌效应，它就会建设。”
2021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提出要加强项目审核把关，严把超高层建筑审查关。严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把超大体量公众建筑、超高层建筑和重点地段建筑作为城市重大建筑项目进行管理。其中“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基本上使得在可预见的将来，深圳最高楼之名仍然会是平安。
疫情期间，包括平安金融中心、京基100、地王大厦、国贸大厦在内的诸多高层建筑，都遭受到人流量锐减的冲击和管理上的困难，或许这也是冲击着高楼建设的原因之一。传统的“垂马”爬楼受到了限制，甚至外访也是如此。但很显然，这些新使用方法和业态并没有被人们放弃，甚至疫情刚消停一阵，就迎来了爆发式的回访和消费。
“地标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存在，从它破土而生的一刻，就已经与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更具备了人文精神与理想追求。” 平安金融中心负责人邹炅得知我们正在做深圳高楼的选题，特意为我们安排了这次采访。她认为，如果说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是这座城市的缩影，楼内三万人的工作与生活、商业，也如同这座城市一样，一直在奋发向上。
“我和陆建新一起做过节目。确实在深圳还是有一批幸运的人，能够见证高楼发展全过程。我个人来说，是参与了平安金融中心。”胡建波谈到对深圳高楼的印象时也说：“高度更象征着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期望。”
与世界知名城市一样，深圳的天际线一直富于变幻，“第一高楼”的纪录不断被刷新，这既是建筑材料、工程技术等科技的进步，也是经济繁荣的具体表现。在天高云淡中，一座座“第一高楼”的变迁，述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英国《经济学人》评价：“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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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李岷
记者 | 王子键
摄影 | 丘禹舜
制图 | 淡亚鑫
编辑 | 叶辉 邹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