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举国陷入震动，在我们旁边蛰伏了几千年的“学生”日本一下子成了我们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震动归震动，但还是想解决的办法，张之洞就想出了一招，他电奏朝廷说：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
张之洞建议清朝应该和俄国签订密约，如果沙俄愿意帮助我们攻打日本，威胁日本放弃他们苛刻的条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并且允许他们来华扩大贸易。如果英吉利愿意帮助清朝，清朝也可以给予他们同样的酬劳。
不知道大家对于张之洞的这个建议怎么看，反正梁启超是对此大加批评，他感慨说当时所谓的这些外交家眼光和手段都不过如此，实在可叹。梁启超为什么反对张之洞的这个主意呢？他认为这其实就是在引狼入室，鼓励别的国家干涉中国的事务。借助欧洲人的力量来对抗日本，实在是昏招，因为欧洲的危险程度和居心并不亚于日本。
在《马关条约》签订6天之后，就发生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事情，这看起来是成功借助欧洲的力量阻止了日本，但是欧洲国家之所以出头，完全是为了自己，他们不能容忍日本威胁他们的利益。他们接受了清朝的贿赂，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事情结束后，他们还成了清朝的恩人。梁启超感慨道：“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
张之洞或者李鸿章的做法真的完全错误了吗？或许是的，但是最起码他们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绝对不是少数，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魏源，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观点就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谓“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就是让允许其他“蛮夷”来华，让列强陷入互相争斗，张之洞的建议的目的就是达成这种列强相争的局面，清朝便可以在其中辗转腾挪，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两种方法都是近代中国面临大变局是思考出来的方向，二者虽然截然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无奈就是我们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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