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一下，如果是诸位当上了皇帝，为了王朝的稳固，首先要解决的是哪几件事？
各人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比较迫切的肯定有一件事：都城定在哪里？
定都就像确定国家老大，一旦定了，全国的资源都会向首都倾斜，历史上强盛的大一统王朝，都城都是同时代的世界级大都市——有这个条件，想不繁华也难。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于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在应天称帝不代表就把都城定在应天，北伐还在进行，天下还未大定，定都在哪，他要细细考量一番。
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先后出现了四个选择：应天、长安、洛阳、汴梁、北平。
确定首都，要满足几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是安全。京城是皇帝呆的地方，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能让敌人随随便便就能攻进来。京城一旦被攻破，这个王朝就离断气不远了，甚至可能就此暴毙，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悲剧的是大明最后还是这样崩掉的。
要保证安全，就对地形有要求，要有险可守。最好是山峦沟壑重重包围，中间一块的平原，能进来的路就那么一两条。在险要的地方，给建俩关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种，敌人要是不想来啃城墙送死，那就只能去翻山越岭吃土，等爬山游泳比完铁人三项好不容易钻出来，自己半条命已经没了。
然后是地理环境。土壤要肥沃，水源要充足，气候要适宜，还不能太偏，最好是居于天下之中心。这样方便物资运输，且一旦京城遭到威胁，或者边境传来警讯，整个帝国都能快速反应。
除此以外，还有诸多其他因素，比如经济是否发达、人口是否足够、军事上能不能镇得住外敌等等。
好像有点苛刻，所以历朝历代能定都的地方也就那么几处，多少朝古都就是这么出现的。
比如号称“十三朝古都”的长安，《史记》里这么描述它：且夫秦地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长安南有秦岭、北有黄土高原、西面群山纵横。关中平原沃土千里，数条河流将长安城环绕，在东面筑一个潼关，就能实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
而且，随着人口与经济的南移，在西北建都，有助于平衡国家力量，镇住西北方向蠢蠢欲动的敌人。
另一个名都洛阳的情况和长安差不多，这两个城市是汉唐两朝的东都和西都。
对比一下条件，四位都城候选人，哪个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呢？
应天看起来不错，地势虎踞龙盘，又是经济中心，有“天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之称。应天的劣势是在军事上，它偏处东南，离西、北都太过遥远，通信不便，要调动军队和资源支援前线和边境，费时又费力。而且，定都应天，会让资源更向江浙集中，西北和华北会更加荒芜破败，不利于国家的平衡。
历史上定都应天的六个王朝，都是偏居一隅的短命王朝，“所历年数不久”，老朱就算不信风水，想到这个，心里也有点发毛。
定都事关重大，朱元璋御驾亲临下一位候选人：汴梁，既是为了与徐达等商讨北伐下一步行动，也是为了实地考察。
一番考察下来，朱元璋觉得汴梁居于天下中心，交通很方便。但是汴梁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敌人可能出现在东南西北任意一面，考虑到自己以后要在都城长期办公，老朱觉得这个风险有点大。
汴梁就是开封，是北宋旧都。赵匡胤如果还活着，肯定对朱元璋的意见深表赞同，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正打算迁都洛阳。奈何他弟弟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就把大哥给震住了，迁都就此作罢。
166年后，“靖康之难”发生，金国用武力回答了大宋官家们定都开封是对是错。
“在德不在险”，什么鬼话，朱元璋可不会信这个。
可当时称帝已经将近半年了，都城得赶紧定下来，朱元璋考虑一番，决定沿用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八月初一，他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
没想到北伐军进展出奇顺利，不到一年就拿下了幽云和陕西。这边都城营建还没开工，新的候选人又出现了：北平、长安和洛阳。
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北平有元朝的宫室，能省民力；长安险固，又是天府之地；洛阳居天地之中，交通便利。
当然，缺点也同样明显，长安、洛阳早已残破，称之为都市都勉为其难；北平经济不行，又离南方太远，物资极度依赖漕运，到头来还是靠江南支撑。
看起来，没有完美无缺的都城，只有最合适的，那么到底选谁呢？
到这时，朱元璋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
以上这些候选人统统淘汰，我心中的首都只有，它！朱元璋用手指向应天西北方向。
众大臣循着他手指方向看过去，出现了两种反应。一种是手舞足蹈、举手赞同的；另一种是摇头叹气、极力反对的。
朱元璋手指的方向，正是他那魂萦梦绕的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
临濠府治钟离县，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濠州置，1367年又改为临濠府，以城临濠河得名，朱元璋就是从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走出来的苦孩子。
这就容易理解了，支持的大臣，都是跟随他打天下的淮西人士，那也是他们共同的家乡。
可是，以临濠为首都，就真的好吗？
反对派面面相觑，临濠经济落后又无险可守，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个定都的好地方。临濠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凤阳县，不需要多高深的地理知识就能明白，说临濠好，那是朱元璋在瞎扯淡，应天、北平、长安、洛阳这些地方，纵有千般不是，也百倍于临濠。
临濠要这么好，咋古往今来没一个皇帝看上呢，别说考虑定都，就连多看一眼都是奢侈。
朱元璋不管，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临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朱元璋对故乡的爱是深沉的，他选择性地忽视了临濠的所有缺点。
纵有千般反对，皇帝的坚持无人能够动摇，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便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轰轰烈烈的中都营建工程开始了。
“所言皆善，惟时不同尔”，这整件事背后，能看出朱元璋的心理转变。
定都应天与开封时，北伐军还没拿下大都，老朱当时只有这两个选择，他的帝国还未真正成型。
随着大军推进，元军望风远遁，大明的版图一再扩大，超出了朱元璋预想的速度。
开疆拓土是每个皇帝的梦想，更大的疆土意味着更多的人民和财富。大明，有钱了。
此时，他此前极力压制的，在心底一直蠢蠢欲动的那个想法，终于有条件实现了。
如果说古代农民一生必须完成几件事，除了结婚生子，延续香火，再就是置办田产，衣食无忧，除去这些生存的需求，再往上那就得排到光宗耀祖。
谁不想光宗耀祖，别说农民，就算读书人当了大官，衣锦还乡也是必须的。这种需求，在贫苦出身的农民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朱元璋就是农民出身。
如今发达了，当皇帝了，还不兴我让家乡在史上千载留名，让临濠百姓世世代代感念我老朱的功绩。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方式更光宗耀祖，这是人性的表露，却不那么理性，朱元璋开始膨胀了。刘基、胡子祺、陶凯等人先后多次进谏表示反对，统统被他拒绝。
大臣们发现，那个节俭持身，严于自律的朱元璋变了，老朱变得像个任性的孩子，为了营建中都，他不惜代价。
朱元璋下诏，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行工部，专事修建都城，一切便宜从事。他为这个部门配置了豪华的领导班子：包括李善长（公爵、前丞相）、薛祥（工部尚书）、汤和（公爵）、吴良（侯爵），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都是朱元璋的淮西班子，营建中都他们也同样光宗耀祖，自然是求之不得，工作积极性一个比一个高。
朱元璋的命令是“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行工部执行得不折不扣，各种建筑都按照皇宫的标准雕龙秀凤。为求坚固，在一些建筑的关键部位还灌注进熔化的生铁。
有多华丽呢，这么说吧，它的设计是按照北宋的汴梁和元朝大都来的。汴梁是宋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历经五个王朝建都。到了北宋，几代人用全国之力营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听听这些名字：艮岳行云 、夷山夕照 、金梁晓月 、资圣熏风 、百岗冬雪 、大河春浪 、吹台秋雨 、开宝晨钟，听上去就令人神往。
大都是大元皇帝居住的京师，共有十一座城门，规划整齐，经纬分明，堪称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道杰作。影响一直延伸到现代，奠定了今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但对朱元璋理想中的中都来说，这都只是基础。我的大明必须超越前朝，朱元璋的要求有多高，来看看凤阳城内高大的钟楼上新铸的一口铜钟。
根据记载，这口大钟“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径十尺有五寸，围三十四尺有奇”，明朝一尺是32厘米，这口钟高达5.12米，直径是3.36米，撞击一下发出的声音是“隐隐阗阗，雷旋电奔，震撼太虚，遐迩闻者，靡不耸愕”。这样一口铜钟，比永乐年间朱棣铸造的北京大钟还要大上许多，堪称铜钟界的怪物。
一口铜钟就这么讲究，可想而知朱元璋的要求绝不是随便说说的。
为了让中都名副其实，朱元璋还一而再再而三提高临濠的行政级别。先是把临濠府改为凤阳府，接着不断把原本不属于凤阳的州县给划到凤阳府，在中都营建期间，先后有十二个州和二十四个县被划归凤阳，凤阳成了一个超级大的府，辖区几乎囊括了整个淮河流域。
这个工程是如此浩大，就算调集全国之力，做完这一切，时间也已过去了六年多。经过日夜赶工，一座理想中的都城已拔地而起，除了几座主要宫殿刚刚动工，其他建筑已初具规模。根据现存的遗迹判断，如果中都的宫殿最后完工，将比北京故宫的宫殿都要宏伟得多。
听着不断传来的工程进度喜讯，朱元璋心痒难熬，迫切想要亲眼目睹自己的这一杰作。洪武八年四月初二，他抛下繁忙的皇帝工作，兴致勃勃赶到中都视察工作，顺便对有关人员进行嘉奖。
四月初二，洪武皇帝抵达未来的京师，这本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就在这一天，却永远剥夺了临濠成为都城的可能。
来到凤阳，朱元璋照例是四处巡视了一番，所见是拔地而起的梦想都城，所闻是陪同群臣的一片赞美，他不禁有些飘飘然。一圈下来，逛得也有点累了，他来到尚未完工的大殿中间，打算按计划论功行赏。
刚在新殿上坐定，朱元璋正准备哈哈一笑，来个开场白以示高兴，可还没等他笑出来，一件诡异的事发生了。
只听到殿脊之上，隐隐传来兵戈之声，仿佛有人拿着兵器在打架。——帝坐殿中，若偶人持兵斗殿脊者，
这真是怪事，朱元璋在侍卫严密保护之下，周围环境早已查看了十七八遍，闲杂人等也早已驱离，怎么可能有人拿兵器打斗，还是在大殿上面。
朱元璋心里发毛，可那声音并未停歇，还在影影绰绰不断传来。他刚准备出口的“哈哈”硬生生被咽了下去，眼睛像刀子一样扫视着下面的群臣。
大家面面相觑，眼看老朱就要动怒，太师李善长站了出来。
也只有他了，李善长资格既老，威望又高，还在皇帝面前很得宠，这种情况下，李善长来做汇报是最合适的。
李善长的汇报，简单来说只有一句话，可这一句话，就让朱元璋惊掉了下巴，紧随而来的是他的暴怒。
他是这么说的：这是因为工匠们在施工时使用了厌镇之法。
厌镇法，是一种古代的巫蛊之术。施法于类似之物，如其人的画图偶像；或施法于附丽之物，如其人的发爪衣冠姓名生肖。两者合用效果更佳，能使人遭殃或使自己承恩致富等。
汉武帝后期，就发生过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导致太子刘据被逼反，闹得武帝父子骨肉相残，事件牵连者达数十万人，起因就是有人告发大臣用巫蛊术咒武帝，史称“巫蛊之祸”。
大殿外的天空湛蓝，皇帝的脸色却阴晴不定，由红转白再转青。老朱气得浑身发抖，这可是我未来的都城，心心念念的地方，被人这么一搞，成了闹鬼的宫殿，不洁之处，还怎么呆得下去！
朱元璋气疯了，他立即传旨，将所有工匠“尽杀之”。
天子之怒，流血漂橹，朱元璋一道旨意，数千工匠就将人头落地。工部尚书薛祥是个厚道人，他劝谏道，宫殿修脊时，石匠和铁匠并未参与，其他木匠、泥瓦匠也应该区分在工不在工，不可一概滥杀。
薛祥是个善良的人，这一句劝谏，让上千人保住了性命。只是后果已铸成，杀多少人也挽回不了了。朱元璋第一次衣锦还乡，就灰头土脑地在新房子里碰了一头脏东西，未来的新都已成不祥之地，他再也不想停留，匆匆返回了应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朱元璋刚回到应天，就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刘基在前几天死了。
凤阳遇咒和刘基之死，这两件事单独看，也许会觉得是偶然，把它们连到一起，就掀起了大明立国后第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凤阳遇咒后，朱元璋下令彻查此事，得到的报告让他触目心惊。老朱只管业绩考核，不管执行过程。官员们为了为了赶工期、赶进度，不知疲倦地日夜督工，层层加码下去，最倒霉的是干活的工匠们。
古时并没有建筑公司之说，更没有专门的建筑工人，要搞工程得靠拉人头服差役。破败的临濠人口根本不够，为此迁来几十万移民，既为充实人口，也为营建中都提供劳动力。他们既要种田纳粮，还是中都建设的主力，一个人打几份工，没有休息，没有报酬，没日没夜地干活。
长期的高强度劳动，许多人病死——“多以疫死”。活着的人怨声载道——“怨嗟愁苦之声，充斥田邑”。
这种情况下，工匠们搞出了厌镇法，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发出无声的抗议。还记得元朝怎么被推翻的，就是从征集民夫，大搞工程开始的。明朝要这么搞下去，当心另一个独眼石人出现。
拿到报告，朱元璋惊呆了。
这是我自己干出的事吗？这是我想要的王朝吗？这和元朝有什么区别？
他又想到件事，那还是在吴元年（1367年）的时候。为了扩建应天，他命令徐达在江南加收税款，征集民夫，结果激起强烈反抗。松江三万多农民手拿农具，攻破府治，捕杀知府，造了他这个农民军首领的反。
朱元璋开始拷问自己的灵魂，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自己只是下了几道命令，却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这是他事前没有想到的。
犯错不可怕，从来没人永远是对的，可怕的是没有纠错的能力。
幸运的是，朱元璋有。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重大错误，为此特地祭告天地请罪，并抚恤死去工匠的家庭，免其差役。直到二十多年后，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过错，总结一生时把修建凤阳宫殿作为一大蠢事——“无昵音乐峻宇，得罪者凤阳宫殿也”。
中都工程进度已超过一半，现在成了鸡肋，修下去劳民伤财，不修下去完成的工作全部白费，朱元璋还在犹豫，另一件事帮助他做了决定。
洪武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身心俱疲的朱元璋回到应天，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个坚决反对他迁都凤阳的刘基，死了。
那年四月十六日，刘基在浙东老家去世，终年64岁。
报告上说，刘基是病故的，朱元璋却敏感地觉察到不对劲。
刘基的病他是知道的，病是慢性病，并不是绝症。就在动身去凤阳之前，他还下令现任宰相胡惟庸派太医前去送药，并送刘基回老家养病。前后不到一个月，刘基怎么突然就死了？
刘基死得迅速又奇怪，引起了朱元璋深深地怀疑，他派人秘密调查，得到的报告让他再次大吃一惊：刘基是中毒身亡，死因是吃了太医带去的药，太医没有给刘基下毒的动机，幕后主使者是宰相胡惟庸。
要说朱元璋对刘基之死悲痛欲绝，那谈不上，但一个重要国家干部被宰相公然毒死，还是假借自己的命令，性质就相当恶劣了。
如果是宰相的个人行为，那好办，按老朱的脾气，少不了治罪下狱，乃至人头落地。
可如果不是呢？
胡惟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有人：淮西勋贵。
顾名思义，淮西勋贵大多数人都是朱元璋老乡，他们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建立明朝，居功至伟。
按照对功臣政治的理解，居功至伟还有另一层意思：德不配位。
为什么要毒死刘基，有个说法是淮西勋贵（代表人物李善长、胡惟庸）和浙东地主（代表人物刘基）两大集团的较量，这其实是硬往权谋学、阴谋论上去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淮西集团（或称李党）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它也并非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那种集团或党派，把它看作一个松散的老乡会更妥当一点。大家来自同一个地方，都说一样的方言，还都是老同事，有啥事需要帮忙的，碍于面子也总归会照应一把。
传说中以刘基为首的浙东地主集团，则根本不存在。
所谓浙东集团无非就是宋濂、刘基、叶琛、章溢、胡深这几个人。大明立国后，在世的就只有刘基和宋濂了。
刘基和宋濂要权没权，要兵没兵。他们的官职加起来，还不如李善长众多头衔之一；他们的力量加起来，也不到李善长一个零头，拿什么去和李党对抗。
浙东集团不存在，对抗是存在的。说得再准确一点，叫做政见分歧。
刘基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在御史中丞任上，曾经执意处死违法的李善长亲信李彬，与李善长结下了梁子——由是与善长杵。
胡惟庸又是李善长的同乡兼姻亲，淮西集团的代言人。
胡惟庸成为丞相后，门下的故旧僚佐团结在他周围，甚至吉安侯陆仲亨、平凉候费聚、南雄侯赵庸这样的开国武将，也被他所罗致，形成了一个核心小集团。
身为丞相，背靠淮西，如此的胡惟庸，开始一手遮天。学士吴伯宗看不过去，对他发起弹劾，被找了个罪名贬到凤阳。大将军徐达鄙视他，不愿与他合流，胡惟庸竟贿赂看门人福寿，要他找机会谋杀徐达。
徐达武将出身又功高盖世，防备严密，胡惟庸没能成功。不过另一个人的安保等级要远远低于徐达：刘基。
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揭过胡惟庸的短处，让他忌恨不已。更关键的，在刘基与朱元璋那次谈话中，朱元璋还问出了第四个名字，那个名字正是刘基本人。
在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被刘基否决后，朱元璋接着问：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
刘基谢绝：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
刘基这么说，我相信他也是这么想的，问题是旁人未必肯信。
看看那份名单，杨宪、汪广洋、胡惟庸，这正好是依次入相的顺序，要是胡惟庸不当丞相了，接任的会是谁？
刘基是相位的有力竞争者，他偏偏还是个强硬的反对派，最可能对他的相位形成威胁。
不可能妥协的反对派，丞相之位最可能的继承人，胡惟庸有足够的动机除掉刘基。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患病在身的刘基服下了药，药方是御医带来的，他自然不会怀疑什么。照单抓药服用后，刘基病症发生了变化，原本只是感染风寒，现在他感觉到肚子里有石块在不停碾压，让他感到痛苦无比。
料事如神的刘基又失算了，派御医探病确实是朱元璋的旨意，可负责执行的，是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操纵御医开出有害的药方，让刘基病势加重，他要利用这个机会除掉刘基。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机会。
胡惟庸很聪明，这确实是个绝佳的机会。派御医是朱元璋的吩咐，刘基年纪已经不小，在那个年代，老人偶染风寒，一病不起是很正常的事情，别人无论如何想不到，旨意在执行过程中会被做了手脚。
怎么看都无懈可击。胡惟庸洋洋得意，他还没有想到，这是自己所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大到足以让他人头落地，他太小看朱元璋了。
刘基的病情恶化得奇怪又迅速，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如果这事发生得早一点或晚一点，真的就可能被胡惟庸糊弄过去了，偏偏，发生在了一个要命的节点——朱元璋凤阳遇咒之后。
凤阳遇咒，朱元璋彻查原因，懊悔不已，他又想到了劝阻自己迁都凤阳的大臣们。这些人是真正的忠臣啊，可是劝阻最激烈的刘基，怎么突然就死了？
朱元璋疑心重重，派人秘密查访，得到的刘基之死真相令他震惊。
再把凤阳遇咒和刘基之死联系到一起，朱元璋什么都明白了。
今天是刘基，明天就可能是其他人，这样下去，朱元璋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吗？胡惟庸如此胆大妄为，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这是对朱元璋本人的挑战。
再联想到修建中都的事情，如果迁都凤阳，淮西勋贵们又能与地方宗族势力勾结到一起，更加如鱼得水，带来的后果难以估量。想到这里，朱元璋不禁心惊肉跳。
老朱清醒了，中都的修建被紧急停工，凤阳在历史上永远失去了成为首都的可能。
接下来，他还要开始对付胡惟庸。
#明朝果然很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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