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九凤
2002年9月25日下午，突然传来周尔辉逝世的丧讯。那一夜，我泪眼模糊，总难入眠：周尔辉是开国总理的侄儿，省厅级干部。
我和周尔辉虽只有几年的交往，但感情却已经达到了“无话不可深谈，无宝不可示看”的程度。特别是1997年３月4日和1999年9月2日他与我的两次长谈，至今记忆犹新。如今他走了，我将回忆整理出来，还用他生前谈话的口气，作为对他的纪念。
淮安解放后，奶奶指着画廊里周恩来的画像对我们兄弟俩说：“这就是你们伯伯，他如今在共产党里当‘大官’了。”我们周家是在清代道光年间迁到淮安定居的。是伯伯的曾祖父和二曾祖父兄弟俩在淮安驸马巷买房定居的，并不是社会上说的是伯伯的祖父、二祖父。
伯伯的祖父周骏龙，后改名攀龙和起魁，号云门。他从“学幕”当师爷到当知县，一直在当时淮安府辖区内的海州（今连云港）、阜宁、安东（今涟水）、桃源（今泗阳）和山阳（今楚州）一带任职。云门公有4个儿子，依次是周贻赓、周贻能、周贻奎和周贻淦。因周家是个大家族，按大家族的排行分别为四、七、八和十一。贻能就是伯伯的父亲，贻奎则是我的祖父。所以有很多人问我：“你们和总理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我想说得更清楚些：我是伯伯的嫡堂侄儿。用老家淮安话说，我父亲恩硕和伯伯是“紧堂”兄弟。
我爷爷周贻奎，字焕臣，小时虽读过一点私塾，却因身有残疾而难有作为。在当时周家兄弟纷纷外出谋生时，他只能孤守淮安驸马巷老宅，与二曾祖父周俊昂的遗妾王氏（后来我们都喊她亚老太）以及我父亲恩硕等一起，过着缺衣少食的艰难生活。
一家数口人长年累月连肚子都吃不饱，哪还有钱给祖父请医问药？四爷爷偶尔从外地寄回些银票，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由于贫病交加，我爷爷年仅41岁时就离开了人世。
我爷爷的去世在伯伯周恩来1918年1月8日的旅日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我身在海外，猛然接到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第二天，伯伯又接着在日记上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这是周恩来以十一叔嗣子身份对周贻奎的称呼）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去向人家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别的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是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透过伯伯的这一字一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我家的生活已经艰难到何种程度！
我爷爷去世时，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周恩硕才十四五岁，难以撑门立户，因此一家人的生活格外困难，后来不得不步着伯伯的脚印，和恩溥、恩寿等兄弟先后都去了天津，靠四爷爷生活。
我父亲返回淮安不几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地方党组织怕伯伯的亲属们惨遭敌人毒手，通知我们全家转移到我外公陶家所在的林家码头避乱。我外公家也很穷，住不下我们四代六口人，只能在一个牛棚里栖身。父亲没住上几天，被淮宝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为县参议，但不久就在任上失踪了。祖母几乎哭瞎眼睛，带着妈妈找了一年多也没找到。后来听说是被湖匪水霸害死了。一家人只有依靠奶奶乞讨来的粥饭度日。
1948年秋，淮安城解放了。淮安县文化馆的宣传画廊里第一次张贴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新中国领导人的大幅画像。我奶奶牵着我和弟弟挤到画廊前，指着周恩来的画像对我们兄弟俩说：“这就是你们伯伯，他如今在共产党里当‘大官’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伯伯。
1952年，政府将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伯伯让我和奶奶去了北京，把我留在北京读书。当时，北京专门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烈士、高级干部子女的，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伯伯没有让我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我上普通的二十六中。这所学校原来是私人办的，叫汇文中学，各方面都比不上干部子弟学校。
我们那时上初中就住校了，伙食有两种，一种每月9元，一种每月7元。干部实行工薪制后，伯伯全部承担起了我的学杂费、生活费。他没有让我吃9元一月的伙食，而是吃7元一月的，防止我们从小养成特殊化和产生优越感。伯伯、伯母一再叮嘱我，无论是领导谈话、填表格还是同学之间交往，都千万不要说出与伯伯的这层关系。伯伯说：“你要是说出和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周恩来的侄儿，就会处处照顾你、迁就你，你就会逐渐产生优越感。这样，你的进步就会慢了。”
1954年，我从二十六中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入学不久，就有人知道我和伯伯的关系了。
“不是说你入党时组织上搞政审到淮安调查才发现的吗？”这是社会上流传很广的事，我忍不住发问。
“你是研究我们周家的专家，你也相信？”
“我还不能称专家。但这事从1977年起就在我们淮安人民群众中传开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周尔辉深情地回忆说，“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我确实没有忘记伯伯的叮嘱，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我和伯伯的关系。但是，你想，我在伯伯身边念了七年多时间的书，中南海出、中南海进，同学、老师谁没有长眼睛和耳朵？还有，那时考大学搞政审，一个经常出入中南海的人身份还搞不清吗？所以，我的身份在上北京钢铁学院不久就已‘暴露’了。”
1959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被学校留下，在教学研究科工作，主要任务是搞教学改革调查和研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那时年纪轻，工作还是十分投入的。
伯伯因为我婚礼的事在党小组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1961年暑假前，我向北京钢铁学院打报告，要求把未婚妻孙桂云调到北京来，然后结婚。当时北京钢院正在筹办附属小学和幼儿园，很需要教师，组织上很快就帮我办好了全部调动手续。暑假期间，我把桂云接到北京，住在西安门的一家内部招待所，房价每天1.5元。我选择伯伯有点空闲的时候，就带桂云一起到西花厅见伯伯、伯母。伯伯见了桂云，笑着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伯母拉着桂云的手，问长问短。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俩都是党员，打算在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举行婚礼时，伯母用商量的口气跟我们说：“改在2号吧？2号上午你们伯伯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呢。”我们当然点头同意。
伯伯永远都是忙碌的，他难得有半天的休息时间。我们的婚礼都是伯母一手操办的。1961年是我们国家连续三年天灾人祸的最后一年。那年发给一个人一年的计划供应布票只有1尺6寸，领结婚证的人凭证可以另外优惠8尺。我把这一丈多布票凑到一起，给桂云买了一条时髦的连衣裙。那时，像这样的时髦货在淮安商家柜台里还找不到。伯伯、伯母送给我们4件结婚礼品：一块“松鹤长寿”的织锦；伯伯穿过的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长裤；一条半新半旧的格子床单；再就是一对花瓶。现在只有“松鹤长寿”的织锦还在，衣服、床单用旧了，用坏了，早已不知去向。一对花瓶也在生活中不慎打碎了。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文物意识，也想不到这些东西留下来的纪念价值，没有当“宝贝”收藏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可惜。
7月2日那天，伯母把在北京的周家亲属都通知到西花厅，在淮安的我母亲和弟弟尔萃都没有通知到北京。我就穿着伯伯穿过的短袖衬衫和裤子，桂云穿着那件新连衣裙。参加我们婚礼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大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后来是伯伯干女儿的孙维世，还有龙飞虎的儿子龙小虎等，北京钢铁学院、伯伯身边工作人员也都派了代表参加。吃饭时，两桌挤不下，小孩子只能站在大人中间。大家有说有笑，喜气洋洋。饭后，伯母又安排所有参加婚礼的人合影留念。伯母让我和桂云坐中间，伯伯也高兴地坐在我身边，童小鹏、孙维世他们反而站在后边。伯母一边张罗一边高兴地说：“桂云呀，我和你伯伯结婚时，可没有这么多人，也没有这么热闹呀！”
我们的新房就布置在西花厅东厢房。房里有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两把木椅。床上铺着伯伯、伯母送给我们的那一条格子床单，床里边墙上挂着那幅织锦，被里和被面还是我们从淮安带去的。这样的婚礼是不能和现代的年轻人相比的，即便在那时，也算简朴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听说伯伯为我婚礼的事在党小组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说尔辉婚宴的钱虽是自己掏的，但也不应该搞那么“大”的场面，希望同志们不要向他看齐。
本来桂云是带着调令、户口迁移证、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粮油供应关系转移证明等一应手续到北京和我结婚的。不过这些事伯伯事先都不知道。结婚几天后，我和桂云又一次被伯伯、伯母叫到身边，我就向二位老人说了桂云工作调到北京的事。伯伯听了以后说：“噢，那么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我想，那怎么可能呢？因为北京钢院领导已经答应我把桂云安排在钢院附小，她在淮安是小学教师，到北京还当小学教师，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原来，就在我们举行婚礼的那天，伯伯就和钢院代表谈了话。他婉转地批评了钢院领导：“照顾夫妻关系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而偏偏要往北京挤呢？”钢院领导接受了伯伯的批评，没有收下桂云的户口等所有“关系”，让桂云还回淮安去。
伯母怕我们想不通，过了没几天，她来到我们新房，语重心长地对我和桂云说：“娃娃呀，因为有你们伯伯，你们在办别人难办的事时比较容易。可是，这是你们伯伯决不允许的。就以这次桂云户口迁北京来说，你们伯伯是主管全国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带头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夫妻都能理解伯母的话，暑假一结束，桂云就揣着调令愉快地返回了淮安。
1962年，桂云怀孕了。我觉得既然伯伯不同意桂云往北京调，我就该调回淮安，好就近照顾她。我便利用一次伯伯、伯母都在场的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伯伯一听笑着赞成了，但他当即却对我说：“不过现在不许办手续。”我茫然不知所措。伯母告诉我：“到时会通知你的。”事后我才知道，伯伯又让秘书到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查，怕我是被“特殊照顾”调回家乡的。在确信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照顾后，我就在那年暑假调回到淮安中学当教师。
我调回淮安中学当教师，伯母给淮安县委写了封信，要求县委必须做到两条淮安是我的故乡，我是喝淮河水长大的，对淮安有着特别的感情，回家乡工作也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2002年5月2３日，也就是周尔辉去世前一天，笔者在淮阴师范学院参加“2002·中国淮安吴承恩《西游记》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碰到了1962年在中共淮安县委办公室任秘书的徐忠同志。会间休息时闲谈，徐忠还清楚地记得周尔辉当年调回淮安时邓颖超特意给淮安县委写了信。信上说，她代表周恩来要求县委在尔辉调到淮安后做到两条：一、不能因为尔辉的调回，挤走他调回单位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二、不能因为尔辉与我们的关系在工作安排等问题上给予任何特殊照顾。
周尔辉也回忆说，伯母过问后，县委也回了信：尔辉调动属正常调动，没有任何特殊因素；他到新单位只是个普通教师，没有安排任何职务，也没有其他任何照顾。这样，我就在淮安县中学当上了“教书匠”，一直到“文革”结束。
（未完待续）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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