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诗人余光中的文学历程
作者 唐冬眉
已获作者授权发表
第三章 一块拒绝溶化的冰
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当保持零下的冰/和固体的坚度/我本来也是很流动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余光中《我之固体化》
余光中曾四度赴美，第一次是1958年10月前往爱荷华大学为期一年的英美诗歌和现代艺术的进修生涯。次年获艺术硕士学位。
第二次是1964年，余光中作为一名学者，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两年，任西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副教授，1966年回国后，在台湾师范大学做副教授。
第三次是1969年，应美国教育部之聘，前往科罗拉多州担任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及寺钟学院客座教授两年。
第四次是去美国洛杉矶讲学。
新大陆之行，是早已在幼年时的余光中就心向往之的，那时在四川大山里的少年，在黄桷树下看着地图，已在幻想着坐在轰隆隆的火车上，在落矶山脉中穿行，看着白雪，看着广袤的草原，美国是余光中梦中最神奇的地方。
余光中从部队退役后，在东吴大学兼了一年课，又经梁实秋引荐，转往师大兼课，教授大学一年级英文。当时只是讲师身份的余光中，要想再上一层楼，出国进修是最佳捷径。
然而，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出于经济困难，外汇紧张和政治上的考虑，对出国留学严加限制。1955年起恢复公费留学考试。出国的闸门一经打开，大家就一拥而上，竞争非常激烈。
这时，夏济安介绍余光中去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班，梁实秋极力促成此行，经费由美国亚洲协会资助，条件是回国后得在师大英语教学中心任教。
梁先生对此行笑说：“爱荷华有什么可教你的？不过是去玩玩，开开眼界也好。”
妻子范我存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丈夫去美国开开眼界。
于是，当许多人被种种关卡拦阻在出国的门外时，余光中却在1958年4月，于台湾基隆港上船，历时一个月，横渡太平洋，开始了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为期一年的英美诗歌和现代艺术的进修生涯。
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余光中，告别了妻子、父亲和出生不久的女儿珊珊，掉头东去，大陆和亲人更远了，诗人的泪水也流了下来。
一在爱荷华写作班的日子
以前，这里对于余光中来说，它只是世界地图上一片诱人的绿色，或是弗洛斯特和桑德堡诗中的辽阔背景。现在，自己步履于斯，呼吸于斯，那种奇异而精妙的感触是无法表达的。
初来美国，余光中除了学习之外，最强烈的感觉是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抛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美丽的大学城给一位异乡人的印象是：到处都是教堂的塔尖、古老建筑物上的青藤，美丽的女孩子和白发稀落的教授。
美国州立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班，是由班主任保罗·安格尔教授(Paul Engle)向企业界募款而成立的。
这个写作班的学生，除了美国本地作家外，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洲、南韩、菲律宾、日本、印度等国的年轻作家。
这一届与余光中同学中，有一位美国同学史纳德格拉斯(W.D.snodgrass)，是美国有名的诗人，两年后(1960年)获普立兹诗奖；还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桑多斯(Bienvenido Santos)，年纪与老师相近，早已是菲国闻名的诗人与小说家。
写作班上课的形式是轻松自由的，大多以座谈讨论的形式，选修课程完全由自己做主，可以全部选择文学，也可选修艺术、戏剧、音乐等课。
余光中选修的是现代艺术，由于他译过《梵谷传》，对西方艺术略有了解，有一定基础，上起课来兴趣盎然。
李铸晋教授讲述现代艺术发展史，在讲课时，配以大量的幻灯片，而考试就是从一千张幻灯片中抽出十张来考。这种严密的训练，为余光中的艺术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余光中返回台湾，开始和“5月画会”的刘国松、范哲等人密切来往，并且为现代绘画造势呐喊，这都与在爱荷华大学读现代艺术，受其熏陶分不开。
置身于陌生之地，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孤独和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作为一个从台湾来的求学者，面对的是这些压根不知道台湾，不认识也不想认识台湾的异国人。
他想“或许自己是来自落后的大陆，所以这些没有灵魂的现代‘物质’文明不认识我？”于是，余光中苦寂多于快乐，丧母之痛和思乡之苦，以及文化充军的失落之悲缠绕着他，让他寝食难安。
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余光中实在寂寞和无聊难耐时，便去芝加哥散散心，因为那里有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刘鎏和孙璐。
但是，每次从芝加哥回来，余光中都陷入到更深的思乡病之中。在《万圣节·后记》中诗人如此写出他在美国的生活：
秋尽冬至，气温下降。大陆性的气候，昼夜相差往往至30度。暴风雪来时，每于一夜间尽易冬帜--翌晨临窗，我惊讶于原野忽然变为白色的处女沙漠。万木尽秃，众鸟南迁，松鼠们亦深居简出了。 我常常坐在四方城中，一玻璃之隔，室内暖如暮春，而户外已降到零下十几度。一面写信给岛内的朋友，一面听萧邦与李斯特白而冷的键齿，我常悲叹波兰及匈牙利，更遥念多难的祖国。中国对于我，几乎像一个情人的名字。想北回归线上的朋友们多么自在。 我的灵魂冬眠于此，我的怀乡症已告不治，我的视域被封锁于许多美丽的六角形。偶然在信箱时寻到台湾来的信，暂时的喜悦只会加剧读后的凄凉。望尧寄来的《半球的忧郁》，夏菁寄来的创刊号《蓝星诗页》，都使我喜悦得流出泪来。
文明的巨兽，摩天大厦压迫着余光中，恍惚之间，余光中回到了台北，回到了古长安大街……
在美国的这一年，让余光中从崇拜西方到反思西方，从崇尚现代艺术，到回归古典传统，他仿佛是一只蜕变的蛾子，在他的内心和他创作风格的艺术追求上，都发生了嬗变。
在异国，诗人的怀乡症进入第三期的严重状态。有些美国同学简直不知道台湾在何处，英文报上更难读到故乡的消息。余光中开始体会到吹箫吴市、挥泪秦廷的滋味。
在余光中的《万圣节》诗集中，处处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以及文化充军的心情。
二这一年春天变成了永恒
思乡成了疾病，缠绕着诗人余光中，在《新大陆之晨》里，他这样描写自己：
零度。七点半。古中国之梦死在/新大陆的席梦思上/摄氏表的静脉里/1958的血液将流尽/……早安，忧郁。早安，寂寞/早安，第三期的怀乡病/……然后走进拥挤的课堂，在高鼻子与高鼻子/在金发与金发，在Hello与GoodMorning之间/坐下/……/照出五陵少年的影子/照出自北回归线移植来的/相思树的影子
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下穿行，在绿树草地里漫步，余光中都在内心里反抗着异乡的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它不认识牛希济，它不认识桓温，它不认识王粲。”最后在望穿太平洋而不见故土之后，他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对于新婚才两年的诗人来说，思乡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妻子的思念。于是守候信箱，等待从太平洋那边的飞鸿鱼雁，成为他每天的希望。在《真实的感觉》中有着如此缠绵的诗句：
世界被蕈状云熏得很热/而我很怕冷，很想回去/躺在你乳间的象牙谷底/睡一个呼吸着安全感的/千年的小床。而两旁/具有古埃及建筑美的圆锥体/对峙着，为我屏/时间的风沙
到了暑假，他和一位中国同学自四方城中迁出，租了一位美国老处女的楼上房间，住了两月。8月中旬，行过毕业典礼，便去芝城一游。
6月底，余光中和其他中国同学去附近的Macbride Lake State Park，游后曾给咪一信，末段如下：
湖小而长，岸边森林很浓，下午天阴，益增荒凉之感。倚树而坐，远望林中的红男绿女，如对Manet或Renoir的画，美是很美，也很惆怅。我们之间有多远的距离啊！没有你在身边，一切风景都浪费了。把自己从一切有关系的脸孔间拔出来，而置之于一无所有的真空里，为什么呢？我的手因久不接触你的而麻木，我的唇已忘却食物以外的滋味了。
思乡也好，思妻也好，不过余光中心里很清楚，到美国来决不是为了让自己整日沉缅于美丽而哀愁的乡愁之中，而是为了学习代表世界潮流的现代文学和艺术。
在美国一年的学习期间，余光中认识了许多师长和朋友，中国的有郑秀华、陈缵汤、苛渊博等同学和梅贻宝教授，日本的如长田好枝同学，美国的居停女主人苏克，以及奥赛洛的欧乐生家人。
但对余光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两位老师，一个是自己的同胞李铸晋教授，当时他讲授现代艺术，自然对同胞余光中的关心和鼓励就更多一些。
余光中在现代艺术学习中受其教益很多，而且，李教授多次在风雪中亲自送余光中回他的住宿地--四方城，这让身在异乡的余光中尤其感怀不已。
另一个就是无论在课程的安排，还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都给予了余光中许多启示的导师安格尔教授。安格尔很看重余光中，除了请他到家里吃饭外，还邀他和家人一同去他的别墅度假。
安格尔教授五十岁，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机智、幽默，是个农人的儿子，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南北战争的老兵。从小就在街头卖报，做过搬运小工、杂货店伙计、司机和园丁。研读过神学，布过道。
1932年，他得到爱荷华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一卷诗，名为《疲惫的大地》。这也许是以创作获得大学研究院学位的最早先例，而且使作者荣获该年度“耶鲁文丛青年诗人奖”，其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和人类学。
他游迹遍布欧洲大陆，曾经遍历英国各地，并且远及瑞典、乌克兰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1937年，安格尔回到美国北部的母校爱荷华大学任教，不久便主持现已闻名世界文坛的诗和小说创作班。
安格尔作为一个教授和诗人，他深刻地认识到，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无法真正地在课堂上培养出优秀的诗人和小说家来的。
更幸运的是，在爱荷华的十个月中，余光中会唔了弗洛斯特。
那是1959年4月13日，余光中在爱荷华城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缪斯”--弗洛斯特。
在《书斋·书灾》一文里，余光中说，一般诗人的缪斯都是女的，可是自己的缪斯却是男的，那就是有巨像悬挂在自己书房墙壁上的弗洛斯特。
“这可是世界上仅有的一张”，余光中常引以为豪地对来访他书斋的朋友说，“只要一看到这位伟大的诗人，一想到曾经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出现过这么一颗‘与日月同辉’的心灵，我就不会感到寂寞，就不仅对诗油然而生一分无限的敬意。现在，当然它对我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它已经成为我避邪的灵物了。”
4月13日，余光中不但听到美国当代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演讲，随后还在安格尔家中会晤了大师，并合影留念。
弗洛斯特是二十世纪美国新诗运动第一代名家，曾四度荣获普立兹诗奖，八十五高龄仍然广受美国年轻一代尊崇，这从4月13日当天教室拥挤得水泄不通的盛况可见一斑。
余光中曾听梁实秋提起，三十年前也在波士顿近郊听过佛洛斯特朗诵其诗，没想到三十年后，弗氏依然健在，且能亲来演讲。
过去在台北时，余光中虽然读过许多弗洛斯特的诗，但从来没有奢想自己真的有朝一日会见到诗人本人。
这一天下午二点，余光中照常去“诗创作”班上课，发现平时只坐二三十人的教室里竟已挤满了外班“侵入”的听众约五六十人。余光中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只能对着讲坛的斜背面。
二点五十分，安格尔教授领了一个银发老人进来。当弗洛斯特开口以挟带古风的声音说话时，想过去只是在纸上见到的名字，现在一个真实的诗人就在眼前，余光中激动不已，说是演讲并不恰当，其实整整一小时只是弗洛斯特在答问，一来一往尽情地探讨诗歌的创作和评论方面的问题。
余光中至今记得同学们提问的问题，弗洛斯特如何机智幽默地一一给予解答。
课后，安格尔教授将班上的三位东方同学：菲律宾诗人桑多斯，日本女诗人长田好枝和来自古老中国的诗人余光中介绍给弗洛斯特。三人和弗洛斯特合照后，诗人在热情的掌声中离去。
当晚，弗洛斯特又在党校的音乐大厅正式演讲，平日可容纳两千人的大厅，竟挤满附近百英里内赶来的听众及学生，来迟的只好拥挤着，依壁而立。
诗人的诗朗诵，从晚近的到早期的，一如在检阅自己八十年来的幕幕往事。他追念老友汤默斯，怀念大西洋对岸的故人格雷夫斯，他以苍老但朴素有劲、且带浓厚的新英格兰乡土味的语言朗诵《不远也不深》、《窗前树》等名篇。
余光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首自己不知已吟咏过多少遍，也曾经试译过多少遍的《雪夜林畔小驻》，这首诗在诗人的吟诵中，再一次永驻余光中的心间：
想来我认识这座森林/林主的庄室就在邻村/却不曾见我在此驻马/看他林中积雪的美景/我的小马一定颇惊讶/四望不见有什么农家/偏是一年最暗的黄昏/寒林和冰湖之间停下 他摇一摇身上的串铃/问我这地方该不该停/此外只有轻风拂雪片/再也听不见其它声音 森林又暗又深真可羡/但我还要守一些诺言/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还要赶多少路才安眠
演讲结束，安格尔邀请余光中一道参加了在安格尔寓所举办的欢迎弗洛斯特的鸡尾酒会。
弗洛斯特与宾客握手交谈。轮到余光中，安格尔介绍他来自台湾，弗洛斯特似乎很高兴，微笑着问道：“那么你认识乔治叶吗？”
“您是指叶公超大使吗？”余光中恭谨地回答。
“是的，他曾是我的学生呢，是一个好学生。”
接着余光中告诉大诗人，他的一位老师梁实秋三十年前留美时曾听过大诗人的演讲。
“是吗？那时在哪儿？”
“在波士顿。”
“啊！台湾的诗现状如何？”大诗人问。
“人才很多，尤其在军中，可惜缺少鼓励。重要的诗社有三个，蓝星、现代、创世纪。您的诗译成中文的还不少呢。”
在鸡尾酒会上，余光中将自己翻译大诗人的《请进》、《火与水》、《不远也不深》、《雪尘》四首诗拿给弗洛斯特，并请大诗人在两本新买的“现代丛书”版《弗洛斯特诗集》扉页上签名。
弗洛斯特坐下欣然答应余光中的请求，一本签给他，另一本签给夏菁，因为夏菁也非常崇拜弗洛斯特。
弗洛斯特给余光中的题词是这样的：
For yu kwang-chung
Fom Robert Frost
With best Wishes to Formosa
Lowa city,lowa,U.S.A.1959
（给余光中，罗贝特·弗洛斯特赠，并祝福台湾，1959年于爱荷华城）
写到Formosa时，大诗人还特别问他该用Formosa还是Taiwan？余光中答说都可以，于是大诗人选择了前者。
签完书后，余光中又站在大诗人背后，请长田好枝为他们拍照。俯视老诗人的满头银发，突发奇想，很想偷偷剪下几缕银丝，带回台湾，分赠蓝星诗友。可惜人多眼杂苦无机会下手，只好作罢。
1963年初，八十八岁的弗洛斯特去世。噩耗传来，身在台北的余光中连夜赶写了一篇悼念弗洛斯特的文章──《死亡，你不要骄傲》：
六十年代刚开始，死亡便有好几次丰收。海明威、福克纳、胡适、康明思。现在轮到弗洛斯特。当一些灵魂如星般升起，森森然，各就各位，为我们织一幅怪冷的永恒的图案，一些躯体像经霜的枫叶，落了下来。
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些躯体变成一些灵魂，一些灵魂变成一些名字。好几克拉的射着青芒的名字。称一称人类的历史看，有没有一斗名字？就这么俯首枫叶，仰望星空，我们愈来愈寂寞了。
死亡，你把这些不老的老头子摘去作什么？你把胡适摘去作什么？你把弗洛斯特的银发摘去作什么？
弗洛斯特使余光中的这一年春天变成了永恒。不仅仅是由于它使余光中亲眼见到了自己三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缪斯，更重要的是弗洛斯特的到来，使余光中来美国后近于荒废的创作带来激情。
在《我是很拉丁的》一诗里，余光中戏称这个春天是自己的又一次“文艺复兴”。他的诗兴如泉涌，这一时期收获了三十多首诗。
较之以前的作品，余光中此时的诗歌风格自然地表现出了某种抽象的意味──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抽象派绘画理论对余光中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扬弃了以往的装饰性和模仿自然，转而推出一种高度简化的朴素风格：
常想沿离心力的切线/出星球的死狱，向无穷蓝/作一个跳水之姿。
三再见，虚无！
1959年8月底，余光中告别了美国的旧金山，横渡太平洋，直奔台湾。途经日本外海时，他乘坐的招商局“海健号”遇上了台风，在海浪上俯仰了三天，然后才到达琉球，最后沿台湾东岸，绕过鹅銮鼻，最后抵达高雄。经过一个月的漂流，余光中在船触岸的一瞬间，眼睛湿润了。
学成归国，余光中在师大英语系中心专任讲师，同时在另外三家大学兼课。
余光中的归来，对台北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称职的外语讲师，也不是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到来无疑是一位勇士，奋不顾身投入到当时台湾文坛的“枪林弹雨”般的论战之中。
从1952年到1958年间，余光中先后出版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梵谷传》、《老人和大海》等四本书。
赴美进修学成归国后的余光中在四所大学兼课之余，同时主编《蓝星诗页》、《文学杂志》、《文星》杂志诗页，已是诗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时的余光中三十岁出头、年轻气盛。回到台湾不久，立即参加台北的种种文坛活动，与反对现代诗的老顽固们论战，但在他内心深处，受到留美期间的巨大冲击，又转过头来希望回归东方，拥抱中国。
在当时一片西化即现代化声中，余光中却高呼重新认识传统。这自然招来现代诗人的攻击。从此，又引发另一波论战。
如果说五十年代是纪弦的时代，那么六十年代的台湾应是余光中的舞台。
受纪弦现代主义的影响，“创世纪”诗社把现代诗推向另一个极端──超现实的境界。纪弦终于不能认同，在“创世纪”人士眼中，又变成保守派了。纪弦一气之下，于1965年5月在《公轮报》上发表《中国新诗之正名》，次年又在一场座谈会上扬言取消“现代诗”一词，于是由他领导的现代派终于退隐，而由“创世纪”代领风骚。
六十年代似乎是“创世纪”的天下，然而诗坛的焦点却是余光中。
余光中的诗风格历经几次重大转换：1948年到1955年，他基本上沿袭着五四以来的“新月派”格律诗余风；
1956年到1960年，受现代诗运动的影响，转向积极西化。
可是自美返国后，他又主张回归古典，尤在1961年他发表长诗《天狼星》之后，引起了洛夫的否定，抨击此诗不合现代主义、虚无主义及超现实主义。余光中随后也发表了《再见，虚无！》一文，正式宣告回归中国古典传统。
余光中在一片西化及现代化中，独自大喊重新认识传统，自然会受到大家的攻击。当时的保守分子嫌他太激进，激进分子嫌他太保守。一时，余光中受到两面夹击的局面。
当时，余光中与洛夫之间的论战，尤其引人瞩目。
洛夫，原名莫夫，1928年5月11日生于湖南衡阳，1948年考入湖南大学外文系，就读期间就已经发表新诗十余首。1948年随军去台湾。
1953年10月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提倡创造“新民族诗型”。1958年后其诗风骤然巨变，开始极力鼓吹进行新诗的再革命，并在实践上致力于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后期又逐步转向明朗。
主要作品有诗集《灵河》（1957），《石室之死》（1965），《外外集》（1967）、《无岸》（1970）、《魔歌》（1974）、《众荷喧哗》（1976）；评论《诗人之镜》（1969）、《诗的创作与鉴赏》（1975）、《洛夫诗论选辑》（1976）等。
在余光中和洛夫论战之前，他们虽不能说是什么至交，却至少也是老朋友，早在1958年3月5日，身在台北的余光中就曾以诗相赠远在高雄的洛夫：
路灯们撒下张张的网/在捕捉波浪的热带鱼/恰似永恒的光屹立着，梳着/时间的金鼠/忧郁和寂寞坐在公园的长靠背椅上/喃喃地说着，如何一颗星/在远方，和流浪人的灰眼晴/幽会/喃喃地说着，而且饮着/那溢自透明的高脚紫晶杯中的/月的冰牛奶/于是，台北虽远得有些美了，于是/记忆亦重了，记忆垂着/如雨后，一树成熟的芒果
由此可见余光中对洛夫的思念是深切的，同时也可衬出洛夫和痖弦对余光中的友情。
不仅有诗相赠，双方还各有拜访。写完这诗不久的3月下旬，余光中夫妇南游时，还特地在高雄爱河旁约见了洛夫和痖弦。那是诗人们在神交已久后的第一次见面。
4月上旬，洛夫又上台北回访，并在台北美而廉茶会中和余光中、覃子豪、钟鼎文、方思、黄用、夏菁、吴望尧、罗门、蓉子诸位聚首，共同探讨台湾新诗的发展大业。
1960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庄莱德夫妇为庆祝余光中《中国新诗》出版举行酒会，胡适、罗家伦等人到场的同时，洛夫也到场祝贺。
1961年10月，洛夫结婚，余光中与覃子豪、彭邦桢、纪弦、羊令野等人一样，也是新郎的嘉宾。
然而，私人之间的友情终究抵不过诗的观念上的不同。
自从1958年洛夫的诗风发生了巨变之后，洛夫彻底反叛了过去一直坚持的“新民族诗型”的自己，这同时也意味着与具有浓郁学院气息和理性精神的余光中的分歧愈来愈大。
而洛夫要彻底告别过去的自己，要真正推动台湾诗歌的“现代化”历程，无可避免地要向颇具代表性的余光中挑战。
过去的一些争论，只是余光中与洛夫各自在为自己的诗学理论主张的不同展开的激辩，真正的正面交锋却是始于余光中《天狼星》一诗的发表。
1961年5月，《现代文学》第八期发表了余光中探索性的长诗《天狼星》。余光中自己也承认《天狼星》并不是一组很成功的作品，他所以要写这首诗，是要对自己的创作能力进行一次挑战，是否仍然能像普罗斯佩罗呼风唤雨那样驱遣文字和思想。
诗发表了，就不再只是属于作者本人了，批判家自然也就有了批评的权力。洛夫首先对余光中这首不太成功的《天狼星》发难，撰写了比较详细地表达自己诗学理论的、长逾万字的《天狼星论》，发表在《现代文学》第九卷上，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促成余光中理解和接受他所宣扬的超现实主义理论。
在此之前，余光中虽然不满于台湾一般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但对他们的批评也是泛泛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论战”性质，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余光中考虑到他和洛夫的私人关系。
但这一次，面对洛夫的长篇大论，余光中不得不直面这次挑战。
洛夫站在先锋和前卫的立场上，与比较理性和中庸的余光中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1962年余光中在《从古典诗到现代诗》中强调：
“反传统不如利用传统，对于传统，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于自由出入。”
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余光中又说：
“我们大呼回到中国来，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西方的学习。”
对超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洛夫的概括就是“真诚”两个字。而所谓的“真诚”首先就是对“潜意识”的真诚，因此，梦乃是所有现实生活中最真实的境界。
超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反对传统中社会、道德、文学等旧有规范，透过潜意识的真诚，以表现现代人思想与经验的新文艺思想。
二、它是一种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的态度，以文学艺术为手段，使我们的精神达到超越的境地，所以它也可以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
三、在表现手法上主张自动主义。
在余光中看来，洛夫的这些超现实主义思潮的核心无非就是两个方面：虚无和晦涩。
洛夫对此从不遮掩，承认“虚无”和“晦涩”是超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
围绕着“虚无”──人生观的分歧；“晦涩”──文风的异趣，台湾一南一北两大诗人公开论战，一时成为文坛中人所瞩目的事件。
针对洛夫的诗学理论，余光中指出，洛夫极力鼓吹西方超现实主义思潮不过是“跟风弄潮”的一种表现。文学不是风潮，作家更不是时装家，只有经得起时间侵蚀淘汰的理论和作品才是真正有生命意义的。
余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洛夫的超现实主义的诗学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理论。因为洛夫的超现实主义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实际上与保守人士并没有什么两样，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狭隘民族心态的体现罢了。
首先，对自己民族的“耿耿于怀”难道不就是一种反面的狭隘民族心理吗？另外，不同样也是某种狭隘的崇外民族心理吗？
因为任何一个超越了所谓狭隘民族心理的人，都必须以冷静而坦然的态度像对待自己的民族一样来对待别的民族，他既不会过分偏爱自己的民族，同样也不会过分偏爱别的民族，反之，也是同理。
余光中再三强调，新诗是反传统的，但不准备事实上也未与传统脱节；新诗应该大量接受西洋的影响，但必须是中国自己的诗。
余光中又奉劝他的对手们，在五体投地于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等诗篇的时候，还应该读读艾略特的诗学论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艾略特的诗歌精神。艾略特不仅不像他们那样激烈地反叛传统，相反地是多么地重视传统。
早在本世纪初，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就指出，“历史意识”是任何一个想真正成为大诗人的作者所必不可少的。而这种“历史意识”无非是指，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不但使诗人在创作时有他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因为在艾略特看来，诗人，乃至任何的艺术家，都不可能独立地具有完全的意义。
在艾略特传统观的基础上，余光中进一步指出，就算传统你可以反，但如果你连传统是什么都一无所知，那你又怎么去反它呢？反传统本身要求你首先要了解传统。
而且，有时候反传统反的只是某一时期的传统，却与另一时期的传统暗相呼应；有时反传统只是反传统中的某一精神，却与传统中的另一精神不谋而合。
余光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与反传统必然相伴的那便是反映在生活上的虚无态度，而后又从虚无的生活状态产生虚无的诗，如此恶性循环不已。没有读过海明威的原文，却不知从哪里学会了“迷途的一代”那种否定人生意义和价值，否定道德与社会的姿态；流动酒会，集体调情，自我放逐，做咖啡馆的游牧民族，生活的逃兵，却自命为现代，自命为反传统。
由于这些“现代病”患者心里只有悲哀和孤绝，所以他们的作品注定也就是晦涩的，难以与人沟通的。
更为可怕的是伪虚无的流行，失去了真实的感受，只是在人哭亦哭，人怒亦怒，完全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
在论战的同时，余光中没有停止一天创作，从1960年到1970年之间，余光中译著不断，成为国内十分重要的诗人、诗论家及翻译家。
1960年出版《万圣节》、《英诗译注》，并主编《中外》画报的文艺版。1961年英译的《中国新诗选》出版；1963年出版散文集《左手的缪斯》及评论集《掌上雨》；1964年出版诗集《莲的联想》；1965年出版散文集《逍遥游》；1967年出版诗集《五陵少年》；1968年出版散文集《望乡的牧神》；1969年出版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夜市》。
余光中的每一本书都受到读者的欢迎，并受到诗坛的好评。罗青将《天狼星》看成“六十年代白话诗的预言及长篇巨制中的里程碑。”陈芳明也对《莲的联想》下过如此论断：“在台湾诗史的演进途中，《莲的联想》是相当珍贵的一本诗集，它使现代诗的西方论者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中’和‘西’的对抗，‘古’和‘今’的并峙，形成了诗史上最精采的一页”。
痖弦曾说：“余光中的诗与散文，都在留美后达到高峰，他的文学为中国散文开拓了新道路。”
六十年代余光中不但创作丰盛，也是战斗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1961年他左接洛夫，与超现实主义“论战”，右迎国语派，和林良、梅逊等人展开文白之争。
年轻时的余光中
年轻时的余光中，元气淋漓，热情澎湃,对文学有一股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十年论战是英雄又是豪杰，但论战之后“陈尸”遍野，高山之上不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在失去许多友情之后，晚年的余光中再也不愿轻启论战了。
事隔15年之后，在1976年4月15日为《天狼星》诗集所作的后记中，诗人再一次回顾并反思了当时写这首诗的利弊：
在15年后的今天读来，表现的技巧虽嫌稚拙，但其中的情操，身为作者，我仍是乐于肯定的。尽管如此，《天狼星》仍是一篇失败之作。
当年洛夫兄曾撰《天狼星论》长评一篇，指出此诗酝酿不足，率而成篇，是一首早熟的失败之作。我也曾发表长文《再见，虚无》，以为答复。
今日回顾之下，此诗当然没有成功，洛夫的评断是正确的，但是他持以评断的理由却似乎不能成立。他认为《天狼星》之所以失败，在于第一，强调主题，企图刻划出完整的人物，但是人生原是空虚而荒谬的，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第二，语言太明朗，意象太清晰，一切都过于可解，不合超现实主义迷幻如梦的原则。
恰恰相反，我自己认为当日《天狼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人物不够突出，思路失之模糊，语言失之破碎，总而言之，是因为定力不足而勉强西化的缘故──就像一位文静的女孩，本来无意离家出走，却勉强跟一个狂放的浪子私奔了一程那样。
在此，我无意以今日之我挟事后见来驳十五年前之洛夫，我相信他今日的诗观也必然大异于昔日了。其实以我当年的那点功夫，无论如何苦心酝酿，反复经营，也写不出一首较好的《天狼星》来的。
天晓得十五年前的那个寒假，为了写这首长诗，我每夜忍寒伏案，曾经吟到夜深。当日的手稿本上，密密麻麻，也不知修改了多少遍。然而艺术不可强求，正如朱熹所谓，“蒙冲巨舰，枉费推移。今日猛一回头，这首诗的种种毛病，便悉现眼底。
在叶珊和痖弦促成之下，诗集《天狼星》终于出版了。当余光中从书架上取出年代久远的《现代文学》，对着那六百多行诗发愁。修改的工作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而他更不愿意像“出清陈货”那样，把旧作送出门便了结。结果，他整整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才把这首诗修改成型。
但是，辛辛苦苦修改出来，余光中也并非十分满意，他说成形，但不是成功。诗人认为《天狼星》旧稿在命题、结构、意象、节奏、语言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毛病。要脱胎换骨，已经回天乏术，他所做的，除了某些较大的手术之外，多半是整容的功夫。
这本诗集的《天狼星》与当初发表在《现代文学》上的《天狼星》已有了较大的不同。
余光中认为：其中的若干观念也只能代表三十三岁的余光中，以后我如果再写这么大型的诗，绝对不会这么写的。
（注：本章有删减。此文曾连载与香港文学评论杂志《香江文坛》2002年8-12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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